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不少文章对于市场作用的认识，其中不乏经济学大师，既然大家对市场的认识这么统一，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争论，而且国外也是新古典和新凯恩斯学派争来争去。看来，对于市场的作用还需要深刻的认识。在这里，我不是反对市场，只是想说，我们既要看到市场积极的一面，也要看到市场消极的一面，要对市场的作用有全面的认识，而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极端计划走向极端市场。目前，对于中国的经济问题，总是有一句话“总的来说，这些问题都是改革过程中产生的，必须坚持市场经济的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解决。”（林毅夫）。似乎，目前中国的经济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的作用来加以解决，而忽视和回避政府的作用，甚至极端反对政府的作用。目前，必须要谈论政府的作用了，这是中国的发展无法回避的问题。但是，一谈到政府计划，就会带来很大的争议，导致无论是官方还是学界，都无法认认真真的讨论政府的作用，这可从2005年引起极大争议的刘国光的访谈中可以看出。另转张晓辉的文章，他的比喻是不仅生动，而且深刻：“效率是发动机,公平是方向盘,前者决定车的速度,后者确保车不要开到悬崖上去。” 我们要看到，市场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有时候甚至比政府更加“恐怖”，只不过，这种“恐怖”是无形的，而不如政府的“恐怖”那么有形，可惜，无形并不代表不存在。“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完全用食物链贯穿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子?”

　　这件事情发生在中国银行北京科技会展中心支行。2008年我在该行开了一个可转账的储蓄账户，得到了一张带密码的借记卡。因为忘记了密码，我今年6月24日想去银行找回密码。在排号等了20分钟后当下中国的经济形势，3号窗口的出纳员告诉我得新开一个使用新密码的转账账户(回过头来想，也许我应该对他提出质疑，并直接找他的经理，但我没有)。不管是他在说谎还是中国银行就是这样规定的，这都是银行经营低效率的体现。填新账户申请表格，不断重复输入密码(大概输了16次)，等出纳员填完其他一些要求的表格，完成所有程序总共花去了40分钟。终于，出纳员告诉我新账户开通了，并给了我一张新的借记卡。可是第二天，当我用这张卡时，每次都被告知账户余额不够支付，甚至连两个人在宾馆里的早餐钱都不够。如果真要是我不得不用我在中国银行的存款支付我中国行程的费用的话当下中国的经济形势，结果将会怎样？第二天我已离开北京。请中国人民大学一位办事人去银行询问，出纳员告诉她，我需要回到银行再开一个使用新密码的转账账户才能解决问题！

　　……正如我在《中国经济转型》一书中提到的，减少这种不快的简便途径是将国有企业的产权转向私人，或者尽可能地通过租赁合同实现私人经营，并且在国有企业经营的领域允许并鼓励竞争，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做可以提高中国经济的整体运行效率。(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在我的想象中，美国银行最有竞争力，其良好的服务是中国各银行望尘莫及的……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妻子赴美留学不久，发来一封信，赫然在目的是满纸对美国银行非常时常以及美国银行的服务质量甚至不如国内银行的字眼。她在信中说：“麻省理工学院这儿的银行服务还不如国内好。他们总是让顾客长时间等待，效率甚至低于国内银行。他们之所以能够存在而没有被抱怨吞没，是因为这儿的人相比国内来说实在是太少了。最糟糕的事情是这儿的银行从来不向顾客解释有关的情况，你甚至无法知道利率是多少，你也无法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费用，以及发生多少费用。银行中没有国内银行常见的告示之类的东西，他们希望你自己能在ATM机上做每一项事情，而你要是咨询的话，他们就要收取你的费。我初次使用ATM机，不知道银行居然规定每次使用需收费0.5美元。结果我用了7次，总共交了3。5美元，而我到头来也没有弄清楚此项收费有什么依据。所以，我不喜欢这儿的银行……”

　　妻子的抱怨让学经济学的我大出意外，同时又大感迷惑……于是我把我的看法发到网上……中国银行的巴曙松博士自感“这个帖子该他回”，于是回复如下：“为了提高效益，中国银行曾邀请国际一流的顾问公司进行客户咨询，他们的建议是：全球范围看，80%左右的银行客户是不能给银行带来综合收益的，只有20%的客户能够给银行带来效益。因此中国去世的经济学家，我们的建议是：重点为20%的客户提供优质服务。至于那80%呢，要么加收形形色色的手续费，要么不花费过多的人工来伺候你，是否选择在本行服务悉听尊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下中国的经济形势，国内对于大多数客户一视同仁的服务，正是商业化程度不够的表现。看来，彻底的市场经济是无耻的。” 巴曙松的话让我茅塞顿开。

　　《经济观察报》：您在1979年就深入论证过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在1992年十四大前就明确提出用市场方式取代行政计划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但是您今年中国经济学奖的“答词”出来后，一些人不明白中国去世的经济学家，一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有着深刻认识的经济学家，为什么对市场化改革提出了如此尖锐的批评？

　　刘国光：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世纪性的问题，我曾作过多次论述，我在“答词”中不过是重复过去的观点。我说了“要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又说了市场也有缺陷，不能迷信市场。对于计划经济的弊病和市场经济的好处，我过去讲的好像不比谁少。但是，当然，话还要说回来，人的思想是发展的，我不敢像有些人那样自信自己一贯正确，任何人都不可能一贯正确。过去，在感受了计划经济的种种问题之后，我们慢慢地就要搞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不能解决效率和激励问题。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是历史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初期，我只意识到计划经济有毛病，觉得要搞市场调节。但那时是主张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以后经过对中外经验的反复思考和研究，逐渐地看到了市场经济的作用，形成了市场取向改革的信念，赞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差不多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初期的事情了。这说明我这个人不很聪明，思想发展很慢，但我觉得这是符合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我在“皈依”市场取向改革信念的同时，就提出不要迷信市场。我们应当重视价值规律，但不要认为价值规律本身就能把一切事情管好，并把一切事情交给市场去管。现在我还是这样想，不过是重复过去的观点，没有新鲜的东西，老一辈的人应该都知道的。

　　刘国光：从我上面讲的经过，你可以判断我有没有这个意思。既然“皈依”了市场取向的改革，既然赞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就是说要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和主要手段，那就是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来看待。那么“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和主要手段，就不能再起作用了。至少在社会主义整个初级阶段，都不能起作用，那是再也明显不过的道理。

　　不过，作为经济制度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制度前提下的“计划调节”(这里说的是广义计划，也包括战略性指导性计划，必要的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和调控等等)，不能混为一谈。我在“答词”中说，要在“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同时，必须有政府的有效调控干预，(对市场的缺陷)加以纠正，有必要的计划协调予以指导”，就是这个意思。这里面哪有作为制度的“计划经济”并没有过时的意思呢？！

　　我在提出用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的时候，就讲了市场缺陷的问题。我列举了市场经济下不能完全交给价值规律或市场去管而必须由政府过问的事情。

　　我想，至少有这么几件事情是不能交给价值规律去管的。第一件事是经济总量的平衡——总需求、总供给的调控。如果这事完全让价值规律自发去调节，其结果只能是来回的周期震荡和频繁的经济危机。第二件事是大的结构调整问题，包括农业、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第一、二、三产业，消费与积累，加工工业与基础工业等大的结构调整方面中国去世的经济学家。我们希望在短时期内如10年、20年、30年，以比较少的代价来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现代化、高度化。通过市场自发配置人力、物力、资源不是不能实现结构调整，但这将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要经过多次大的反复、危机，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实现。我们是经不起这么长时间拖延的，也花不起沉重的代价。比如一些影响比例关系的重大工程规划必须由政府来做，反周期的重大投资活动要由政府规划，等等。第三件事是公平竞争问题。认为市场能够保证公平竞争，是一个神话，即使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也不可能保证公平竞争，因为市场的规律是大鱼吃小鱼，必然走向垄断，即不公平竞争。所以，现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在制定反垄断法、保护公平竞争法等当下中国的经济形势。第四件事是有关生态平衡、环境保护以及“外部不经济”问题。所谓“外部不经济”，就是从企业内看是有利的，但在企业外看却破坏了生态平衡、资源等，造成水、空气污染等外部不经济。这种短期行为危害社会利益甚至人类的生存。对这些问题当下中国的经济形势，市场机制是无能力解决的。第五件事，社会公平问题。市场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市场只能实现等价交换，只能是等价交换意义上的平等精神，这有利于促进效率，促进进步。但市场作用必然带来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在我们引进市场机制过程中，这些苗头已经越来越明显，有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引起了社会不安，影响了一些群体的积极性。对此，政府应该采取一些措施，防止这种现象的恶性发展。现在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政府对市场缺陷的弥补作用，更不能少。

　　《经济观察报》：这也是您近年来一直在强调的观点。我们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同志曾把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比喻为“笼子”和“鸟”的关系中国去世的经济学家。您是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笼子”还有必要？

　　刘国光：陈云同志讲得很生动。好像“笼子”这个词不好听，但要看到“笼子”的作用。国家财政预算把国家的收支大体框住了，是不是“笼子”？货币信贷总量调控把国民经济活动范围大体框住了，是不是“笼子”？重大的工程规划，是不是“笼子”？等等，等等。当然，这个“笼子”可大可小，可刚可柔，可用不同材料如钢材或塑料薄膜等制成，如指令性计划是刚性的，指导性计划是弹性的。总之，实行市场取向改革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不能忽视必要的“笼子”即政府管理和计划协调的作用。现在，“十一五”计划不说计划了，改称“规划”，但“规划”也是一种计划，只不过是长远计划，是战略性的计划和指导性的计划，不再是指令性的计划。它应该起导向作用，其中如重大工程项目的规划也有指令性的。必要的指令性计划也不能排除。所谓市场取向的改革本身就包含着计划体制和政府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计划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加强有效的政府管理。

　　我认为，完全的、纯粹的市场经济不是我们改革的方向。所谓完全的、纯粹的市场经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在发生着变化，通过政府的政策或计划的干预使市场经济不那么完全，不像19世纪那么典型。有些人提出完全市场化的主张，这是一种幼稚的想法。过去，我们迷信计划，犯了错误，于是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但我们同样不能过分迷信市场，要重视国家计划协调、宏观管理与必要的政府参与和干预的作用。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就要走弯路了。

　　《经济观察报》：但是，对于当前改革中出现的一些不合理现象，经济学界与思想界一直有不同的认识。比如关于的根源问题，有学者认为，恰恰是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权力过大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权力过大，才为“权贵”阶层提供了获得寻租利益的必要条件与土壤，才有了权力市场化、权力资本化的恶果，如果市场经济更纯粹，行政计划就会消灭得更彻底，那么“权贵”们在市场运行过程中捞取私人利益的机会必定大大减少。这种看法是不是有道理？

　　一、你说问题出在政府对资源配置权力“过大”。当然，政府权力“过大”特别是行政性资源配置权力过大是不适宜的，会带来政府职能的越位，管了不该由政府管而应该由市场去管的事情。不过，政府掌握资源配置权力“过小”，参与和干预经济活动“过少”，也未必适宜，这会导致政府职能不到位，该当由政府来管的事情，它却推卸责任不管。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三位当事人(政府、企业、个人或家庭)之一和公众利益的代表，不能不掌握相当部分的社会资源，参与资源配置的活动，但其参与要适度，要尽量按照市场原则，同时必须考虑公共利益原则来做，这是没有疑义的。

　　二、的发生与政府掌握资源配置权力的大小，没有直接关系。掌握资源配置权力大，或者权力小，都可能发生。只要法律制度和监督不健全，管不住政府官员的行为，就可能发生。政府掌握资源配置权力大或者小，只影响规模的大小，不是产生的原因。根治，要从健全法律制度、监督入手，进行体制的改革，这才是治本之道。

　　三、和权力资本化、权力市场化，除了源于法治不健全、监督欠缺外，市场环境不能不说是一个温床。这里我要解释一下，和权力资本化、权力市场化，不是计划经济固有的东西，而是我们市场改革以后才盛行起来的东西。过去计划经济并没有权力资本化、权力市场化这个东西。我不是替计划经济涂脂抹粉。过去计划经济有很多很多的弊病，搞得太死了，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有官僚主义，也有权力的滥用，也有，但是当时政府掌握资源配置的权力极大，比现在大得多，而的规模很小，只存在于计划经济的某些裂缝和边缘中国去世的经济学家，更没有权力资本化市场化问题。权力资本化市场化问题，是到我们现在才严重起来。很难说这跟现在的市场环境没有关系。因为有市场才有资本，才有权力的资本化、市场化，没有市场，怎么搞权力的资本化、市场化？用市场发展不完善、改革不到位来解释是可以的，但是有点不够，有点勉强，倒是用市场缺陷和市场扭曲来解释更为合理一些。而市场扭曲和市场缺陷，是市场化改革过程所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尽量减少引进市场的代价，所以要强调政府来过问，要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济的作用，采取措施纠正市场扭曲，弥补市场缺陷。

　　四、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干预、计划与规划(这些都属于广义的计划)，同某些官员滥用权力搞权钱交易、搞、搞权力资本化市场化，这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借口政府对资源配置权力过大为权贵阶层提供了获得寻租利益的条件，来否定国家和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与管理经济的职能(广义的计划)。前面说过，治理和权力资本化、市场化要从逐步建立健全法治环境，从改革着手，现在还要加上，要从校正市场扭曲和纠正市场缺陷入手，这都少不了加强国家和政府管理或广义计划的作用。所以我在“答词”中说，要“在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同时，必须有政府的有效调控干预，(对市场的缺陷)加以纠正，有必要的计划协调予以指导”。据我所知，许多读者都非常明白并且赞同“答词”中的观点，但是有些人硬要说我是回到计划经济，那只好由他们说吧。

　　《经济观察报》：您是说，您现在依然支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但有人也指出过，您最近一直在主张“少讲市场经济”，是这样的吗？

　　刘国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是一个有机统一体。我在“答词”中说的是，这些年来，我们强调市场经济是不是相对多了一点，强调社会主义是不是相对少了一点；在谈到社会主义时，则强调它发展生产力的本质即生产效率方面相对多了一些，而强调共同富裕的本质也就是重视社会公平方面，相对少了一点。

　　请注意，我特别使用了“相对”这个词，是有精确的含义的。就是说，相对多不是绝对的多，相对少不是绝对的少。逻辑上不应混淆。

　　这些年社会主义也不是没讲，但是相对少了一点，因此改革在取得巨大成功、经济发展欣欣向荣、人民生活总体改善的同时，社会矛盾加深，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向两极分化迈进，和权力资本化迅速滋生，蔓延扩大。这种趋势是与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方向不相符的，不能让它发展下去。因此，现在要多讲一点社会主义当下中国的经济形势，这符合我国的改革方向和老百姓的心理。当然，市场经济还不完善，也要多讲。只要符合社会主义方向，市场经济讲得越多越好。

　　我就是这个意思。我接到很多读者的共鸣，很多令我很感动的理解。我不知道，这为什么会触犯了我们的“改革人士”，说以后少讲市场经济“不行”。先生，我也说不行。但你为什么要曲解我的原意呢？当然，我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虽然注意了用词严密，但解释说明得不够，令人产生逻辑上的误会。幸亏人家给我“留有余地”，没有刚刚给我颁了奖就否定我的观点，我真不知如何表达谢意才好。

　　《经济观察报》：您在《谈经济学教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这篇文章中，批评了“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误导了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方向。有些人觉得您似乎是在主张从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上退回来。

　　刘国光：批评新自由主义就是“从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上退回来”吗？批判新自由主义就是“否定改革”吗？帽子大得很咧！西方新自由主义里面有很多反映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东西，如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以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有许多科学的成分，我们还需要借鉴，没有人批评这个东西。但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前提与核心理论——我在那篇文章中列举了(如自私人性论，私有制永恒论，自由市场万能论等)——整体上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的中国，不能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流和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主导。中国经济学教学和经济决策的指导思想，只能是与时俱进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我不知道这样点评新自由主义怎么就是从市场化改革或者否定改革。我们经济学界许多同志批评新自由主义，大多是很认真的很结实的学术研究、学术评论，并不是一两句随便歪曲的话能轻易推倒的，要有有分量的学术论证。西方的正直的经济学人也在批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给前苏联、给拉丁美洲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性后果，是众所周知的。当然我们的同志批评新自由主义，不是没有的、意识形态的考虑，他们担心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理论影响我国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决策。谁也没有说过我们的改革决策是新自由主义设计的，目前它还没有这个能耐。但是担心和忧虑这种影响不是无的放矢，不是多余的。因为私利人、私有化、市场原教旨主义等等，已经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渗透和流行，并且在发展。在上述文章中我曾指出有些人不愿意别人批评新自由主义，说什么新自由主义是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如果你赞成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理论，那是你自己跳进框框，怪不得别人。现在有人自告奋勇承认自己接受新自由主义这些东西，又不准别人批评新自由主义，批评了就是从市场化改革，就是反改革，哪有这个道理！

　　除了给批评新自由主义戴上否定改革的帽子，现在还时兴把这顶帽子乱扔，说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反对改革的。不容否认，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改革进程中出现了利益分化，少数人成为最富，有多数人获得一定利益，部分群众利益受到损害。人民群众和学术界对改革有不同的看法，对改革进程中某些不合理的、消极的东西提出批评意见，是很自然的，我们不要把不同的看法说成是反改革。对改革进行反思是为了纠正改革进程中消极的东西，发扬积极的东西，将改革向正确的方向推进。不能把反思改革说成是反改革，你把那么些群众和代表他们的学者，说成是反改革的人，硬往反改革的方面推，后果将是什么？我们要注意团结一切愿意和努力使中国进步的人，要使得大家都来拥护改革。让大家都拥护改革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要使得改革对大家有利，就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而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

　　矿难屡屡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被埋葬在冰冷的矿井下。每当听到此类事件时,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感觉到心灵的颤栗！为什么没有足够的安全保障呢?问题是,有些矿主要降低成本,要抓住煤炭价格高企的时候多产煤,多赚黑心钱、昧心钱,于是就有了从此无依无靠的父母和孤儿寡妇们。

　　曾有人设问,矿井下是不是安全,瓦斯超不超标,工人是很清楚的,那么,工人们为什么还要下井,最终付出生命?的确,如果确知灾难会发生,相信谁也不会下井。但问题是,每个人都知道危险可能发生,但又不确定其必然发生。也许危险发生的概率只有1%,而每月几百元或者千余元的钞票却是实实在在的100%(如果不拖欠工资的话),那是缸里的粮,盘里的菜,身上的衣,孩子的书包,甚至是家人看病的医药费。此时,除了选择下井,还能怎样呢?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些都是合理的。因为劳动力的价格实际上取决于劳动与资本的比例(L/K),如果分摊到每个劳动力身上的资本很低,那么劳动力的价格就低,劳动力就不值钱,或者说人命不值钱。

　　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是罪恶的,特别是美国的贩卖黑奴,成千上万的黑奴在橡胶园劳作,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歌曲《老黑奴》、《老人河》都反映了当时黑奴的悲惨遭遇。而南北战争后,黑人得到了解放,虽然还没有得到充分尊重,但至少生命权有了保障。当然,这里面不是没有文明进步的因素,但更本质的原因在于,美国北方的工业迅速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个时候再不把黑人当人,将严重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影响美国北方的工业发展。于是,资产阶级开始了伟大的解放黑奴运动。至今,我们不否认南北战争伟大的一面,但从经济学的原因来看,又有一些冷酷。为什么北方要摧毁奴隶制度,而南方要维护奴隶制度呢?因为北方是资本密集型的工厂,而南方是劳动密集型的橡胶园。

　　写字楼里高级白领的福利待遇要好一些,因为老板决不愿意他们有什么生命危险,在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企业中,员工身上凝聚的资本含量是很高的,因此劳动和生命能够得到起码的保障。

　　曾有某独资企业强迫工人下跪,不肯下跪的工人成为人们敬佩的英雄。但我们也不能谴责那些下跪的人,设身处地想想,面对家中的父母妻儿,或许还有欠下的债务,他们又能怎么办?固然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但可能饿死的不仅仅是他个人,还有他的家庭。《悲惨世界》里为了养活女儿小珂赛特,芳汀做了妓女。笔者倒觉得,失节事小,饿死事大。为什么呢?因为人命关天。儒家理论没有把“不得已”写进去,所以有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毛病。

　　传统的经济学研究的就是食物链,狼吃羊是合理的,否则,狼怎么生存?但问题是羊的生存谁来过问呢?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逐渐增多,劳动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尊重,管理学从严格规定铲煤动作的泰勒式管理发展到研究人心理需求的行为学理论,经济学中也出现了制度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分支。此后的经济学不再限于食物链的研究了。

　　彻头彻尾的经济学是残酷的,它把一切都归结于劳动与资本的比例,纯粹的市场经济是无耻的,它把一切都归结于成本和利润。

　　所以,有了混合经济,政府不仅有了调控经济的权力,而且要利用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保证人的生存权利,限制企业对劳动者的侵害。为什么要有政府?因为纯粹的市场经济是无耻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完全用食物链贯穿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子?

　　当国家用铁腕治理矿难的时候,当千万双关注的眼睛死死盯住矿难的时候,我们的确感觉到经济学以外的炽热和温暖。从这一点说,有些企业不肯建立工会就决不是小事情了。

　　经济学研究效率,但仅有效率是不够的,如果没有起码的公平,系统就会失去稳定。效率是发动机,公平是方向盘,前者决定车的速度,后者确保车不要开到悬崖上去。（本文来源于《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