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纳维芙·勒巴罗纳（Genevieve LeBaron）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丹尼尔·穆格（Daniel Mügge）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杰奎琳·贝斯特（Jacqueline Best）加拿大渥太华大学政治研究学院教授；科林·海伊（Colin Hay）英国谢菲尔德政治经济研究所SPECRI政治分析学教授、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欧洲研究和比较政策中心CEE研究员。

　　摘要：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证明了一般性IPE研究视角的解释力，但面对迅速变化的国际形势，仍有很多国际政治经济新因素一直未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为此，《国际政治经济评论》和《新政治经济学》两本期刊联合开设了专题特刊，用以讨论和收录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研究领域存在的“盲点”。本文归纳并思考了特刊中的IPE边缘化视角，并尝试使用“盲点”一词将文中所涉及的话题推向学术议程的更高层次，这些话题包括：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大型科技公司的崛起、企业权力强化、资产化和气候变化等。其中，性别和种族不平等具有重要研究意义。本文旨在于对部分IPE边缘化视角进行阐述并提出一种有助于纠正IPE研究中偏见的规范。

　　审校：张童沿，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项目组《大译编参》执行主编国内国际热点新闻，现就读于上海理工大学中英国际学院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学者预测，金融危机将引发社会关系的调整与再平衡，削弱少数超富裕群体和企业的力量。但现实情况与这些预测相反，社会不平等和意识形态的两极分化趋势不减反增，排外主义和主义持续上升；反对性别不平等、暴力和种族不公正的斗争比过去几十年更加激烈；在短短20年的时间里，银行已不再占据全球资本主义的顶点，大型科技公司将其取而代之并成功渗入经济的各大动脉，同时在此过程中重塑了社会关系；企业将自己的公众形象从无情榨取利润的“机器”转变为了共享社会价值的“公民”当前国际经济走向，并成为应对消费主义和现代奴隶制等问题的重要力量；移民和反移民的政治骚动已经成为全球发达国家政治议程的首要议题；全球变暖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一直没有得到充分关注。

　　面对这一系列快速变化的全球动态，学者们不得不思考“IPE研究遗漏了什么”？《国际政治经济评论》和《新政治经济学》在专题特刊中尝试把这些边缘化视角推向学术议程的更高层次，包括：制度化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大型科技企业的崛起、企业实力强化和气候变化等。本文使用“盲点”这一标签来描述这些经验性和分析性的边缘性视角恰当且具有激发性，能使这些并未被媒体和学术界忽略的趋势得到更多关注，同时让IPE更加关注作为其前提的假设，更加敏感地意识到这些假设中的疏忽、偏见和遗漏以及IPE研究盲点背后的潜在成本。

　　目前IPE研究中的盲点主要有两种：经验盲点和概念盲点。本文主要介绍经验盲点，如气候变化的根本性转变特征、殖义在政治经济历史和理论中的地位、作为当代金融化关键维度的资产化以及公司权力的演变形态等。而忽视这些经验现象在当代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意义，就有可能误解IPE中的关键概念，从而在分析中产生概念盲点。例如，忽视殖义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核心地位，也意味着忽视了殖民征服的基础性作用，从而可能误解阶级和劳动的核心政治经济概念，以及它们在资本主义后期发展中的影响。

　　本文强调IPE研究盲点的目的不仅在于分析，还在于规范。这些边缘化的观点、趋势和问题其实存在已久，并非全新的论调当前国际经济走向，但它们尚未被充分纳入政治经济分析中，如目前学界从性别、种族和南北差距等视角出发的研究仍然有待填补。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盲点不可避免，要彻底抹去这些盲点也不切实际。但适度建立起对IPE盲点的认识是学科发展必须进行的一步，将有利于鼓励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本文简要概述了现阶段的研究成果，突出了一些常常被忽视的变量和趋势。

　　IPE中最普遍且长期存在的盲点与性别、家庭和社会再生产有关。女权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就这些议题做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强调要拓宽支撑IPE的本体论，更清晰地观察和理解性别权力关系及其所体现出的社会再生产动态过程。但目前这些学术研究仍是孤立的，IPE的分析大多忽略了这一视角，并没有集中关注性别国内国际热点新闻、社会再生产或家庭。

　　瑞士日内瓦国际发展研究所国际关系教授伊丽莎白· 普鲁格尔（Elisabeth Prügl）强调要重视处理IPE中国家和家庭、公共和私人、生产和再生产之间的二元关系，处理不好这些关系有可能产生关于性别和社会再生产的概念盲点，掩盖了各国GDP揭示出的全球经济中女性易被强迫劳动的原因。例如，IPE研究中很多分析和讨论错误地假定性别中立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但实际上劳动力市场或福利国家一直对男女的“适当角色”存有根深蒂固的偏见中山国际网官网国内国际热点新闻，并与其他政治机构相互联系，区别对待男性和女性工作者。

　　当IPE研究忽略不同但重叠的社会再生产关系时，它也就无法看清生产、交换和消费之间互动的过程和关系，而又正是这些过程和关系形成了国家和市场运作的重要模式。该专题特刊鼓励IPE研究在充分理解当代资本主义这些关键维度的基础上，再次反思其所采用的分析假定。

　　另一个普遍且长期存在的盲点与种族和殖义有关。萨塞克斯大学全球研究学院国际关系学古明德·布汉布拉（Gurminder K Bhambra）教授强调，如果不关注殖义及其遗留问题，学者在分析资本主义及其发展（包括福利国家、私有财产、劳工和胁迫）时可能会误解其发展的关键时期、行为体和变化动态。要弥补这一缺陷，需要重新思考IPE理论，思考资本雇佣劳动关系的首要地位、对资本主义运动规律和抽象逻辑的假设以及无产阶级化理论。只有透过殖义的棱镜才能正确地理解资本主义，殖义并非“资本主义出现的伴随条件”，而是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的“内在逻辑”。

　　也有学者以“南北贸易”关系为例，集中讨论种族和文化视角，认为IPE对经济治理（包括贸易协定等国际经济事务）的概念化过程常常忽视了文化价值观，尤其是种族主义的影响。种族及其政治动员力量是理解种族等级制度和社会阶层不平等的关键。在分析国家间关系，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关系时，IPE经常忽视家长作风和种族主义。

　　种族和种族主义是影响经济结构和人们所获机遇的重要因素：它可能会使一个人因在劳动力市场非法贩卖毒品或从事性工作而被监禁；亦可能会使一个人成为财富榜500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也可能导致全球供应链价值分配的不平等。因此，认识和挑战全球经济中的裂隙——种族和殖义领域的系统性盲点，既具有分析性价值，也具有规范性意义。

　　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博士后阿塔尔（Maha Rafi Atal）在研究中关注跨国公司如何获得政治权力、行使政治权力以及如何被监管问责。她通过对技术平台公司的分析，发现了关于IPE对公司理解的盲点。科技公司的崛起不仅意味着企业主导地位在生产部门之间的转变，确切地说，在科技公司自己有意打造的高度分散组织形式的背后，这样的崛起代表着少数几个大公司和国家之间对公司权力的整合中山国际网官网，这些平台公司在收集、处理加工和发散各种信息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

　　同时，科技公司可以将自己的多方面特点作为一个关键的话语工具综合运用，以更强有力的监管。例如，Facebook可以是一家广告公司、一个社交媒体平台、一个负载内容的主机、一个数据分析者，同时还可以是其他角色。但如果公司孤立地从每一个单一维度来决策，它就无法继续保持这种优势。这些公司独特的结构和规模使其能够绕过或规避传统的规范公司行为的监管工具，给监管带来挑战和压力，从而使企业获得政治权力。

　　学界尚未充分解释科技公司在全球经济中的核心作用，也证明了IPE理论的确存在对企业权力理解的盲点。当前，我们必须把这些公司放在合适的位置进行研究，不仅因为它们是拥有独特商业模式的商业巨头，更因为它们引领了新的、强化的资本主义动态，体现了一种新的盈余提取模式，补充并取代了金融化这一的典型模式。

　　随着金融及其相关逻辑更深入地渗透到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当代资本主义的金融渠道也在向着安全化方向发展。当代的经济转型亟需关注和研究这一动态，也正是经济活动的日益频繁和复杂加剧了其本身的脆弱性。阿姆斯特丹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德戈德（Marieke de Goede）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这种脆弱性与金融基础设施有关，如果金融基础设施遭破坏，危机可能会迅速波及更广泛的经济关系。在金融数字化的时代，这一致命弱点愈加凸显：金融的复杂性意味着存在更多潜在的破坏点。另外，过去几年经济的各种崩溃现象也说明，金融交易运作的快捷使得即使是短暂的失能也会让整个系统动荡。

　　虽然金融基础设施常常被认为是无害的或技术性的，但事实上它具有高度政治性特征，从其初创时就充满了殖民形式的暴力和斗争。对金融基础设施的调查不仅可以揭示当今资本主义的后殖民性质，也可以呈现国家如何控制金融基础设施，以及它们如何产生和加强不平等。例如，美国切断伊朗金融基础设施以对伊实施制裁，这启发我们思考如何将金融基础设施武器化：控制金融基础设施使用权可以将其作为地缘政治杠杆而产生威胁。

　　从本质上说，日益走向数字化和复杂化的金融，被作为攻击点和武器使用的范围越来越大。IPE存在安全经济关系的盲点，表现为学者们不仅在全球资本主义中，而且在殖民地地缘政治中，对数字基础设施所起作用的忽视。

　　全球金融危机产生了一系列长期影响，保罗·兰利（Paul Langley）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的IPE分析中，将“各种事物转化为资产”的趋势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大量对金融化资本主义特权的商品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分析都倾向于将“金融逻辑、技术和实践”与投机混为一谈国内国际热点新闻。但资产化过程与之不同，它是一种“政治技术”，赋予投资者而非金融市场交易员或财产所有者作为当代金融化资本主义关键人物的权力和估值特权，对独特的经济和政府投资逻辑至关重要。

　　关于金融化的研究表明，金融化是由贫穷的、认为福利国家在萎缩和衰退的公民所推动，兰利在这一说法上补充：金融化是由拥有大量资金的人推动的，投资者们在寻找可以转化为投资机会的目标物。随着马克思确定的资本主义商品化趋势的转变，资产化也越来越延伸到自然和社会领域。

　　这种转变趋势加剧了新的不平等模式。关注IPE中经验盲点之一的资产化现象，可以得到一个新的金融化研究议程。该议程超越了信贷和债务，关注的是研究对象本身如何成为当代政治经济中价值的来源和不平等的驱动因素。

　　气候变化以及为缓解气候变化而进行的政治斗争，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气候政治领域研究学者马修·帕特森（Matthew Paterson）认为气候变化从根本上影响了整个IPE研究的动态，但学界将环境政策视为一个单独议题的倾向让许多IPE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一点。

　　迫在眉睫的气候崩溃可能会引发从贸易政策到知识产权等一系列政策领域的变化。迅速发展的环境动态可能改变（并且已经改变）我们所知的全球政治经济，这或意味着IPE领域仍然存在着很多经验盲点。这些盲点具有重要的概念含义，因为气候变化改变了全球范围内政治力量的分布和社会变革的计算方式。

　　气候变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特点之一。但很大程度上，目前的IPE并没有运用与其高度关联的知识来理解和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社会变革。IPE学者迫切需要应用其方法、理论和知识以实现转型，思考过去对增长、物质财富和分配的传统理解现在是否仍然适用；分析气候变化及其引发的粮食生产和移民等连锁问题如何从根本上改变劳动、贸易关系、金融及监管、经济治理等传统议题中山国际网官网。

　　没有一项研究可以同时囊括所有视角，但我们依然不应该忽视当代资本主义核心关注点之外的、塑造和影响了国际政治经济的关键视角。处于全球金融危机核心地位的次级抵押与美国信贷市场的种族化结构密切相关；福利国家制度和社会政策的差异与家庭内性别分工的国家差异直接相关；殖民地遗留问题在不对称的贸易关系和谈判中发挥了作用；气候变化给能源政治和重塑农业政策等蒙上了阴影。IPE对这些趋势的忽视源于长期以来经验性和概念性的盲点，由此一定程度上引发了IPE分析的缺陷和面对变化的反思性不足，扭曲了IPE用来理解世界的镜头。

　　随着世界迅速而根本的变化，IPE分析框架和新问题也必须不断发展。无论研究的主题是什么——金融、贸易、劳动关系或特定的经济政策，思考特刊中强调的动态因子如何影响当前的政治经济并塑造我们未来的可能性，无疑具有重要分析价值。

　　国际形势的迅速变化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但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单纯的经济学研究往往无法对现实经济现象做出强有力的解释。而经济学、政治学以及社会学等诸多学科之间分离与隔绝的状态也不利于IPE的深入发展。

　　《国际政治经济评论》和《新政治经济学》是IPE研究中“英国学派”的重要阵地，发行伊始的目标就是要构筑起一座连接国际经济与国际关系的桥梁,将国际政治经济学建成一门吸收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心理学等不同知识的学科,反对将国际政治经济学变成经济学、国际关系学或者政治学的附属领域。本文作者简要概述并突出了以上两本期刊中收录的、常常被忽视的IPE研究变量和趋势（被形象地称为“盲点”），包括：制度化的种族主义中山国际网官网、性别歧视、大型科技企业的崛起、企业实力强化和气候变化等，认为经济变化的主要因素经常在经济分析框架之外。

　　但需要注意的是，作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边缘化视角和趋势的介绍并不意味着要打破传统的货币权力等视角，而是希望透过女权主义、种族、气候变化等视角构建起新的、更有创造力的IPE研究框架。该文提纲挈领地介绍了一些非主流视角，为读者具体深入了解这些视角提供了目录，起到一定“索引”作用，具有极强的开拓性质和先锋探索意义。

　　[2] 王正毅.国际政治经济学50年:现实变革、议题设定与理论创新[J].国际观察,2021(01):41-74.

　　问题1、作者概括归纳了当代资本主义的边缘化视角和被忽视的趋势，您是否认同IPE研究应当更加关注非主流视角？请就此进行阐述。

　　问题2、在中美关系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格局主要矛盾的背景下，新时代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应当特别关注哪些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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