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刘汉民 齐宇 解晓晴：股权和控制权配置：从对等到非对等的逻辑——基于央属混合所有制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15.李丁 马双 何欣 甘犁：中国经济问题与微观数据研究——首届微观经济数据与经济学理论创新论坛综述

　　[内容提要]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历史与思想、理论与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从时代提出的发展命题出发，到提出破解这一命题的新发展理念及相关的“五位一体”总布局，再到贯彻新发展理念和实现“五位一体”的基本方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从如何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怎样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创造怎样的宏观经济环境，到为此需要怎样的制度和秩序创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最后回答为什么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最终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以上内容形成了严整科学的逻辑体系。

　　[内容提要]在新古典理论的鞍点路径上，本文构建了包括清洁品、污染品及能源生产三个部门的理论模型中国三大经济支柱，加入政府治污投入外部效应的污染治理机制，采用shooting方法计算鞍点路径上的均衡解，设计动态环保税及政府补偿率的优化政策组合，研究环境规制政策所导致生态保护者与环境受益者的收入分配失衡问题中国三大经济支柱。主要结论为：渐进递增的环保税及政府补偿率的环境政策组合，实现了经济持续增长、环境质量提升和收入分配格局改善的三重红利。相比而言，过度的政府补偿政策，会抑制经济增长速度，延缓收入分配格局改善进度；而不足的政府补偿政策，会导致收入分配格局失衡，扩大的产出规模也不会带来社会福利增进。绿色经济增长路径上环保税与政府补偿机制之间的动态优化组合，对于发挥环境规制的有效性和调动全社会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内容提要]在国家创新追赶战略的引导下，中国各省级政府出台的专利资助奖励政策，是否对企业专利质量的提升产生了抑制效应？是否造成了中国的专利“泡沫”和专利的“创新假象”？这已成为学者们必须高度关注和亟待解答的重大研究命题。本文使用文献中常用的专利生产函数设定计量模型，利用改进的企业层面专利质量测算方法，实证检验了中国各省级政府出台的专利资助奖励政策，是否对企业专利质量造成抑制效应的经验事实。主要发现是：中国各省级政府出台的专利资助奖励政策，相当程度上对企业申请的发明与实用新型专利质量造成了抑制效应国民经济行业注释，但是对企业授权的发明与实用新型专利质量表现出中性作用效应。由此表明：一方面，政府专利资助政策扭曲了企业专利申请的动机，导致大量低质量专利产生；另一方面，中国的国家专利审查和批准制度国民经济行业注释，一定程度上会纠正专利资助补贴政策对企业专利申请所带来的负向激励效应。后续的各项稳健性检验进一步验证该结论。本文的研究发现为中国专利制度以及创新追赶战略的调整，提供了有价值的政策参考依据。

　　[内容提要]从经济学与社会学跨学科的视角思考我国时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关注社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关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践均证明了包括创业在内的创新在其中的核心作用。而从社会分层的视角，创新群体形成的职业阶层与其他职业阶层间可能存在差异。这种阶层差异将对创新进而对增长产生影响。本文在创新的增长模型基础上，导入职业阶层因素，利用理论模型解析其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当创新阶层的阶层地位低于与其存在人力资源竞争关系的其他职业阶层时，阶层差异将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中国三大经济支柱，且这种负面效应将随创新效率的提升而加剧。而影响职业分层的人才选考制度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正反两面的不同效应。本文还尝试利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对主要结论进行实证检验。

　　[内容提要]准确衡量产能利用率是理解和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关键。利用企业层面资本折旧率和产能利用率的对应关系，本文在生产函数估计框架中引入了产能利用率的作用，发展出同时估计产能利用率和生产率的方法。该方法清晰界定了产能利用率的概念，并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本文利用该方法估计了中国工业企业1998—2007年以及2011—2013年间的产能利用率，结果显示：1）忽略产能利用率的变化在总体上低估了中国工业企业的生产率水平；2）在2007年以前，中国工业企业的产能利用率经历了一个整体上升的过程，但是在随后有所下降；3）不同性质的企业具有高度的异质性，生产率较高、人均资本存量较低、出口产出比更高以及利润率更高的企业往往有着更高的产能利用率。

　　[内容提要]本文从地方政府对微观个体的担保出发，兼顾金融分权、户籍管制以及分税制等特征，运用多政府层级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探讨了政府担保及其“稳增长”目标在地方政府债务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政府担保的发挥不仅依赖于其对产出增速的反应，还借助于地方竞争。当前者占主导时，不仅政府担保对资本的正向作用增强，而且对生产效率的负向影响也持续深化，从而导致产出增速下降更剧烈，并可能步入“越担保就越需要担保”的“负反馈循环”中；当后者居于主导时，则带来“政府担保增加”与“经济增速上升”之间的“正反馈循环”。由此造成的后果是，经济的“大起大落”以及地方政府债务的大幅波动。政府担保对产出增速的反应既要求政府担保的成对性，还隐藏中央对地方的纵向担保。政府担保对地方政府债务的解释度在长期内维持在30%左右，其缺失可能引起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集中释放。据此，应平衡好稳增长、去杠杆与防风险在宏观调整中的相对关系，并进一步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使其制度化与透明化，适时弱化地方政府对微观个体的担保。

　　[内容提要]本文反思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基于我国1998年第1季度—2014年第4季度的宏观季度数据，识别出我国财政政策对就业影响的特征事实：财政投资支出扩张会导致国有企业就业上升，民营企业就业下降。为了理解这一现象，通过对一个同时包含异质性企业、纵向产业结构和分割劳动力市场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进行分析，发现产业间关联、要素禀赋结构和劳动供给弹性是影响财政政策就业效应的主要因素。财政政策扩张在带动国有企业产品需求的同时，也通过拉升中间投入品价格导致民营企业生产成本上升，进而抑制了该部门的劳动需求。随着财政政策力度的逐渐衰减，位于产业链上游的国有部门存在就业超调。贝叶斯估计结果显示，国有企业的资本密集程度更高，所对应市场的劳动供给弹性更小，且与民营企业的关联非常显著，以扩大政府投资为主要特征的财政政策总体上无益于促进就业。

　　[内容提要]现有研究把中小民营制造企业的经营困难要么归结于用工成本的上涨，要么归结为宏观税负。本文基于多层因子企业绩效模型和中小板上市公司数据，综合分析企业微观个体资源配置、行业周期和宏观经济环境对不同经营状态下企业绩效的边际效应。研究发现，对于经营状态较差的企业，用工成本确实是最主要的制约因素，“机器换人”和技术创新是企业脱困的必要手段。但经营状态较好的企业，约束主要来自宏观环境因素中国三大经济支柱，而不是用工成本。所测得的宏观环境因子呈现典型的L型趋势，折点位置在2010年，其总体趋势与宏观税负高度吻合，而短期波动则与企业实际税负基本一致。因而，技术升级是中小民营制造企业维持生存的关键，但能否做强则主要依赖于政府的降税减负。反事实仿真实验验证了实证结论的稳健性。

　　[内容提要]在不完善的税收征管体制下，具备自由裁量权的税收征管人员会通过接受贿赂的方式来纵容企业逃税国民经济行业注释，征纳双方之间的合谋行为事实上是引发税收收入流失的重要原因。基于2010—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层面数据，本文从经验上考察了征纳合谋对于企业所得税逃税的影响。以企业的业务招待费支出占比作为其贿赂支出的代理变量，我们发现，企业的业务招待费支出占比越高，其逃税程度也越高。同时，由于合谋的动机是为了逃税，业务招待费支出对于企业逃税的提升作用主要存在于名义税率较高的企业，而在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中则不明显。最后，由于反力度的提升增加了征纳双方合谋的成本，降低了合谋的意愿，研究发现，2012年12月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之后，业务招待费支出对于企业逃税的影响显著下降国民经济行业注释。

　　[内容提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逐步构筑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网络，是“十三五”时期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而大型区域贸易协定（MegaRTA）的建设是其中的核心内容。本文构建了一个29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一般均衡大型数值模型系统，根据现有区域贸易协定谈判的现状将影响机制精确地建模到系统中，进而采用“反事实”模拟方法定量评估并比较了中国现有大型区域贸易协定谈判的潜在经济影响。模拟的结果发现：（1）这些协定都会提高中国的福利、产出、就业和贸易，其中贸易效应最强、产出和就业效应其次、福利效应相对较小；（2）协定其他成员都会获利，比较而言，经济规模小和出口依存度高的成员受益更多；（3）比较发现，亚太自贸区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对中国的积极作用最突出，其次是中日韩自贸区，积极效应较小的是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和中国—海合会自贸区。论文扩展和丰富了区域贸易协定的理论建模和量化分析方法，并且模拟的发现对于中国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战略的政策选择、优先次序及谈判策略都具有政策参考价值。

　　[内容提要]新近诸多实证研究表明，一国货币持续升值往往促使国内风险信贷激增，并可能引发金融危机，该现象可称为跨境资本的国际风险承担渠道效应。本文以一个开放型理性预期均衡框架为基础，构建了跨境资本与金融风险的内生性关系，剖析并分离了跨境资本流动的国际风险承担渠道效应，从而为上述实证结论提供了理论支撑。基于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参数特征，本文通过动态模拟发现：（1）跨境资本流入可导致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上升，风险偏好增加，金融加总风险被推升，实体部门借贷利率提高，金融系统杠杆增加；（2）资产边际风险增加促使中介风险选择趋于保守，资产价格骤降，跨境资本流出，金融系统被动去杠杆。通过分离跨境资本流动与内生性风险变动所产生的风险承担渠道效应，本文进一步发现金融加总风险水平越高，跨境资本流动造成的风险承担效应越剧烈。当风险水平高过某一特定值时，本币的升值趋势反而将可能导致跨境资本净流出，造成跨境资本行为反转，加速金融收缩。上述结论与2015年A股大幅波动时的宏观现象相仿，意味着本文从宏观视角为此次事件提供了一类理论解释。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加总的意外盈余是否传递出未来通货膨胀的信号，以及经济主体的通胀预期是否对该信息做出反应。论文根据公司管理层的盈余预测计算加总意外盈余的五种测度，实证发现加总的意外盈余显著传递出未来CPI通货膨胀的信号，有助于增益经济主体对通货膨胀的预测，公司盈余信息在加总层面具有预测宏观经济变量的价值。论文进而根据人民银行储户问卷调查计算居民公众的通胀预期和通胀预测误差，实证发现居民公众的通胀预测误差与历史的加总意外盈余显著相关，加总意外盈余对通胀预测误差具有显著解释力。可见国民经济行业注释，居民公众预测通胀、形成通胀预期的过程中并没有充分使用加总的公司盈余信息，并未对加总意外盈余传递出的通胀信号做出反应国民经济行业注释。实证结果对加总意外盈余、通胀预期的不同测度，以及工业子样本均稳健。

　　13.刘汉民 齐宇 解晓晴：股权和控制权配置：从对等到非对等的逻辑——基于央属混合所有制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内容提要]针对混合所有制企业改革中企业控制权安排的难题，利用我国央属具有混合所有制性质的上市公司数据，在控制行业分类的前提下，通过研究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论证了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等配置的逻辑合理性。研究发现，降低前五大股东中国有股占比有利于提高企业绩效，但过多提高非国有股占比不会提高企业绩效；提高非国有董事占比有利于提高企业绩效，但过多减少国有董事占比不会提高企业绩效；相比于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更大。在上述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了国有股占比和非国有股占比的最优区间，并提出了在不改变国有控股地位的前提下，解决混合所有制改革困局的设想和建议。

　　[内容提要]婚姻和性别是影响经济主体风险决策行为的关键因素。本文以2007—2015年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研究实际控制人夫妻共同持股对公司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由夫妻共同持股的家族企业，其杠杆水平显著更低、现金持有水平显著更高；妻子持有股份会显著地提高其进入公司任职的概率并且增加公司聘用女性高管的概率，同时，乐意与妻子共享股份的丈夫大男子主义倾向更低，这些因素使得夫妻共同持股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更低。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夫妻共同持股对公司风险承担的作用受管理层中夫妻双方的亲戚涉入、双方学历差异以及地区婚姻氛围影响。本文同时将婚姻和性别问题与公司财务行为结合，探讨了“夫妻店”式家族企业的风险承担特点，发现企业家的夫妻关系具有超出家庭范围的影响，这为从更广阔的视野理解家族企业的决策模式和财务行为提供了新思路中国三大经济支柱。

　　15.李丁 马双 何欣 甘犁：中国经济问题与微观数据研究——首届微观经济数据与经济学理论创新论坛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