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发展史和金融危机史上最严重的2次经济危机：范围波及全球、复苏时间漫长、政策体系重塑等系列长远影响相续发生，并直接影响了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格局变化。比较两次危机的治理与复苏进程，显然可清楚的看到，逆市场化、干预式地危机治理，在缓和了危机冲击的同时，延长了经济的复苏过程，阻碍了经济的调整和市场的“出清”。然而，当前经济回归正常化，却需市场完成“出清”。

　　通常认为，是罗斯福新政使美国经济走出了“大萧条”。罗斯福新政就其内容上看，是典型的凯恩斯需求管理。然而就新政前后的变化看，罗斯福之前的胡佛总统，实行的萧条应对政策也是国家需求管理，胡佛对经济并非自由放任，罗斯福新政只是延续和完善、扩大了胡佛的干预政策而已。

　　无论是萧条开始时期的胡佛措施，还是萧条发展后期的罗斯福新政，应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货币扩张、产业救助和公共建设。具体而言，货币扩张就是搞信贷大投放，给企业创造宽松的金融环境；产业救助就是各类产业规划国际经济合作的实例，当时最主要的就是各类农业扶持计划；公共建设就是政府增加财政开支大搞公共工程。此外，移民限制和关税壁垒等贸易保护主义，也被纳入了萧条治理体系之中经济学必背知识点。就其萧条应对措施的内容上看，所谓的罗斯福新政，无非是把胡佛总统的措施“加码”和增加了力度而已。罗斯福的新政并未脱离胡佛的“新经济”思想轨道，相反在其任内出台了一系列劳工关系法案，如《社会保障法案》（1935）、《劳动关系法案》（1935）、《最低工资法案》（1938），增加了美国工资易上难下的非对称刚性，使得经济的自发调整愈加困难；作为新政重点的公共建设支出，不可避免伴随着国家干预主义的加深，自由市场经济进一步扭曲，公共工程领域普遍的“国进民退”及伴生的低效率，直到半个世纪后的“私有化”浪潮才得以扭转。从经济增长的进程看，罗斯福的新政似乎见到了“实效”：1933年3月罗斯福就任，当年经济衰退（GDP）由上年的12.9剧减到1.2,1934年改变持续了数年的经济衰退局面，GDP增速为10.8，此后3年GDP增长都维持了较高的状态，增速分别达8.9、12.9、5.1，但1938年再度负增长，随后进入战时经济状态。从经济增长动能、价格趋势变动等方面看，彼时经济调整并未取得进展、市场远未出清，结合国际形势，显然当时的经济增长来自各国普遍的扩军备战——过剩产能和农产品，都找到了非市场“出清”的出口！

　　上世纪的“大萧条”使得国家干预主义在西方经济思想和实践中一度占据主流，凯恩斯主义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风行，就是这方面的集中体现。上世纪70年代的“滞涨”，使得自由经济思想重新占据上风，在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经济思想指导下，西方对在之前半个多世纪里建立起来的国有经济成分，纷纷进行了“私有化”改造。这种经济的碰撞和实践变化表明，未来政府的公共建设支出和产业规划，再难以成为政府的周期管理手段和反危机工具。

　　发达经济体2008年危机后的经济激励政策，主要围绕货币政策展开。发达国家都是消费型经济体，且其消费模式和金融密切相关，没有金融支持消费增长就无法实现，没有消费金融的支持，不仅耐消品，就是一般的稍微金额大点的支出，如需要3个月及以上的旅游项目，也会受到影响。这是西方社会储蓄率偏低的历史现实，以及消费习惯所决定的社会经济特征。2008年的金融危机，显然重创了西方的金融体系（也仅此而已），衡量金融机能大小的货币乘数急速下降，美国、欧国际经济合作的实例、日都先后下降到了危机前的1/3-1/2水平，其中以美国最为迅速和剧烈，其下降过程表现为显著的“断崖式”特征。为防止金融突然收缩对消费进而对经济的冲击，发达市场先后采取了极度货币扩张政策，即QE。

　　从危机来源的角度，发轫于美国的2008年金融危机的根源，是始于2003年的美国货币持续宽松，货币持续宽松在美国引发了房市繁荣和“次贷”泡沫国际经济合作的实例，在欧洲则引起了政府债务泡沫（政府很容易为讨好选民的超负荷福利政策在金融市场上融到资），在两大经济体的泡沫先后破灭后，欧美面对货币过松带来的危机，应对之策都是投放更多的货币！一个泡沫破灭了，日子不好过了，那就制造另一个更大的泡沫，以此来摆脱当前的困境。

　　不反思造成危机的原因，却试图“以毒攻毒”，这是典型的反市场经济的做法。货币持续过于宽松，导致了泡沫的不可持续，最终破灭。正确的应对政策应该是回归货币中性，让市场自动出清。更宽松的货币政策只能阻碍出清，延长经济低迷局面。

　　得益于危机后恰逢信息技术又一轮产业化期，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互联网经济的应用，本应很快带动全球经济走上正轨。然而，反奥地利学派回归经济自然做法的西方政策，不但使自身经济不能正常调整，也使全球经济处于危机阴影中的时间不断延长，以致至今未能走出。

　　在这一反调整的路线上，西方至今并未有改变迹象。最新的政策演变思路是：提升市场通胀预期。即在社会对通货膨胀的预期没有提高，或预期的通胀目标没有看到之前国际经济合作的实例，维持货币宽松状态。危机后货币超宽松政策的理由是避免萧条，当前维持货币宽松的理由是推高通胀！然而，经济和通胀之间的“菲利普曲线多年前新经济时代来临后，失效就已成常态！

　　经济不调整、市场不“出清”，意味着经济无法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经济运行就无法走出危机阴影。这正是西方世界当前面临的经济局面，这是长期无法走出危机阴影的经济局面，使某些国家采用了殖民经济时代“以邻为壑”、损人不利己，且阻碍全球经济正常调整的国际经济壁垒政策。

　　正是政府在危机后更加扩大的货币扩张政策，阻碍了经济的调整和市场的“出清”。在全球范围内，世界经济至今未脱离危机阴影，发达经济体近期又在酝酿新一轮的货币宽松和经济刺激计划，而前期讨论货币退出的声音言犹在耳。

　　西方国家为何难以回归货币中性？具体原因不一而足，最终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决定了资本在经济运行和宏观管理中的决定性地位，即使自由经济思想占据了社会主流，但货币回归中性的具体实践，却因对资本整体的伤害而难以彻底实施。资本之间的竞争，使得过去小规模的调整和“出清”还得以施行，2008年的危机，却使得资本整体要为调整付出代价。作为资本整体利益代言人的“华尔街”经济学必背知识点，谋求的是不损害自身利益的对策，如吸引海外资本回流、继续扩张等国际经济合作的实例。其实早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作为反危机具体对策——成立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其目的就是为了打击“做空”。让全民支付代价的“提升通胀预期”、进而实际推高通胀，则符合资本利益，正中华尔街下怀，因而也为政策所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