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新发展中国所面临的新机遇。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创新发展的最重要依据。它的理论内涵包括：中国式现代化与社会主义道路结合的必然性、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与中国工业化实践结合的客观规律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小康社会，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对外开放，是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式现代化对时代之问世界之问的答案是：不存在单一的现代化模式，现代化不是生产总值崇拜，它具有的多面性，决定了现代化文明的多样性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性；它要求坚强的核心领导并实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它要求驾驭和利用资本；中国和非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必然壮大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考察中西方千年金融发展，从国家治理逻辑角度提出了中西方金融大分流的新假说。该假说认为金融大分流的本质在于能否建立起可持续的公共信用体系，根源则在于中西方目标与治理模式的分野以及由此带来的公共信用供求的差异。该假说强调“目标函数”决定“行为方程”，揭示了目标以及与之相契合的治理模式选择在各国金融制度长期演进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为分析金融大分流提供了更为完整的逻辑链条和更有说服力的理论机制。基于大历史视域下的国家治理逻辑假说，以及近代以来中国为现代化融资所进行的艰难探索和成功实践，本文认为，超越金融大分流所暗含的“从分流到合流”的逻辑，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是金融助力现代化的必然之选：既要深刻总结各国金融发展所呈现的规律性认识，又要找准并坚持中国特色，真正做到“以我为主，博采众长”；归根到底，中国特色金融发展的逻辑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逻辑。

　　内容提要：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本文区分两类研发创新活动：突破性创新与迭代式创新，通过构建研发创新竞争模型探讨数据要素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活动选择与市场份额。理论研究发现，相比于传统经济环境，数字经济中的大企业更倾向于依赖生产过程中伴生的数据要素进行迭代式创新，突破性创新动力不足；中小企业的突破性创新亦遇困局，社会整体创新水平下降，数据要素“陷阱”逐渐形成。在引入企业退出等机制后，数据要素陷阱问题更加严重；在引入网络效应、多元竞争、二手产品市场等机制之后，数据要素陷阱问题得到一定化解。本文指出，通过有针对性地增强数据隐私保护，建立健全数据交易市场，搭建“数据—创新”联合协作平台，完善优化二手产品市场，促使企业将研发重心转回突破性创新，显著提升社会整体创新水平，助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内容提要：参照芯片断供的现实背景，本文在“制造商—零售商”纵向结构框架下考察了技术断供对自主创新激励的影响。技术断供意味着，技术领先的上游国外制造商不能向某个下游零售商提供中间品。分析表明，技术断供前，技术落后的上游本地制造商缺乏自主创新激励的重要原因是创新的“货币外部性”：尽管其技术追赶可以通过压缩国外制造商的抽租能力而让下游厂商获益，但其本身却无法通过赢得下游市场并从中获利。技术断供后，被断供下游零售商只能从本地制造商采购中间品，这种“绑定效应”部分内化了本地制造商的货币外部性，进而会提高其自主创新激励；但与此同时，技术断供也会提高外国制造商为阻止本地制造商技术追赶而实施人才圈定策略的激励和能力。所以，为破解外国制造商的“人才圈定”策略，需要以政府采购等方式对本地制造商进行有相当力度且有持续性的创新政策支持。

　　内容提要：从替代体力的蒸汽机到替代脑力的AI，重大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创新和应用都深度改变了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并成为学界研究焦点。然而梳理文献发现，现有关于劳动节约型技术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其应用或引进，对其创新关注甚少。本文首次结合AI领域前沿的BERT语言模型和专利摘要较为精准地识别劳动节约型技术创新。在此基础上，考虑到中国正处于老龄化加剧中国所面临的新机遇、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阶段且劳动节约型前沿技术引进日益受阻，检验劳动力成本上升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的劳动节约型技术自主创新。基于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显著地促进了劳动节约型技术创新的概率、数量、占比以及质量。使用考虑中国省界特征的相邻城市样本来解决潜在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本文提出的特定技术创新的识别方法可复制推广，在技术创新相关研究领域有较大应用前景。本文研究结论对于理解我国在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加剧、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阶段的特定类型技术创新有重要启示。

　　内容提要：近年来，随着可持续发展意识的增强，企业的ESG表现逐渐受到了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并对企业长期经营产生持续影响。在新发展阶段，ESG表现能否促进企业创新值得深入研究。论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了ESG表现对企业创新可能的影响及机制，利用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的专利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ESG表现的创新效应。研究表明：ESG表现可以显著提高企业创新产出，这一促进作用在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发现，ESG表现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员工创新效率和风险承担水平等机制促进企业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ESG表现不仅提高企业创新产出数量，还有助于提升创新质量；但随着ESG评级不确定性程度提高，ESG表现对企业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相对减弱。为此，应进一步鼓励企业加强ESG建设，加快构建ESG信息标准化和强制披露制度，提高企业ESG信息披露质量，推动企业创新，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内容提要：碳中和目标下减排任务的远近统筹是中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Hotelling法则，以代际贴现效用之和最大化为目标，减排总量为约束，构建代际减排模型。研究发现减排代际均等化是使社会总效用最大化的必要条件，即在排除经济增长的影响后减排的边际效用、净收益（影子价格）以及碳排放价格的现值在不同时期均应相等，并进一步分析了温升目标、贴现率国民行业大类小分类、技术进步等相关参数变化对减排路径以及碳定价的影响。最后，以中国为研究对象，探究了为实现碳中和的最优减排路径，提出应当在前期少减排，将更多的减排任务留给后期，从而将碳中和目标伴生的经济损失控制在GDP总量的0.2%—0.4%，并基于此探讨了不同减排轨迹下的产业结构调整路径。

　　内容提要：当年轻劳动力从低收入地区流向高收入地区时，低收入地区社会保障赡养负担和缴费率上升，实际收入下降，进而引发更多人口流出，影响区域协调发展。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和实证数据分析了三种社会保障区域协调模式在效率和公平方面的表现。分析发现，“区域独立”和“全国统一”模式均未能实现效率最优，前者导致各地实际费率差异和劳动力流动规模过大，而后者则过小，存在一个帕累托效率最优的“相互调剂”模式。然而，如果兼顾公平性，只需付出微小的效率损失就可以大幅增进区域公平，加大跨区域调剂力度的“公平—效率转换比”极高。实证数据显示，当前社会保障区域协调模式已接近效率最优，但仍需大力推进公平性国民行业大类小分类。未来推动区域社会保障协调发展，应当加大调剂和统筹的力度以及对人口流入地区的社保稽核力度，并预防人口过度流动带来的区域发展失衡。

　　内容提要：针对中国的经验研究均发现，退休导致职工医疗服务利用增加和医药费用上涨。本文基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住院患者报销明细数据，使用按日度量的年龄作配置变量的断点回归设计，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具体而言，首先，退休对住院次数和住院天数没有显著影响，但导致患者次均住院费用下降16.5%。其次，患者退休后住院费用下降不是因为医生为患者选择了低自付费用的治疗方案，而是患者身体健康状况改善或个人支付能力下降所导致的。最后，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公共部门职工和男职工退休后次均住院费用下降，而民营部门职工和女职工的次均住院费用退休后没有下降。由于职工退休后不会多消费住院医疗服务、不会多花住院医药费用，延迟退休不一定能抑制医药费用上涨。

　　内容提要：本文考察了处于不对称强弱关系中的电商动态定价策略，并分析其竞争效应，结果表明：电商可以通过高低定价实现对急需型顾客的价格歧视，并利用低价匹配策略削弱竞争对手的降价意愿，从而在动态价格调整中产生协调效果，抬高面向不同顾客群体的均衡价格。从竞争效应看，相比独家经营情形，存在低价匹配策略的非对称双寡头博弈均衡中，优势电商在高、低两个价位的定价水平总是更低，而弱势电商的定价则有可能相同甚至更高。使用2020年8月至2022年1月在京东、苏宁按月采集的四大类家电产品的型号、价格及市场进入退出数据进行经验分析，印证了有关定价行为特征及竞争效应的理论推断。本文深化了对电商复合定价行为的认识，对优化线上市场具有启示意义。

　　内容提要：本文为研究政府间转移支付提供了一个可拓展的一般性理论框架。在公共支出存在外部性、地区对于公共品需求具有异质性偏好的设定下，本文证明中央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是公共支出的函数，其边际量大小由四个因素决定，分别是支出对转移支付的弹性、公共支出在地区间的分布、中央对公共支出均等化的偏好，以及地区公共支出的外部性大小。结合该理论框架，本文进一步使用中国2019年的县级财政数据进行了数值分析，结果表明最优边际转移支付呈现U型且主要为负，其形状主要由公共支出均等化偏好和外部性决定。通过与现实政策对比，本文认为应进一步增强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倾斜力度。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中国所面临的新机遇，刚性兑付被视作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扭曲性特征之一，然而刚性兑付这一隐性规则在中国影子银行发展之初就存在。本文研究表明，刚性兑付的作用在中国影子银行的不同发展阶段上具有差异，决定因素是刚性兑付的资金来源。早期刚性兑付的资金主要来自资管机构的自有资金，刚性兑付把资管机构变成投资风险的实际承担者，不仅倒逼资管机构审慎投资，也让投资者对资管机构产生了信任，因此早期的刚性兑付既是一种自律机制，还是一种信任机制，让中国影子银行在基本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实现资管规模的快速增长。然而，资管机构自有资金的增速落后于资产规模的增速，以至于在一定时点后资管机构不再能够以自有资金维系刚性兑付，只能依靠“拆东墙补西墙”等方式，但这样的做法不仅不可持续，反而会诱发风险、掩饰风险，此时政府应当强制打破刚性兑付。本文能够为政府在不同时期对影子银行和刚性兑付态度的转变，以及2018年资管新规“破立结合、双管齐下”的治理逻辑提供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