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中存在着六大现实约束，即市场需求萎缩、融资困难、成本上升、技术层次低、制度限制以及资源环境压力。正是这些约束的存在，导致我国实体经济出现了经营环境趋紧、增长速度放缓、企业盈利能力大幅下降、结构性矛盾加剧等一系列突出问题。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石，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但近几年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出现了明显的经营环境趋紧、增长速度放缓、企业盈利能力大幅下降、结构性矛盾加剧等前所未有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除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增速减缓的国际背景原因之外，还与我国经济面临的一些现实约束有关。只有明确认识到这些约束及形成原因，才可以为实体经济找到发展之策。

　　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的市场需求约束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外部市场需求明显减弱。长期以来，我国对外出口的高速增长一直是我国实体经济强劲增长的重要动力。但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引发全球经济衰退，国际市场需求处于持续萎缩状态，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且愈演愈烈，使得全球经济与贸易陷入低迷，恶化了我国的出口贸易环境；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使得这种趋势进一步加剧。另外，我国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要素成本的快速上升使我国传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部分新兴经济体因其具有较低的成本优势，与我国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展开了激烈竞争，导致我国传统制造业的国际市场受到严重挤压。二是国内市场需求遇到了“天花板”效应。伴随着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物质产品极大丰富，诸多传统行业已进入到了产能过剩状态；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居民收入水平的大幅提升，加快了消费结构升级的进程，市场需求由低端向高端过渡的趋势日益明显，使得部分传统产业、低端产品遇到了市场需求的“天花板”。正是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双重约束，使得我国仍处于传统产业领域国家经济下行的原因、以低端产品生产为主的制造企业，进入到了前所未有的“冬季”时期。

　　获得及时且充足的资金支持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首要条件。一般而言，实体企业融资渠道主要有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两种形式，其中直接融资主要有股权融资、债券融资及票据融资；而间接融资则以银行类为主，包括银行、影子银行、小额公司以互联网等。而近年来我国实体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日益凸显，融资约束已成为实体经济生存与发展的严重桎梏。

　　首先，从银行类来看，由于经济增长趋缓，实体企业盈利下降，亏损面扩大，财务状况恶化，使得许多实体企业难以满足银行设定的条件。对于民营中小微企业来说，银行难的问题更加突出。正因为如此，近几年来影子银行、互联网以及民间借贷成为许多民营中小微企业获得资金的重要形式，但这些融资形式普遍具有较高的融资成本。根据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中国金融研究中心等单位发布的2018年“中国社会融资成本指数”，企业融资性信托平均融资成本为 9.25%，融资租赁平均融资成本为 10.7%，保理平均融资成本为 12.1%，小贷公司平均融资成本为 21.9%，互联网金融（网贷）平均融资成本为 21.0%。如此之高的融资成本，对于在财务状况下滑背景下的实体企业无疑是雪上加霜。

　　其次，从股权融资来看，虽然资本市场改革与发展，以及多层次股权市场的形成，为实体企业股权融资提供了方便，特别是科创板的设立以及注册制改革的稳步推进与实施，加快了企业股权融资的步伐，但毕竟资本市场的容量有限，截至2020年底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量仅为4263家（含主板、创业板、科创板），加上新三板挂牌公司8674家，上市公司数量仅占我国3858.3万户企业数量的0.34‰。因此，股权融资市场对于广大的实体企业来说仍然是遥不可及。

　　最后，从债券融资来看，长期以来，我国债券市场不仅发展规模较小，而且存在着严重的结构失衡问题。2020年我国债券市场共发行各类债券57.3万亿元，占GDP总量的56.40%，占银行信贷余额的33.17%；其中债券发行又以国债、地方政府债、金融债券及同业存单等为主，这四项占债券发行总量的72.77%，公司债仅占21.29%。债券市场的发展规模及其严重的结构性失衡，使其难以成为实体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

　　生产与运用成本的持续上升是实体企业面临的另一个重要约束我国现在的经济体制。这种成本约束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融资成本高企。由于企业融资渠道不畅，融资成本高企就成为一种必然现象。根据2018年“中国社会融资成本指数”，当前中国社会融资（企业）平均融资成本为 7.60%，其中银行平均融资成本为6.60%，承兑汇票平均融资成本为5.19%，企业发债平均融资成本为 6.68%，上市公司股权质押的平均融资成本为7.24%。与之相对应的是世界经济低迷的原因，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收入利润率只有6.70%，与银行平均成本及企业发债平均融资成本接近，这也证实了“企业为银行打工”的说法。

　　二是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工资从2010年的13627.6元增加到了2018年的31942.6元，8年上涨了134.4%；加之，我国的人口发展来到了“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成本上升使制造业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实体企业的招人难、用人难、留人难问题日益严重。

　　三是企业税负比例较高。据初步测算，2016年我国企业的总税率约为68%，企业已缴税金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达到7.8%，远远高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以及印度、南非等发展中国家。另外，我国长期双顺差下形成的高额外汇储备，使得人民币汇率在市场供求决定机制下大幅升值，这对于以出口为主的企业来说，不仅推升了其出口成本，降低了其出口竞争力，而且也挤压了其利润空间，使中小型外向型企业的经营举步维艰。

　　截至2020年底，我国登记注册的企业数量达到3858.3万户，但其中绝大多数企业技术水平较低，创新意愿不强我国现在的经济体制，创新动力不足。一是我国企业中90%以上为中小企业，虽然中小企业创造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的技术创新，80%的城镇劳动就业，但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处于传统行业，以传统市场为主，技术密集度不高。由于其自身资金实力及技术条件的限制，吸收采用及研发新技术、新工艺的难度较大。二是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研发活动的企业数量仅占28.0%（2018年），投入的研发经费仅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1.3%（2018年）。三是在我国制造业500强企业中，研发投入也只占其主营业务收入的2%左右，这与国际领先企业将其销售收入的5%以上作为研发投入相比，差距甚远。四是企业新产品开发力度小，市场竞争力不强。2018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申请专利数仅为2.55件，新产品销售收入仅占其营业收入的3.45%。可见世界经济低迷的原因，技术水平低、创新动力不足、研发投入少等形成的技术约束，是我国实体企业特别是制造业发展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

　　改革开放40余年来，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但目前还存在着诸多制约实体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因素。突出表现为：一是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还不完善国家经济下行的原因，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资源的分配机制尚未理顺，市场在其中的配置作用还受到各种行政力量的干扰。二是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还有待改善，市场主体的平等主权地位还未完全建立。如民营经济在要素获得上的交易成本过高，地方法治环境不完善，对私有产权保护不够，以及区域竞争中的地方保护主义等现象普遍存在。三是产业退出机制不健全，地方政府对落后产业的淘汰及退出力度不够，从而难以为有前景的实体企业腾出充足的资源空间。四是融资制度不完善，难以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如以中小银行数量较少为特征的银行业金融结构失衡，使得为大量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金融机构数量不足，服务广度与深度均较低；以政府债、金融债为主体的债券市场结构失衡，制约了企业债券融资的可行性；虽然注册制的实施，为企业股权融资提供了制度便利，但当前对企业上市融资超募行为的容忍，客观上降低了其他企业上市融资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其他企业上市融资的进程。

　　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目标，这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面临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增大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转型时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但在过去长期经济高增长模式下，实体企业的环境意识不强，绿色技术与绿色产品开发不够，产品低端化严重。当面对日益严重的资源约束和日益趋严的环保标准与要求时，很多企业短期难以适应。一是资源替代进程缓慢，企业难以在短期内摆脱传统的资源依赖性生产模式。若要维持生产，企业只能忍受因资源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上升对利润的侵蚀。二是面对环保压力，企业要么被关停，退出市场；要么加大环保投入，走绿色发展之路。但由于环保投入具有费用高、收效慢的特点，这必然在短期内加大企业财务压力，对实体经济产生一定影响。

　　市场需求是实体经济发展的永动力，扩充市场容量是振兴实体经济的重要基础。市场容量的扩充必须采取“挤压”与“拓展”双管齐下的思路。所谓“挤压”就是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挤压低端产业与低端产品的市场份额，为有前景有潜力的实体企业释放资源与市场空间。所谓“拓展”就是贯彻落实中央的“双循环”战略，既要推动国内新兴产业、高端产品的市场发展，加速国内大循环国家经济下行的原因，同时积极参与国际产业链重构，以共享共赢为目标，积极拓展国际市场。为此我国现在的经济体制，一是要减少低端产品供给，缓解并逐步消除低层次产品市场的供需失衡。通过采取前瞻性的产业政策、有效的金融信贷政策、合理的税收政策以及科学的环保政策等，对低端及无效产品的生产予以限制，减少其市场供给，有效化解产能过剩。但在这一过程中，要特别合理引导社会预期，妥善处置淘汰企业债务，做好人员安置工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二是要支持与鼓励企业科技创新，在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的同时，激发对新能源、新材料、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生命生物工程、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业等领域的投资热情，增加高端产品供给。三是要稳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包括通过稳定发展资本市场、加快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通过对低收入群体的扶贫救助、提高个人收入所得税免征额等方式，增加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四是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推进为企业“走出去”带来的历史机遇，在深入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状况、资源禀赋、产业现状及产业政策等情况的基础上，企业要明确自身优势世界经济低迷的原因，找准自身地位，积极参与其中，拓展市场。

　　在保持金融体系稳健的前提下，以金融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为原则，积极推进金融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要加快构建多层次、多样化、服务能力更强的多元化金融服务体系，特别是优化金融主体结构，通过金融业的改革创新，实现金融业从自我循环向服务实体经济的转变。二是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丰富面向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各类市场主体，建立中小企业风险与信用担保风险补偿机制，为实体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优良环境。三是加速推进资本市场制度性改革，有效缓解企业直接融资约束。包括推进与完善注册制，使更多实体企业享受到资本市场改革红利；有效遏制企业上市融资的超募现象，以提高其他企业上市融资的机会；逐步解决债券市场结构失衡问题，提高企业债市场比例，构建以企业债为主体的债券市场新格局。四是大力发展商业票据市场和金融租赁市场，为企业短期融资提供便利。

　　企业运营成本的快速上涨是挤压企业利润、制约实体经济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此，在宏观层面，要从消除“玻璃门”、融资歧视、行政垄断等制度易成本入手，推动市场化变革，促进公平竞争，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在微观层面，通过“营改增”，加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力度等降低企业税收成本、物流成本、用电用能成本、融资成本等；降低“五险一金”缴费比例；加快直接融资市场建设等。同时，银行业要完善信贷利率市场化机制，创新信贷方式，有序降低企业利率，减免信贷环节的相关费用，实现企业融资成本的有效降低。但需要强调的是，企业运营成本的降低，仅靠政府减税和银行让利还远远不够，企业层面也要加大创新力度，提高降成本的内在动力，通过“政策降成本”与“改革降成本”相结合，实现降成本与增效益的双重目标，真正提高企业实体投资回报率。

　　坚持科技创新对实体经济的引领作用，建立高效的科技创新体系，有效提升实体经济的创新能力。一是在国家层面，要综合运用财政税收、信贷支持、股权融资等政策，加快培育创新主体，集聚创新资源，打造创新平台，同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形成优良的创新环境。二是在企业层面，要加大研发投入，重视引入与培养一批由科技人员、技术人员组成的技术创新群体；并积极与科研院所对接，加速技术创新进程。三是充分调动与激发一切社会力量，加快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完善融资、研发设计、科技成果检测、咨询等创业创新服务，加快实体经济的技术升级、产业升级过程，使其与快速向高阶演变的需求结构相适应。

　　一是要建立和完善公平竞争、公开透明的市场规则，打破地域分割和行业垄断，加快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对生产要素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地区、行业、企业间自由流动与优化组合，加快形成统一开放国家经济下行的原因、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二是要加快垄断行业市场开放步伐，积极推进垄断行业和领域产权、投资主体多元化改革，支持社会资本参与垄断环节的特许权竞争，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要大力推动民间投资，在政策和资源配置上要给民间投资平等的地位和待遇，消除各种隐性壁垒，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三是要加强与完善金融监管制度改革，规范金融市场行为，完善上市公司分红制度、信息披露制度、新股发行和退市制度，加强对投资品市场交易的监测和监管，有效杜绝金融资源的“脱实向虚”行为，防止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挤压，杜绝实体经济与产业的空心化现象。四是要推进银行信贷制度改革，创新多种银行信贷方式，在传统的“质押”“抵押”等形式的基础上，探索针对轻资产创新型实体企业的信贷方式，为其发展创造信贷条件。五是要稳步推进资本市场制度改革，以注册制改革为契机，建立并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有效拓宽实体企业的融资渠道。

　　一是企业必须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充分认识到只有绿色发展才是企业长久生存与发展的必由之路。为此，企业必须严格执行国家的环保标准国家经济下行的原因，加大对绿色技术、绿色工艺、绿色产品的研发力度，以满足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巨大需求。二是政府要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形式，鼓励绿色产业及绿色产品的开发与发展，构建环保产品和绿色服务交易平台，为绿色行业、绿色企业的融资及市场扩展提供便利。三是银行在金融服务的各个环节，加大向绿色发展行业及企业的金融支持，助力其扩大规模与产品创新，以此带动产业转型与升级。四是金融主管部门要加大对绿色信贷的贴息力度，鼓励绿色债券的发行，简化审批流程，为绿色发展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五是加快碳交易市场建设，为企业通过绿色发展，减少碳排放，获得环境治理补偿提供政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