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转型期的中国面临着国民经济发展的严峻挑战，民营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是扩大就业实体经济难做的原因、改善民生、促进创业创新的重要力量。本文应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构建了衡量民营企业劳动生产率的经济指标，作为企业生产经营绩效的代理变量，分析了劳动力质量对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影响，并采用2004-2014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进行了经验检验。研究发现，整体上劳动力质量提高对民营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显著正向影响瑞典的经济特点。要发挥劳动力质量对生产的推动作用，应把劳动者与高技术设备、先进技术和其他具有增长激励的投资更好地结合起来，同时，应通过改善营商环境和经济发展方式，更好地发挥民营企业家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实体经济难做的原因。

　　本文构建了嵌入增值税、其他生产税和要素税费的投入产出网络结构一般均衡模型，创造性地编制了与模型协调一致的税收社会核算矩阵，进而模拟分析减税降费的福利效应。研究表明：在149部门的基准情景下，2017年税收楔子导致离前沿的福利损失率约为1.26%，损失价值约为12 346亿元，且经济系统中的替代弹性系数越大，生产网络结构越复杂，税收扭曲程度和福利损失越大；生产网络结构放大了减税降费的福利效应实体经济难做的原因，经济系统中产品部门越多，投入产出联系越复杂，减税降费的福利收益越大；结构性减税降费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社会福利，在同等程度减税降费总额下，相对于前50%高税率产品部门，对前30%高税率产品部门减税降费的福利收益更大。

　　本文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数据库以及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数据，从产品提质升级的视角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正处于潜在增速下行区间的中国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且这种提质升级作用在差异化产品瑞典的经济特点、一般贸易产品中更为突出。从不同类型经营范围的对外直接投资来看，生产制造型对外直接投资能显著提高出口产品质量，而咨询服务型不能产生提质升级作用。此外，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更多体现在基于已有生产技术复杂度的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而非生产复杂度自身的提高。

　　在中国人口红利因素逐渐消失和劳动力市场上就业性别差异逐年扩大的背景下，本文利用2004-2007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研究性别红利因素对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就业份额的增加对企业出口规模有正向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劳动成本降低和生产率提升是女性就业份额影响企业出口规模的可能渠道。不同维度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女性就业份额提升对企业出口规模的促进作用，在外资企业、技能密集型企业、女性密集行业、高技术行业和女性受教育水平低地区的影响更大。本研究对实现劳动力市场性别平等和形成出口新推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结构转型和人口转变是一个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普遍发生的现象，也是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基本特征。本文建立一个内生结构转型和人口增长的代际交叠模型，提出一方面劳动生产率提高抬升了实际工资，这一总量效应促使家庭提高生育率；另一方面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对服务业更快提高抬升了服务相对价格和养育相对成本实体经济难做的原因，这一结构效应促使家庭降低生育率。随着结构效应取代总量效应发挥主导作用，经济将发生服务业比重提高的结构转型和生育率下降的人口转变，同时劳动力质量增长逐渐放缓。因此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补民生短板的政策应同时到位，通过降低家庭在子女教育和卫生上的支出成本，缓冲结构转型对劳动力增长的不利影响。

　　本文采用结构化动态因子模型测算反映中国物价长期变化趋势的核心通货膨胀指标，并刻画核心通货膨胀的总体趋势、总体波动、部门趋势和部门波动，以分析中国通货膨胀体系的结构变化特征与机理。研究发现，现阶段中国整体物价走势渐趋平稳，部门核心通货膨胀在2012年后呈扁平化趋势，食品和居住部门通货膨胀波动大幅减弱，服务部门通胀波动增强，说明服务部门可能成为主导未来物价走势的重点；现阶段部门物价变动协同性大幅减弱，说明爆发整体性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概率有所下降。因此，未来通胀治理工作应着眼于平抑部门价格波动，这也是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本文通过构建夏普率指标来衡量企业资产配置有效性。研究发现，驱使企业投资风险金融资产的因素降低了金融资产配置的有效性。企业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削弱了经营资产配置的有效性，追逐利润动机则不会。“四万亿”政策使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有效性持续增加，而经营资产配置的有效性持续降低，表现出脱实向虚的趋向；“四万亿”重点刺激行业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增长超过其他行业；供给侧改革时期，经营资产配置的有效性逐渐恢复，但有融资优势的国有企业拉开与非国有企业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的差距。结论表明实体经济难做的原因，力度过大的宏观调控会给实体与金融带来结构性失衡风险。

　　本文基于价格超调理论和托宾Q原理，全面解析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价格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的动态影响机制，发现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不仅会直接提高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实体经济难做的原因，还会通过股票市场价格的超调效应影响托宾Q值，进而间接影响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我们进一步引入随机波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TVP-SV-VAR）模型，从时变角度测算了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价格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价格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的影响具有明显随机波动特征；在3个不同时点上分别施加货币政策冲击，股票市场价格超调效应都显著且其超调效应会进一步向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传导；通过不同提前期的冲击可知，货币政策在短期对股票市场价格有超调影响，在中期对其超调影响不显著，而长期对其不存在超调影响。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价格的超调影响随时间逐渐向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传递。

　　1978年创刊，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研究所主办。本刊是国内创刊最早的世界经济类学术刊物之一。办刊的目标和基本定位是：(1)强调学术性和理论性，注重在实际情况介绍的基础上进行政策分析；(2)立足国际经济理论，兼顾国内外对一般经济理论的研究；(3)关注国际学术动态，加强对国内问题的分析和研究；(4)坚持中国学术的风格和特色，同时遵守国际学术研究和编辑出版的标准和规范。2012年首批成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