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探索延续百年，历经近代在传播与转型中孕育、上世纪90年代在选择与实践中争鸣、党的以来在积累与创新中厘清这三次学术讨论。本文对百年来中国经济学概念的提出过程、表述方式、具体界定、理论逻辑及特征演变等进行了全面回顾,对其间涌现的各种提法加以梳理统计，揭示了概念的演变趋势与基本要素，并给出关于中国经济学概念界定的标准与建议。研究发现：（1）中国经济学概念界定发展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西方经济学中国化、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和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实践理论化这四条线）学界对经济学二元学科特质的认知虽持续存在差异，但对中国经济学研究目的、主体、对象和方法等特有属性的共识逐步加强，促使其概念轮廓不断清晰，并在新时代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为落脚点；（3）中国经济学应至少满足以下标准：中国经济学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吸收各种已有经济思想并实现创新，致力揭示中国经济规律，解释中国经济问题，指导中国经济发展，并寻求更具一般性和广泛解释力的理论提炼，最终形成一套内在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

　　近年来，以中国经济学为核心的系列概念在我国社会科学领域频繁出现，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与广泛争鸣。相关概念的兴起是我国在经济改革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并实现经济学术长期积累后的历史必然，符合我国的大国崛起地位和民族复兴诉求。然而，相关讨论主要问题有二：一是中国经济学的概念虽日渐清晰，但提法较多，且界定宽泛，不少研究所指“中国经济学”实质上更贴近“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或“经济学在中国”（江小涓，1999;林毅夫和胡书东,2001）。二是在学术探索积累已较丰硕的情况下，学界对已有成果的系统梳理阙如。很多学者对中国经济学各有表述，缺乏充分整合,导致中国经济学概念共识未能达成，影响了中国经济学构建的推进与实现。

　　事实上，整理中国经济学概念界定的工作不应限于当前，而须放眼历史。20世纪以来，我国至少明确产生过三次中国经济学讨论:第一次是在近代打开国门而启动现代化经济转型背景下， 国人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引进和应用舶来经济学说过程中，萌生建立中国经济学的祈愿。梁启超（1902）提出“拟著一《中国生计学史》，搜集前哲所论，以与泰西学说相比较”，可视作探索中国经济学的先驱（叶坦，1998 ）。当时更普遍的努力是以舶来经济学说为基础，尝试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展开研究，并据此进行理论创新。近代留学生在该领域做出大量贡献（邹进文，2010 ；易棉阳，2019 ），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学术中国化”使得国人建立中国经济学的诉求愈加强烈，直至1946年王亚南出版《中国经济原论》，较具典范意义的中国经济学概念界定正式形成（谈敏,2000）。此外,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转型中也蕴含了中国经济学的探索（熊金武,2012）。

　　第二次讨论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在1992年南方谈话厘清计划与市场的意识形态之争后,西方经济学的传播和应用加快。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中国改革实践中的新现象与新问题呼唤指导实践的经济理论有所革新。在理论与实践双重冲击下，中国经济学界针对传统苏联范式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等的选择和引进展开激烈争鸣。其间，很多学者对长期以来在舶来经济学说影响下的中国经济学术进行反思， 最终构成“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世纪发问，有关建立中国经济学的主张随之生成（赵晓雷，1999 ；胡淑珍和于渝生,2000 ；柳欣和秦海英,2010）。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作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可能理论来源再次得到关注，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实践经验亦首次被纳入探讨并受到重视。

　　第三次讨论则发生在党的以来。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以及经济学术研究的国际化、高水平发展，使得学术界关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总结梳理迭出，第二次讨论后一直未中断的中国经济学探索由此步入新阶段。党的后，党中央多次提出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提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助推了新一轮中国经济学探索的兴起。这次讨论更加强调要扎根本土,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经济学说。因此，也更加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同时注重对西方经济学有益成分的吸收借鉴以及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继承创新。

　　可见，中国经济学构建是一项以民族伟大复兴为祈愿而致力开拓的百年命题，其探索与实践历史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经济思想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脉络。其中，每次讨论都对中国经济学概念有所表述并形成丰富论证。所谓概念，是反映对象特有属性的思维形式，由人们从对象诸多属性中抽象出其特有属性概括而成（夏征农和陈至立,2009 ）。对中国经济学而言，概念界定的形成离不开对其研究对象、目的和方法等特有属性的深入探索，从而明确概念界定,澄清学理分歧, 对在统一范畴下加快推进中国经济学构建具有积极意义。因此,本研究将采用时间线索，结合学理线索,即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西方经济学中国化、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以及中国经济发展改革实践理论化这四条推动中国经济思想转型、同时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学探索的主线），对百年来中国经济学概念的提出过程、表述方式、具体界定、理论逻辑及特征演变等进行系统梳理，对其间产生的诸种提法加以整理统计，提炼其中的概念要素，分析概念界定的发展趋势和演变原因，最后给出关于中国经济学概念界定的标准与建议。

　　近代中国经济社会遭受外部猛烈冲击发生深刻变化，而本土知识体系几近无法应对,于是各类舶来经济学说加速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推动了中国经济思想转型，并在随后发展中呈现出三条主要线索：西方经济学的传播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与中国化及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现代化转型，且都孕育出了中国经济学概念界定。研究发现，这三者并行发展，未就中国经济学问题本身产生大规模学术争鸣。中国经济学的提出，更多是学者们在自身研究中不断深入推进、逐渐探索产生的结果。如夏炎德（1944）指出：“一般新进有识的经济学者对于至今流行的经济学说不能引为满足,他们企图针对着新环境与新需要,创造一种经济学的新体系。”

　　西方经济学的传播是触发和推动中国经济学构建探索的重要基础。据目前所见，最初提法是李权时(1930)在其书序言中提出的“制造国货”说。他认为，中国经济科学应在“仿造洋货”基础上，“把国货精益求精的去改良发明，终要设法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实现“替代来路货”的学术志向。此观点更多是主张中国经济学通过改良和创新而实现发展、独立与替代。随后，唐庆永(1934)指出：“应当根据本国事实，参用外国学理来研究经济，更应处处不抛弃本国风俗习惯及经济时代背景之观念，勿固执成见以为西洋学说是万能的用新的经济思想，新的经济方法创造新的中国经济社会，是余所引领而深盼者也。”可见，该观点强调中国经济学对于经济现状进行改造的应用价值。类似地，刘洁敖(1937)也做出“独立发展我国经济学，使臻至世界水平线之要图”的表述。客观而言，20世纪20至30年代国内经济学界围绕中国经济学的探讨较为零碎且侧面，但“国 货” “新的经济思想” “独立”等提法已显示出部分学者建立中国经济学的意图。

　　至20世纪40年代，以“学术中国化”为背景，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探索得到一定发展。1942年《大学月刊》第1卷第11期特设《经济科学中国化问题》专栏。黄宪章(1942)在专栏开篇中强调指出，中国当下特殊而紧迫的现状，从现象上是农工商业发展落后、民生经济与国防经济凋敝、财政与金融制度不独立，本质上则是未脱离帝国主义与残留封建势力的束缚，而中国的经济学研究， “对于中国经济特性的分析，中国经济结构中之特殊法则的发现，以及对于中国经济独立自主之的需要和建设的方针之推论与指引，还没有完成正确的理论体系”，因此要“有一部适合中国需要的崭新体系的中国经济学出现”。这里正式出现“中国经济学”提法，不仅较系统地阐明了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目的和形态，且强调了理论创新高度而非仅着眼于应用功能。

　　众北(1942)则使用了“经济科学中国化”提法，指出，“中国人研究经济科学，必使经济科学的理论与技术，适合中国经济的特性，适合当前中国的需要，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改进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此界定一则提及研究主体为中国人，再则强调理论技术科学性与中国经济本土性结合，三则明确研究目的为服务于中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赵兰坪(1947)编著的《经济学》的《自序》中提出：“我国当前的经济学理,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介绍，也非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宣传，而是根据人类经济发展的中心思想，参照各国经济发达的经过，针对我国的经济现状，指示今后经济发展的目标，而建设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科学。”该观点强调在汲取已有理论和经验、根据经济运行规律和他国经济演进历程的基础上，形成与我国国情紧密结合并能指导经济发展的经济科学。

　　至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不少海归著名经济学家也提出中国经济学相关表述。方显廷(1947)回顾梳理以来我国经济研究的发展,指出抗战胜利和各方加大扶持力度，使得“此时为发扬我独立自主的经济学术的最好时期”，通过学界通力合作，“在理论上自成体系的著作，也当可期日而待”。同年，刘大中(1947)列举了中国经济学术独立的四个条件，包括中国学者“对于现时各种经济分析的技术、工具、和方法都已融会贯通”，“对于各种经济主义、信仰、制度、和政策都已有深切的明了和认识”，“对于世界各主要国家经济资料、统计、情报的搜集和编制方法以及施用时的’限度’limitation )，都已完全知悉”，“已将我国本国主要的经济资料、统计、情报等搜集、整理、 编制出来”。而他作此探索，主要目的即为在经济理论和现实研究上形成“我国学者的贡献”。

　　马寅初(1935)也曾表示已有的自由主义学派与社会主义学派的主张均不适宜，中国应“权衡轻重，斟酌损益于二者之间”，“所应建立之经济学说，应以团体利益为前题”。他于1948年袒露出其对探索“比较适合于中国的学识”的决心，并认为经济理论可“分为纯粹理论(pure theeg)与经验理论(empirical theerg )两种。我们从泰西搬来的理论，可以视同纯粹理论，是一种训练思想的宝贵工具，……。至于经验理论，就是经验的经济理论，是中国的经济学者，就一定范围，在一定的立场，把内容复杂包罗万有的国内经济事实搜集起来提炼净化之结果。在提炼之时，就要用从西洋学来的方法，那么影响我们的经验理论的主要因素，不外乎客观的经济事实与主观的研究方法”（马寅初，1948 ）。尽管马寅初未明确提出中国经济学，但呈现出丰富的概念要素:舶来纯粹理论的工具方法有共通性，但经验理论则因客观事实差异而有国别色彩；研究主体应为中国人士，应持一定立场;应关注中国自身客观经济事实;可基于客观事实和主观方法的结合来进行理论提炼。

　　综上所述，近代西方经济学中国化线索下，除“中国经济学”提法外，学界还形成了“国货” “经济科学中国化”“独立发展我国经济学”“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科学”等提法，虽在表述上相对零散、 多为描述性的，但从不同角度提供了概念要素，包括:研究主体应为中国人;研究对象应为中国经济事实；在与外国经济学说关系上，应有所区别，并具显著创新性;研究目的是能分析中国现状，提炼中国经济特性和特殊法则，指明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方向；研究形态则是在理论上自成体系，等等。针对舶来经济学说与中国经济现实的关系，一方面，马寅初“纯粹与经验”理论之说及不少学者的“中国化”主张，都强调在运用已有理论时重视立足国情;另一方面，刘大中（1947 ）反对那些认为我国有特殊国情而无须舶来经济学说的观点，强调“各国的经济史实和问题容或不同；主要的分析方法和技术则不分国界”。客观而言，两类观点没有本质对立:一则强调运用已有理论时结合国情， 并不否认已有理论的价值;一则注意到中国经济分析技术和方法的落后而强调要与已有理论对接， 并不否认国情的重要性。这反映了经济学理论一般性与中国经济学特殊性的矛盾关系，相关争论在同时期其他线索影响下的探索乃至当代的研究中都持续出现。

　　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影响而兴起的中国经济学探索，也起步于20世纪30年代。陈豹隐（1931）判断道，“中国的现代社会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是一种正由封建经济过渡到资本经济的社会，并且还有一跃而由封建经济跳到国家资本经济的趋势”，需要兼顾学习已有经济学说，但须得明确未来发展方针，因此他重点从研究主体、阶级性及与舶来经济学说的关系上提出，“应当以中国人的资格，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来研究中国经济学说与外国经济学说间的区别和联系，并指出现今中国的经济学的发达程度及以后的发展倾向”（陈豹隐，1933 ）。秋枫（1935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影响下提出“新兴经济科学”，对中国经济学若干特有属性给出说明，即研究主体为中国人， 研究对象为中国社会关系，研究目的是寻求中国民族乃至世界发展。

　　20世纪40年代，此线索下最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中国经济学探索出现。王亚南（1941）明确采用了“中国经济学”提法,并具体表述为，“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特别就引起中国人的兴趣， 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经济理论教程”，“其例解，其引证，尽可能把中国经济实况， 作为材料”，最终“创立一种特别具有改造中国社会经济，解除中国思想束缚的性质与内容的经济学”。并且，应“依据或应用现代经济学及现代经济史学的基本原理原则，来发现中国经济的特质，及作用于中国经济中的基本运动法则和其必然的演变趋势”（王亚南，1944 ）。可见，王亚南对中国经济学的界定覆盖了研究主体、对象、方法、目的等多个层面。

　　有此学术动议，是因为王亚南在1940年于中山大学授课时,对所用李嘉图教材中的理论，能否与中国现实产生关联有所疑问，感到“关于经济学以及一切有关经济学课程所采取的教材与教法” 均“大有革正之必要”（王亚南，1946 ）。同时作为重要理论参照，王亚南也未全然照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是基于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判断，借用《资本论》范畴体系并采用“全面的”“发展的”“比较的”三种研究方法中国最安全的五个省，形成了《中国经济原论》这一经济学中国化的代表性成果。重要的是，他还指出，中国经济学“不是在现代经济学领域内，自划一个独立的特殊的研究藩篱”， 强调中国经济研究对象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并无损于科学的一般性,反可充实广义经济学（王亚南，1944）,况且“如果其目的不在讲’学，而在讲’术’，讲’政策’，讲’经济指导原理’”，便不是“所提倡的中国经济本身的科学研究的起点与程序”（王亚南,1946）。以上论述赋予中国经济学在广义经济学体系中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使得针对中国经济的科学研究在实践与学理上皆可成立。

　　学界对王亚南的观点给予了正反面回应。赞同者如吴大琨（1947 ）提出“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经济学”，认为凭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输入和改革运动经验积累，“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理论”。马（1944）认为中国经济“实自有特殊性”，帝国主义在和经济上的压迫，连同封建势力的对外勾结，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使其日益凋敝，所以应有“中国经济学”能够“正确的阐明中国经济生活之经济理论”，“真正抓住我们经济生活之法则性，而独立形成一个完整体系的严正意义的经济学”。他认为，这一经济学将不仅可对中国经济做理论说明，还能“建立中国化的科学的模范”，对现代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提供另一侧面的理解。这不仅认为中国经济学可贡献于世界，更首次把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形态提升至具有独立范式的高度。杨选堂（1944，1945）明确反对“中国经济学”提法，更倾向使用“经济科学”表述。在他的理解中，“经济学”主要说明经济关系的“存在”关系，“经济科学”还要在具体的情境下提出经济关系的“当为”关系。许涤新（1949 ）则主张用“经济学的中国化”来表述。针对以上不同观点，盛叙功（1945 ）总结道，当前问题不在于“中国经济学”名词妥当与否，该名词的提出只是意在加强中国经济的科学研究。

　　由上述可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传播与应用中催生出了中国经济学探索，并形成如“中国经济学” “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经济学”等更明确具体的名词形式提法，而非侧面的语句式描述， 相关界定也更系统深入。综上，可将相关概念要素汇总如下：应以中国人的立场进行研究；应以中国经济为研究对象，运用中国经济的实况材料;可依据外国现代经济理论基本原理，但要明确中国经济学与之的区别和联系；能提炼中国经济特殊法则，提出改造中国经济的方针和途径；能形成理论体系，等等，涉及包括研究对象、方法、目的和特征等多方面的特有属性&此外，该领域主要分歧表现为中国经济学提法能否成立？是有其理论体系，还是侧重实际？应如何处理特殊性与科学一般性间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在该阶段虽未有共识和定论，但对当代的后续研究形成了一定铺垫。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转型的贡献之一，是从经济思想史研究角度，孕育了中国经济学探索意识。陈焕章1911年从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其同年出版的学位论文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c Schoof运用了西方经济学框架，对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整理。他认为，“ economics”的对应术语应为“理财”（Chen，2017 ），并在1913年演讲时表示，可将该书中文名译为《孔门理财学》，即上升到了“学”的理论形态，他甚至认为可称其为《中国理财学史》（陈焕章，2015 ）。所以，书中对“ economics”界定为“为了集体生活着的人，根据正义原则而进行财富管理的科学”，这可视作陈焕章对古代中国经济学的理解（Chen,2017 ）。可见，古代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学相对更强调集体生活下的伦理观。西方学界对陈焕章之于古代中国经济学的建构及该思想本身的价值,予以较高评价，凯恩斯（Keynes, 1912）指出该书将很多有益内容放入“生产要素” “分配”等概念范畴中，大量内容将被人引述。美国汉学家夏德在该书序言中表示,陈焕章既反映了孔子的观点，又具有运用西方科学方法筛选其思想的优势（Chen ,2017 ）。这可谓具有理论自觉的中国经济学首次在国际上产生影响。

　　唐庆增的思路则是在重视国情和对已有理论取长补短的基础上，系统整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为建立一“新思想”提供有益元素。他于20世纪30年代指出“苟吾人欲在国际上争一地位， 亟应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再参以国情,努力研究，庶几可期”（唐庆增，1933 ），“学者当注意现在中国经济组织之内容，再细查过去中国经济思想之得失，采用学说之长而创一新思想，以解决现在之经济问题”（唐庆增，1936 ）。对此，赵人俊在唐庆增（1936）著作的序言中期许：“他日唐君更进而研究吾国历代特殊之经济状况，冥索其变动之因果而归纳之，而演绎之，以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转型的贡献之二是以民生经济学为落脚点，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学的探索。民生经济学，源于孙中山1905年提出的民生主义&目前所见，最早基于民生主义而建立中国经济学的提法，是潘无知（1928）的“新经济学”，该学说“和个人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不同地方，是前者的目的在养民，后者的目的在营利”。最早提出“民生主义经济学”的是杨汝梅（1930），但其研究在理论上只是更多地参考组合了部分舶来经济学著作。顾寿恩（1931）的《中国经济学的时代背景及其特征》，表示必须“创造一种新的经济学”，以达至“发展国家资本以挽救民族经济之落后，节制私人资本以防止资本主义弊害之发生，对外保护民族资本以反抗帝国主义之侵略”的使命。这或许也是严格意义上“中国经济学”提法的首次正式出现。

　　20世纪40年代，学界开始集中涌现以“民生经济学”及其相关提法为题的研究，形成以下较具代表性的概念界定:第一，围绕“民生”而展开。“民生主义经济学就是研究民生经济原理和民生经济政策的学问”（谭辅之，1942 ）。第二，强调以“养民”为目的。赵兰坪（1943 ）表示，民生经济学的目的是其致力于“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实现人民的经济平等”，与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现象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和研究资本主义制度规律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都存在差异。第三，以具体的内容体系组成作为定义（陈豹隐，1943 ）。

　　与此同时，将民生经济学等同于中国经济学的学者渐多。高叔康（1943 ）指出，“民生主义是一部中国经济学”，是“根据中国经济史的演变和现在社会经济的基础及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创作出来的”。符逸冰（1943 ）主张建立“中国的国民经济学”，即“以民生主义的法则”，“配合中国民生需要，合乎中国现状，用一般的经济学原理而应用以促进社会国家进步为目的”。同年，杨选堂（1943）提出“民生主义经济科学”，指出“它决不同于个人主义之经济学，亦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而是适用于后进国家第三种经济学”。此定义的突出特点，是将民生主义经济科学适用范围扩大到后进国家，突破了中国界限。

　　总体而言，相较其他两条线索，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转型创造出最早、也是最多的中国经济学概念界定探索。很重要一个原因在于，相关探索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多有吸收，自然更易将其成果冠以“中国”之名。且该领域诸多研究是以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为基础，已具备一定的思想体系和观点主张，并通过“民生”一以贯之，确立了较为独特的研究目的和立场等，使得相关研究不必全盘采借舶来经济学说的范式。在具体成果上，除了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形成的“新思想”“新经济学”等外，其他提法主要集中在“中国经济学”和“民生经济学”，及与二者高度相关的“中国的国民经济学”“民生主义经济学”“民生主义经济科学”等上。这些提法共同提供了丰富的概念要素:强调国情不同但更强调研究立场不同，要求以整体视角下的“民生”为研究对象和目的，研究方法和内容也应为研究“民生”而服务，此亦为该领域学者较突出和独特的主张；大多认为可运用已有经济理论，但更进一步强调中国国情特殊和已有理论不足，因此要求取长补短，同时吸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要素；主张基于中国经济史演变、中国经济基础和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可包含经济原理和政策；等等。相较其他两条线索，此类探索大多明确以“学”而论之，所以对中国经济学的体系性要求也暗含其中，甚至希冀其广泛面向现代化进程中的后进国家。

　　近代中国大变局之下，传统经济思想体系难以有效应对，西方经济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及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各自孕育发展，生成了不同形式与界定的中国经济学概念，于此涌现了大量提法，共同折射出近代学者在此问题上的认识谱系。其中,除明确的“中国经济学”提法外，出现频率最高的当属“民生经济学”。王亚南则对中国经济学的若干属性做出了较为全面的抽象概括，还进行了经济学科学一般性与中国经济学特殊性的学理探讨，故学术贡献最为突出。

　　在概念界定上，该时期表现出部分一致的取向：一方面，近代学者主张，无论是对舶来经济学说还是对中国固有经济思想，均应秉承服务于中国本土的准则，持批判性吸收的态度，力图有所发展创新。另一方面，高度重视对当下情况的识别，从不同方面，如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农工商业不发达、经济制度落后等，指出从封闭到开放、从传统到现代背景下中国经济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而反映到中国经济学的概念界定上，形成了要求改造中国经济关系、指明未来发展道路的独特研究目的。若将已有观点汇总，可反映近代学者对“中国经济学”大致轮廓的勾画:（1 研究主体主要为中国学者，以中国人的立场；（2研究对象为中国经济，要运用中国经济材料；（3 研究目的是能提炼中国经济特性和特殊法则，分析中国经济现状，指明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方向，实现中国社会经济改造，从而实现民生改善、民族发展和国家富强，甚至贡献于世界;（4 研究形态是应形成独立创新的理论体系，甚至独特研究范式，等等。但是，近代学者在研究方法上观点差异较大:有的强调基本原理不分国界；有的强调可运用已有理论,但应注意国情差异；有的强调已有经济学说的缺陷和不适应性，要求有所创新；有的则提到应吸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元素，反映了不同学者对于经济学一般性和特殊性的认知差异。尽管不乏歧见，近代探索仍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新中国成立至党的前夕，中国经济学探索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研究历经曲折但坚持探索，在社会主义再生产、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等领域取得一定进展（张卓元，2012 ，但能构成中国经济学确切含义的探讨可谓凤毛麟角）第二阶段是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凭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开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深入和西方经济学的传播重启，带有中国经济学内涵的提法和讨论开始陆续出现。第三阶段是90年代中期至党的前夕，学术界爆发“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争论，提供了丰富的概念界定要素。此过程中，中国经济学除受前文所述三条线索推动外，还增添了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实践理论化的第四条线索。这是与近代有所不同之处，也正因在改革的成功实践中涌现了大量与西方有较大差异的特征事实，才使得经济理论的创新成为可能。此外，不同于近代不同线索的各自孕育，该时期各线索相互、甚至同线索内部产生了激烈碰撞，彼此交织影响。

　　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相伴，中国经济研究在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发生重要转变。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简称《决定》）指出，“必须按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要求”，“更好地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①给出高度评价，认为其“写出了一个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经济学”。①这不仅向经济理论工作者提出了突破传统框架、对社会主义经济实践进行新的理论探索的要求，更使得部分80年代中后期的经济研究在“有中国特色”定语下，再次出现具有中国经济学内涵的提法。

　　具体表现有五个方面:第一，有研究将《决定》所蕴含的思想表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称其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大突破和新发展”（白义林,1985 ）。第二,一些经济思想史研究开始将已有学术成果，如郭大力、王亚南的研究称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孔繁坚，1986）。第三，开展了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研究，如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学（甘碧群，1986 ）、工业经济学（李悦，1984 ）、比较经济学（江泽宏，1985 ）、 数量经济学（刘国光，1988）等。第四，有研究正式提出“中国经济学”，认为其是“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为研究对象，揭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的经济学”（林其屏，1988 ）。第五，一些学者虽尚无系统论述，但已发现基于中国实践实现理论创新的潜在可能，认为中国学者“完全可以通过扎扎实实地研究中国的实际，在经济学上作出创新”，等等（揽得，1989 ）。

　　总体而言，80年代中后期有关中国经济学的讨论再次出现，一则是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所面临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超越了已有经济学的既定内容，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巨大的试验场所和发展契机。再则是西方经济学的应用在传播重启后得到强化，中国经济学界的知识结构发生了较大改变。所以，此时讨论虽未成气候，相关提法也主要是以“有中国特色”为定语，较为零散，但这种理论意识的觉醒，为随后90年代关于“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激烈讨论埋下伏笔。

　　有别于近代时期中国经济学概念是在不同理论来源中各自孕育，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探索是在不同理论范式间、甚至同一理论范式下的争论中引申而出。争论最初始于1995年樊纲和崔之元就经济科学现代化与中国化而展开的探讨，大量学者随之加入，至20世纪末形成热潮。2004年党的第十六届中央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要求“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应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对强调中国特色的理论经济学探索具有肯定意义。时至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和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一些面向我国当代经济研究理论成果而展开的总结性研究，也纷纷以“中国经济学”为题。十余年争论的一个重要主题，即为中国经济学的提法究竟是否成立。且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争论，连同前者对于社会科学阶级性的觉察与重视，使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探索经济学应否具有阶级性，与国别性一道，成为诸多学者关注的焦点。相关观点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不认同“中国经济学”而更主张“经济学中国学派”提法，第二类明确支持“中国经济学”提法,第三类未直接表示是否支持，但探讨了 “中国经济学”的成立标准。

　　此类学者鼓励中国学者对世界经济学术研究有所作为，但反对以国别和阶级性区分经济学，主要依据与近代类似，即强调经济科学的一般性原则。具体观点有：

　　首先，认为“中国经济学”提法不成立。一类观点主张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无国别与阶级性之分。其称，经济学基础理论“本身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的、无’阶级性的”，应用理论才是“有条件、有’国界’、有利益差别的”，所以并无“有中国特色的基础理论”，中国需要的是“经济科学的现代化与中国化”（樊纲，1995 ）。钱颖一（2002）也认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是无地域和国别区分的”，只是“做研究时必须要考虑到某地某时的具体的经济、和社会的环境条件”。另一类观点主张，中国经济研究难以与西方经济学全然割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根本上也是市场经济学”，“在优化资源配置的方式上基本都是一样的”，不可能“建立一个概念体系与西方经济学都不一样的中国经济学”（董辅礽，1997 ）。还有一类观点认为在经济研究领域会有内容、方法和观点上的差别，可以形成“流派”，但不一定与国别有关。同时以“中国经济学”表明经济学的阶级性，对于明确经济学在中国的改革方向有一定意义，但副作用是会拉大同西方经济学的距离（张仁德，1993 ）。

　　其次，强调中国学者在经济研究上应有所作为。一类意见指出，西方经济学已暴露出若干范式危机，所以，“中国学者就不只有’应用’’基础理论’的份儿我国经济市场现状，而且还有创造’基础理论’的任务”， “在经济学基础理论上做出有世界意义的贡献”（崔之元，1995 ）。所以，中国学者应向“迄今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经济学发出根本性的挑战”，形成“新的经典、新的定义、新的定理以及对经济史的新的解释”，但这是“经济学的中国学派”，“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应该共同建一座大厦”，非“另起炉灶” （盛洪，1996）。一类意见主张中国经济研究应“进一步研究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中没有很好解决的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问题”（董辅礽 ,1997）。“不仅转轨经济和中国改革的现状为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有意思的素材和经验数据，而且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研究转轨和中国改革还丰富和发展了现代经济学”（钱颖一，2002）。因此有观点称，应“扎根本土，以研究中国问题为主中国最安全的五个省，从总结中国实践经验出发，充分吸收世界经济学的成果,创立中国经济学派”（熊映梧，1997）。

　　综上所述，此类观点因反对“中国经济学”提法，故对与此相关提法的概念也论述较少。即便如此，仍有学者认同采用“经济学中国学派”“经济科学的中国化与现代化”等主张，且提供了若干概念界定的元素，包括：开放、科学地运用已有经济理论；充分立足中国国情，使之与已有理论有机结合;着眼于西方经济学未能解决的发展中国家问题，立足中国经济改革实践所提供的经验和素材，向暴露出范式危机的西方经济学提出挑战；从而实现的研究形态为，不仅对已有理论完成较好应用，更能发展出具有一般性的基础理论,形成新的经典、定义、定理和解释等。

　　在讨论中，诸多学者明确支持“中国经济学”提法。主要论据在于，中国经济及其改革进程的特殊性，导致“对象不一致，方法再一样，也不能形成相同或相近的’范式’”（何炼成和丁文峰，1997）。此外，在西方经济学大量引入的形势下，必须对其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辩护的核心本质，有所区分和警惕（颜鹏飞，2005）。所以其主张创建中国经济学，诸多概念界定也由此出现。

　　第一，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立场上，多能达成共识。研究对象上，多强调针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学术目标上，多要求对中国本土实践给予解释和指导，甚至贡献于世界，研究立场上，则多要求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比如，中国经济学“必须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实际，能够解决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问题”，“要对中国的改革和改革的未来，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经济，能作出理论的、科学的说明”（晓亮，1996 ）；必须以促进经济科学的发展和解释、解决中国经济现实问题为出发点，要创建的是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对解释和解决重大经济现实问题有用，而又具有普遍的科学意义的经济学体系”（黄少安，2000）。该时期有学者尤其对中国经济学所应具有的阶级性进行了论证，反对将理论经济学视作无立场，而是指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此指导各种关系和矛盾的解决处理（纪宝成、张宇，2005 ；逢锦聚，2012）。

　　第二，在理论来源和研究范式上，普遍存在差异。一类观点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并赞同采纳其他经济学说合理成分（周小亮，1997 ；程恩富，2000）。此间形成了一种代表性的概念界定：中国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和小平同志的理论为指导，以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为泉源，科学地反映和深入揭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批判地汲取西方经济学的积极要素和继承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学优秀遗产”，是“具有中国的理论特色、风格和气派的新经济学”（刘诗白，1997）。另一类观点坚持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称以新古典研究为纲领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存在诸多缺陷，所以可“吸收其他流派研究成果”（贾根良，2000）。还有观点认为， 应对所有经济学说兼容并蓄，如“在经济理论上要求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于光远，1997 ），吸收所有为实践所检验的人类共有的优秀文化成果”（魏杰，1997 ），不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只要对我们有用都吸取”（何伟，1997 ）。罕有文献明确表示中国经济学在理论和方法上只能采用单一来源。

　　第三，对“中国经济学”的“中国”定语进行解释。一种观点指出，“中国”的定语，意为“中国经济学家在继承某一为众多人所认同的经济学流派的同时，根据中国的国情，拓宽某些假定条件，或通过案例分析、计量分析等来检验该学派的理论前提和理论结论，进而使这种通过修正和发展的该学派的理论打上显著的中国烙印”（刘晶，2000）。另一有特色的界定称，“狭义的中国经济学是指作为一门科学的中国经济学，即中国经济学科;广义的中国经济学则是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它应是中国经济学科、中国经济学人、中国经济学派、中国经济学工具与方法等范畴的有机统一和总称”， 包含“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活动主体、客体、中介及其内在联系和规律性”（何炼成和丁文峰，1997 ）。这是从构成的角度辨析了中国经济学不同层次的组合。

　　第四，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角度展开探讨。党的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命题，给予经济学者以理论启示和立论根基。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理论、’-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①据此，有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是成立的（张宇，2007 ）。也有观点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科学定位在于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历史定位在于聚焦中国现代社会主义，现实定位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研究方法上则主张以实证方法为主，在此基础上运用规范分析方法（于金富，2008 ）。其他类似讨论也大多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结合,成为下阶段集中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历史前奏。

　　在中国经济学构建探索过程中，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主张“中国经济学”提法的学者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强调中国经济背景与发展目标的特殊性，对中国经济学进行了围绕研究对象、目的、方法等的界定，论及其与已有经济学说的关系，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对经济研究的影响，进而也形成截至该时最清晰立体的概念界定:研究对象上，应针对中国经济，特别是可具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研究立场上，应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理论来源和研究方法上，应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批判吸收西方经济学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目的上， 应能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解决中国改革发展问题；研究特征上，应通过重视中国文化、基于中国本土、运用中国案例，通过中国学者实现创新发展，形成理论上的中国风格与中国特色；研究形态上，应形成科学的、创新的、有普适性的理论体系。这些探索和观点对后续研究皆具有重要的价值。

　　分析学界已有观点存在的问题，探讨中国经济学可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标准,是态度中立者的研究重点。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中国经济学”需明确若干问题。一种意见认为主要问题包括（卫兴华，1998）:成熟规范理论的“逻辑统一性、相对稳定性和独立性”要求，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仍处于不断发展完善过程之间的问题;研究对象的差异能否充分导致经济研究被冠以国别的问题；以国别为划分的经济学与以不同流派为划分的经济学关系问题;经济学是否存在全世界共通共有“一座大厦”的问题，等等&但该意见并非认为中国经济学不成立，而是主张不纠结于具体提法，多对基础理论和具体实际问题做扎实研究,“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体系，或中国的经济学派”便会水到渠成。

　　第二，“中国经济学”的成立，关键在于范式建构。此探讨不在少数，如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学作为一个体系，应“是由一系列经济学范式构成的、旨在阐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经济理论体系。其主要范式结构应该包括基本假设、基本范式、基本原理、基本规律、基本政策及其相应的基本工具、论证方法和论证过程”（张禹飞，1998）。也有观点称，中国经济学形成完整体系在于要有自己的逻辑起点、研究基本范式及若干基本理论线索和理论体系大纲（俞品根，1998 ）。类似还有“任何一种理论经济学都是首先有自己的基本前提和基本假设，然后才有自己的演绎过程和逻辑推理”（卢新波，1998），及“中国经济学必须研究中国自己独特的东西，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前提、理论模型、甚至一些特殊的结论和政策”（陈宗胜等，1997），等等。以上要求相较单一的主张研究对象差异决定学科差异的观点，无疑是更为系统化且科学化了 。

　　综上，可将此类主张的重要观点汇总如下：提法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对基础理论和实际问题开展更多扎实研究；“中国经济学”如若成立，除了要针对独特的研究对象，也应具备一整套独特的范式、理论和政策，但又可揭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以上过程只有在不断踏实而科学的研究及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才能逐步实现。此亦可见，该探讨虽未直接对“中国经济学”进行概念界定，但提出了其在构建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即在范式层面应实现何种程度的创新。从一定意义上，该问题是近代热议的有关中国经济学特殊性与经济科学一般性讨论的延伸，而在第三阶段，范式问题也成为中国经济学构建探索的一个焦点。

　　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学探索，源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争论&作为另一重要理论来源，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此次探索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从纵向视角展示出近代存在过的中国经济学探索痕迹，为当下探讨增加了历史厚度和思想深度（叶坦，1998 ；谈敏，2000 ）。一些学者还运用了“民生”概念，进一步夯实了中国经济学立足于广大人民利益的研究立场（何玉长，2009）。而之所以未能直接且更多地汲取传统经济思想，主因在于当代中国经济背景和社会基础较古代已发生显著变化，致使传统经济思想需进行适应性转换才能实现其现代价值&与之相应，更具时代特色和现实导向的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实践，在该时期几乎得到所有来自其他三大理论来源学者的重视。而且，鉴于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快速崛起，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实践经验的理论化诉求也越来越强烈，其不仅被看作是服务目标、研究对象、立足根本，更被看作是“中国经济学的一条出路”（李怀和高良谋，1997 ）、“为世界经济学作出贡献的基本途径”（陈宗胜等，1997 ）。

　　在表述方式上，该时期提法仍较多样化，但不再是描述式语句，且差异主要体现在“中国经济学” “中国化” “中国学派” “有中国特色”等不同提法选择上，甚至有的研究不做区分，认为“中国经济学应该就是经济学的中国学派”（张旭，2000） 。可见，虽然“中国经济学”能否成立在此阶段悬而未定，但无论使用哪一种提法，学者们均深刻认识须有所作为&所以，本阶段争论虽较上一阶段为多,但各方在这种辩论和碰撞中亦找到更多共通之处&学者们进一步锁定当代国情，尤其是改革开放背景下从“计划一市场”双轨并存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体制转型实践，涌现出了诸多理论探索，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分配制、资源配置方式等方面的理论认识（胡钧，2008），并且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同西方经济学的结合部(方福前2019% ,依据中国改革实践形成了诸如制度不完善下的财政联邦制理论(Jin et al,2005 )、 M型组织形式理论(Qian et al., 2006)等贡献于世界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创新。这使得中国经济学概念界定的要素更为丰富、更有针对性，也着眼于更高层次,具体包括：(1)研究主体上，更多是将以中国人为主体作为隐含条件；(2)研究对象上，多明确要求针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改革实践;(3 )研究方法上，多要求综合利用古今中外经济学说，但对不同理论范式的关系处理等尚处探索阶段;(4)研究目的上，多要求以科学规范的理论形式，揭示中国经济发展规律，贡献于世界;(5 )研究形态上，要求形成具有普适性的创新理论体系;(6)研究特征上，要求通过中国文化、 中国案例、中国学者等使理论带有中国烙印，此点也较以往更为明确。同时，此次探索尚未解决的问题主要在于“中国经济学”提法仍未得到公认，对经济学是否应具国别和阶级属性认识不一，对西方经济学说这一理论来源的兼容性等尚有争议等，继而抛出了中国经济学成立标准议题&尽管如此，与之相关的研究还是在观点各异的过程中不断推进，很多立足中国本土的经济理论创新成果也在中国经济学构建问题导向下涌现，为此后相关探讨持续出现形成铺垫。

　　党的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命题被正式提出，不仅被视作新时代背景下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基础，更被上升至国家话语体系与软实力层面，再次引发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学的深入研讨。国内若干重要学术期刊也开始着力引导中国经济学人“将中国元素融入规范的理论分析，探索新的、更严谨的、更有解释力的理论体系”，以“创新中国特色经济学研究范式、推进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发展、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尽管第三次探索较为晚近， 但基于中国经济实践的丰厚土壤及中国经济学术的不断成长，其与前两次探索相比毫不逊色，并对以往探索有待厘清的问题，尤其是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等做出了更为细致的探讨，对进一步明确和完善中国经济学概念界定，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提出有一系列沿革。2015年11月23日，习(2020 )在中央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境界。”从中国经济学概念发展的角度，上述表述的重要意义在于，在凸显中国特色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研究提出从经验到理论、从思想到学科的新要求，提升了中国经济学探索的层次。同年12月21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重大原则”。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首次在中央层面会议上出现。

　　2016年7月8日，习在主持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这一重要表述，进一步对研究方法做出了界定，强调了在理论体系层面上的要求,深入论证了实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互动关系,与前述表述结合，共同形成较为全面的概念界定。正因如此，学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探索，主要表现为两方面：

　　第一，跨越概念界定环节，更多是简述其本质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随后便更多地探讨其指导原则、研究方法、基本原理、理论体系和内容构成等体系构建问题。相关陈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杨承训，2016），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经济学”（裴小革，2016），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经济建设实际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蔡昉、张晓晶，2017 ），等等。也正因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必然带有相应的阶级立场，“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学”（洪银兴，2016），且“只能是一种为人民服务的经济学”（邱海平，2020）。

　　第二,进行概念区分。有观点辨析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还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呢？其主张应是前者，“主要任务是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经验，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张宇，2017 ）。在如何看待其与中国经济学关系的问题上，有观点认为，狭义上，“中国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同义语”，广义上，中国经济学“包括以中国经济为研究对象的一切经济学科，既包括理论经济学中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史、中国经济思想史、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等，也包括应用经济学中的国民经济管理学、金融学、财政学、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与其是“根本理论基础与分类研究的关系”（逢锦聚，2016）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又接受着不断发展的实践再检验;得益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元素，又力求实现对二者的超越。虽然学界并未普遍明确表示，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完全作为以往讨论的“中国经济学”的同义语,但该提法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关于经济学能否直接冠以国别及是否具有阶级性的理论歧见，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背景特征，成为中国经济学探索的一个重要落脚点。综合来看，其具备如下概念要素:研究对象是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研究立场是以人民为中心；研究方法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并吸收西方经济学有益成分;研究目的是揭示我国经济运行的新特点、新规律，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境界;研究形态和特征是形成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并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第三次探索中仍未清晰的问题主要在于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而这也关乎中国经济学能否从学理上成为一独立学术体系。所以，很多学者着眼于此，主要观点可分三类：

　　第一，主张中国经济学应建立全新范式。较具代表性的一种观点详细陈述了以下缘由：首先, 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心随全球经济发展重心的变迁而转移，在中国向经济强国迈进的背景下，产生相应的中国经济学具有必然趋势。其次，现有任何一种经济学都有一定历史条件限定,此点在实际应用中应充分考虑。再次，西方主流经济学正暴露出危机，总结中国经验、回应中国问题，成为经济学发展的必然方向。因此，“中国经济学”不仅成立，且“不是西方经济学的中文版，也不是’中学为体’的中西方经济思想的’混合杂拌物’，而是严格地基于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并在此之上建立起的一套真正有别于西方经济学的概念体系”（周文,2018 ）。类似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一定是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中国经济已经不行了，“是一个新的范式”，否则中国经济研究只能陷入既有框架，不能适应中国发展的需要（邱海平2018）。

　　第二,不主张轻易推翻范式，可沿着已有范式探索创新。有观点不鼓励经济学一出现问题便推翻范式、换成对立思维方式。其指出，现有范式经过数十年才形成科学理性的研究风格和国际通行的研究语言，且是可被突破、改进的（刘俏，2019）。也有观点认为,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指导，同时坚持采用国际通用范式，才能更好展开国际对话，传递中国声音（林毅夫，201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构建，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分”（胡乐明，2019）。不过，也有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范式与西方经济学“不可能有机结合”，只可能在具体研究方法上相互参考借鉴（简新华，2017）。

　　第三，主张进行范式的部分革新。有研究认为，当前主流经济学更多在于澄清已有范式所提供的现象和理论，无法容纳新现象和发现新理论，所以“部分改变和积极创新”在所难免。由此， 中国经济研究的突破方向，一是“努力逼近现有经济学学术范式下的，世界水平’”，二是进行范式革新，形成经济学的“中国学派”。特别是，当前经济学解释力日渐不足，而现实经济形势持续变化，经济学中国学派正当其时（金硝，2019 ）。不过也有学者持反对意见，指出传统范式也可通过拓展而形成对不同文化与制度的分析，其仍应作为经济分析的核心并可大有作为（黄有光，2019 ）。

　　总体而言，在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问题上，目前学界观点仍争论较大。正因范式问题已抽象于对具体事实的分析描述,并构成后人从事科学实践所遵循的“同样的规则和标准”（库恩,2003 ）， 这一研究必将超越中国经济学探索本身，而须对经济学史演变（高帆,2016）、主流经济学范式的特点和缺陷（马涛,2014）乃至科学哲学等广泛领域开展更深刻的探讨。并且，还应开展不同层次的中国经济学研究，不仅包括对中国经济学体系构建的探索，也包括对具体理论和问题的研究，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等（黄泰岩等,2018 ；罗润东等,2019 ）。换言之,范式问题有待在实际研究的推进中完成论证和检验。所以，中国经济学构建探索须加快实质性推进,使得研究实践与体系构建相互促进完善。

　　第三次探索的兴起,本质上是我国经济科学和实践层面的一项历史反馈与时代诉求,即我国自建国以来实现巨大经济发展成就，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同时在改革与建设中积累经验, 进而提出脱离以往以学习和引进为主的理论局面、转为开辟和建构更适应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的理论体系、并在国际上增强中国经济研究学术自觉自信的要求。正因如此，此次探索在表述方式上取得重要进展，从近代零星、多样的中国经济学有关提法摸索,到20世纪90年代关注“中国经济学” 提法能否成立,直至当前主要集中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提法上。然而，在概念界定领域，此次探索较前两次讨论明显减少。这一是由于此次学术热潮尚处于进行时，二是由于学界已将关注焦点转移到如何切实推进中国经济学构建的问题上，概念界定于目前已非最核心问题。这并非意指概念界定不重要，也并不代表一个高度达成共识的、学界通用的中国经济学定义已然产生。

　　在前一阶段共识仍成立的情况下，相关探索在三方面有所深化：其一,学界目前在认识“中 国”的定语上中国经济已经不行了，已基本形成诸如“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高培勇,2017 ）的理解。这在近代第一次讨论就已形成,20世纪90年代第二次讨论中得到加强，党的以来则被进一步厘清和深化。其二，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立场。近代学界未对此做出正面探讨，其认识多在于强调中国人的立场，抑或是强调“民生”的整体视角,以区别于西方经济学的个体视角&第二阶段学界则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统与追求揭示普遍性经济规律的不同观点间，形成了关于中国经济学阶级属性的激烈但又悬而未决的争论。而在第三阶段,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发展完善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正式提出，中国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立场水到渠成。其三，切实探索中国经济学体系构建更为关键。相对于采取何种方法，关键是实现对问题的解释力，已成为学界共识(郑红亮,2019)。这也使得以往三大线索间的争论相对减少，转而更多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构建共同努力&正如有学者表示，“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国外优秀成果三者融合所形成的新的理论范式”(周文,2016 )。这一范式应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如夏斌(2019)所言，“中国学者若要想在较宽意义上的一般性理论方面真正创造’中国学派’’中国经济学’，绝不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既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概念和范畴 ，提出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代表的独创性理论观点，也创造性地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概念范畴，提出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等重要理论观点&上述基于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为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构建提供了重要基石。因此，中国经济学概念界定虽仍未形成，轮廓却更清晰，且达成了更多共识，包括:(1)研究主体上，已默认主要为中国人士；( 2)研究立场上，明确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3 )研究方法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吸收多种经济学说，虽然对范式创新存在不同要求;(4)研究对象上，要立足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经济问题与改革实践;(5 )研究目的上，要深入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能接受实践检验并指导实践，开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中国化和现代化新境界;(6)研究形态上，不仅要形成系统经济学说，实现范式创新，而且在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影响力打造上应有所加强; (7)研究特征上，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主要提法的定语，进一步强调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但并未忽视经济理论的一般性。

　　作为一项百年议题，中国经济学概念界定探索历经三次学术讨论，探索线索上，从近代西方经济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三条线索各自孕育,发展到当代新增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实践理论化线索并产生激烈争论，直至党的以来，四条线索共同深入推进。与此同时，数次争论中，无论提法还是观点上，皆呈现一定收敛、聚焦趋势。在具体提法上，从近代零散、多样的表述，发展到当始以“中国经济学”为主题、但争议较大，直至当前多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为集中。在关注重点上，从近代认识到中国经济学应服务于本土经济发展研究，发展到当代争议“中国经济学”能否成立，直至当前高度认同中国经济研究的特殊性和必要性、而将争议聚焦中国经济学范式定位。那么，回到最初的问题，应如何对中国经济学进行概念界定？本研究在前述考察基础上，进行一个尝试性探讨。

　　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学术探索中反复出现建立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动议，主因在于，自近代国门打开后中国经济长期处于落后地位，经济建设成为中国发展所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在此背景下，经济学受到高度重视，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长期处于前科学状态，无法指导受现代商品经济冲击而剧烈转型的中国经济，不得不借助于舶来经济学说。故经济学在中国的初期发展主要依靠学习和引进。在其具体作用于中国本土后，社会基础和经济背景的差异、舶来经济学自身的局限，连同近代学术界研究水平的整体落后，又随即造成适用性不足的问题。单一的舶来经济学说本土化对于夹在已有理论和中国经济现实间的众多学者而言，显然是不足够的，这便引致一种要建立与中国经济高度适应的经济学的诉求。在中国自近代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商业社会转型、20世纪80年代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及当前中国经济改革与建设取得成果进而步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三个阶段,该诉求都尤为强烈,进而反映为中国经济学探索的三次。该探索是以中国经济百余年的建设与实践为背景,便难以一蹴而就，同时作为后来者的中国经济研究，也须有一个学习、选择、发展进而创新的过程。所以，建立中国经济学的动议就成为中国百余年经济思想史上一个反复出现的学术现象，其认识也在探讨中不断深入。另外,该动议还包含一个树立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的情感需求。这种需求在近代时期国人遭受西方冲击时就已产生，而今在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的趋势下，又愈加强烈。

　　与之相伴的问题是，为什么建立中国经济学的命题长期存在争议？这主要与经济学的二元学科特质有关，即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而拥有社会性、历史性和阶级性特征，但在规范和方法上又与自然科学高度接近。经济学在追求科学性的同时如何保证其与真实世界的紧密连接，至今在西方经济学界仍存争议。无论否定抑或肯定中国经济学提法，诸多学者都阐述了各自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之分的理解。可见，其对经济学的二元学科特质都有相当程度的认识。只是，反对者大多更强调经济学对一些基本经济运行规律的揭示，认同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一致性对于学科发展的重要意义，及数学与统计方法对于实证研究一般性与系统性的贡献。相应地，其对于将经济学冠以国别和突出强调阶级性的提法较警觉，担心影响中国经济研究对基本经济运行规律的深刻揭示中国经济已经不行了，也担心对已有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施以不必要的全盘否定。与之相对，支持者大多更看重经济学在具体环境下所发挥的作用，强调中国经济在历史及制度上的特殊性和研究所应秉持的阶级立场，担心不强调中国特性的经济研究会对中国经济发展丧失解释力和指导性，甚至可能将后者引向歧途。更重要的是，着重于不同研究对象的经济学术探索可能提供有别于现有经济学所刻画的特征事实，并对已有理论适用性造成潜在冲击。这种可能性在中国经济持续崛起的背景下，被进一步扩大。当前，围绕经济学二元学科特质的看法在中国学术界乃至世界范围仍很难达成一致，不过这并不制约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中国经济研究的特殊性和历史使命性是国内学界普遍达成的共识，这赋予了中国经济学成立之基础，赋予了中国经济学理论之形态，亦赋予了中国经济学创新之可能。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共同聚焦于此，才有发展中国经济学的前提。

　　近代以来，围绕中国经济学这一范畴，学界出现了很多表述和提法。除却近代时期表述相对零散，对当代提法分类统计可呈现一定的变化趋势（图1）。当然，鉴于所选数据统计来源和方法， 纳入统计的文献大多是支持中国经济学相关表述的，但仍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学界关于中国经济学探索的起伏。

　　在总体数量上，提法数量的变化符合前文关于当代探索情况的判断，即在20世纪80年代相关探索尚未启动，直至80年代末才有研究零星出现。随后在1995年后研究集中兴起，并在2008至2009年间这一标志性时段和特殊国际背景下再次形成热议。至2015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被正式提出后，关于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飞跃， 相关研究数量大增，代表着第三次探索的开启。

　　在主要提法上，在20世纪80年代至党的以前的第二阶段，“中国经济学”是学界主要用语，故而概念界定多以此展开。不过，带“有中国特色”定语的提法也是一大类，且出现得更早，

　　只是其在80年代中 后期多集中在具体分支学科上，表述较多样化。至党的 大以来的第三阶段，“中国特色+经济学”大类 提法，已基本集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上，并成为相关研究主要用语。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已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一面旗帜，印证了前述的提法收敛趋势。这也反映岀，虽然能否以国别属性而建立经济学长期存在争议，但鉴于其特殊背景和发展使命，中国经济学探索总会以某种 形式出现在学界视野。

　　所谓概念，是事物所具备的特有属性的抽象集合。作为一项争论已久、且仍处于发展中的学术体系，中国经济学概念在目前仍很难被完全地预先构化，自然难以在当下就给岀高度完备的排他界定，只能更多地 将在其自身实现发展过程中，不断提炼抽象岀其特有属 性而加以概括。但在 以 往三次探索的基础上中国最安全的五个省，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学应至少满足以下几方面要求：

　　第一，从事这项学术研究的主体应主要为中国人士，此点在很多论述中被直接点明，有些则没有，都被作为默认前提。如同法国重农学派有魁奈、杜尔阁等,英国古典经济学有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德国历史学派有李斯特、罗雪尔等，而美国经济学中心的形成也在于其凝聚了大批具有世界影响的美国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要在经济学说史上有一席之地，也须得有一批得到世界公认的中国经济学家代表。

　　第二我国经济市场现状，这项学术研究的对象应主要为中国经济，既要关注与西方国家有共通性的经济现象和问题， 更要关注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典型事实，以及无法用现有 经济理论解释的经济现象 ，尤其是那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中国经济有重大影响的独特理论与现实问题，其中蕴含极其丰富的研究素材，皆应构成重点关注的对象。也正因如此，中国经济学对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可皆有涉及和贡献。

　　第三，这项学术研究的方法，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前提下，应对古今中外各种经济思想及理论皆有开放、批判地吸收 ，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进一步的创新。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土化、西经济学本土化、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以及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实践理论化这四条线索，都是值得肯定的创新 方向。而无论采用何种 理论并进行创新，都应 始终将以人民为中心，作研究立场。

　　第四，这项学术研究应致力于揭示中国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解释中国经济现象，解决中国经济问题 ，并对中国经济未来 发展起到 指导和预测作用。但是，中国经济学不能停留在自说自话，应更进一步地经过从中国 问题到一般理论的提升，寻求对更具一般性的经济规律的提炼，从而增强对更广泛范围的经济 问题的解释力，为世界经济 理论体系贡献学术新知。

　　第五，在充分满足以上要求 基础上，如若项学术研究形成了一套内在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对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若干基本理论和具体问题均有一定的科学阐释，而非停留在对个别问题的考察抑或经验总结层面上；不仅实现了研究对象的扩充，而且实现了研究范式上的突破以及研究结论上的创新。由此确立了一种独特、成熟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学术体系。那 么，这项学术研究就可被称为“中国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