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中国经济学就不能不提及一个著名组织——“中国经济50人论坛”，这个1998年成立的独立学术群体几乎囊括了中国当今顶尖的学者，甚至包括很多高级官员。论坛得出的结论常上报给中央财经办，而论坛每年的年会主题，更是紧扣国内外经济大势，常被视作中国重大经济政策的“沙盘推演”。顶级智囊们都与该论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50人论坛几乎就包含了当前所有可以成为“智囊”的人。前表中人几乎都是论坛成员，其中一些人更是其中的重要人物。例如，刘鹤是论坛重要的发起者和组织者，现任论坛学术委员会荣誉成员。

　　除去种种身份和头衔，这些智囊从本质上来看都是顶尖的经济学者中国十大寡头，他们不仅有着良好的学术和科研背景，更引领着所在领域的潮流和风向，发出被认为是最新、最前卫的声音。曾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是首位在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如此高职位的中国人，是目前为止在国外经济学期刊中发表论文最多的中国内地经济学家。

　　从1994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国家的主要政策讨论林毅夫都有参与。比如，1994年的治理整顿中国面临的国际挑战，接下来的粮食问题、电信改革、银行改革、WTO、收入分配、通货紧缩、宏观调控、土地问题、农民工问题……几乎所有的重大决策讨论，都有他的声音。

　　“一些建议直接被采纳中国面临的国际挑战，制定成了政策法规，另外的一些建议也以不同的方式在日后的政策中有所呈现。”林毅夫曾说，“作为一个长远的过程，改革的方向基本符合我的预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直属国务院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主要职责是为党中央、国务院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中国面临的国际挑战。作为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刘世锦的学术功底也极受称道，其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经济理论和政策问题研究，主要涉及企业改革、经济制度变迁、宏观经济政策、产业发展与政策等。

　　发展研究中心近年承担了大部分国家核心经济改革的调研，其中重要课题刘世锦都会组织。刘世锦还参与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文件的起草；是主持研究较早提出“新常态”的人；在中国经济变革的当前，他主持的研究还较早预见并提出增长阶段转换（也就是增速换挡）的判断。

　　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和蔡昉也都是各自研究领域的金字塔塔尖人物。李扬擅长货币、银行、金融市场、财税的研究，而蔡昉的主要研究领域涵盖“三农”问题、劳动经济学和中国经济改革。

　　蔡昉曾参与了“十一五”以来中国发展规划与重大政策的咨询工作，并提出“刘易斯拐点”、“渐进式放开二孩”等颇具争议的学术观点；李扬则主持了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研究。

　　尽管几轮调换，中央和政府财经机构的班子知识化中国十大寡头、专业化的特点越发明显。从中财办、发改委、财政部、统计局、央行等主要机构背景履历可看出，他们普遍具有高学历和本领域长期工作经验中国面临的国际挑战，即使抛开官员身份，也是该领域的学术翘楚。去年以来，刘鹤成为最受关注的高层智囊。事实上，自2008年以来，刘鹤就以经济智囊的身份多次陪同习赴全国各地考察，或者会见外宾。以后，几乎习每次考察都有刘鹤陪同。

　　一些熟悉刘鹤的人戏称其为“工农兵加海归”。这样的背景有助于像刘鹤这样的政策制定者既对中国情况有接地气的认知，又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

　　在原国家计委工作期间，刘鹤主持制定过十一部国家产业政策，其中五部由国务院正式颁布。他还参与过“八五”计划、“九五”计划和“十五”计划、“十二五”规划的编制，同时还是十六届三中、五中、六中全会和，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文件的重要执笔人，为三任中央总起草过经济讲稿。

　　此外，他还是许多重要政策的“预见者”。如今的国家级重要战略“新型城镇化”就曾藏在他多年前发表的《拉美经济的主要挑战和经验教训》一文中。刘鹤在文中建议中国稳步推进城市化，发展服务业和非国有经济，避免拉美化。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也是公认的高级智囊。他在国际权威学术杂志上发表过多篇论文，学术成果常常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学者多次引用。

　　易纲研究方向为计量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经济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在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方面。在研究中国金融体制过程中，对日本的主银行体制、德国的全能银行和美国的分业银行管理体制做过较全面的分析和比较。

　　陈锡文，我国最重要的“三农”问题学者之一。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后，他对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就一直没有中断，曾先后三次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和一次国家科技进步（软科学）三等奖。

　　粮食、土地、农民工中国十大寡头、城镇化……近20年来，他几乎参与了在中国发展中所有重要“三农”问题的政策研究和制定，同时也是每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要起草者。

　　2014年已经进入中国改革的落实年，如何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些已确定的路线图既考验高层改革决心和勇气，也考验高层智囊的智慧和改革思维，而未来政策的走向，也许就藏在这些高级智囊的言论里。在“新常态”时期，不少经济学家对我国中长期的经济走向都作出了分析。李扬在本月25日表示，到2020年，中国经济的主要环节的改革将基本就位中国十大寡头，各经济领域的体制也将定型，至少到2017年，我国的经济体制机制就会稳定下来，为新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

　　他认为，未来几年，中国会重新树立起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财政管理体制也会有重大调整，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也会进行调整，金融体系会有重大变化。中国的资本市场会进一步开放，人民币会进一步可兑换，人民币国际化也会有更大进展中国十大寡头。

　　林毅夫一贯对中国经济“乐观”，且肯定政府的作用。他认为中国在2008年以后的20年里仍然有每年增长8%的潜力，但要改变“穷人补贴富人”的“双轨制”后遗症。他提出，不管国有还是民营，所有者和经营者必然分离，要避免经营者的道德风险需要由公平竞争的市场来提供经营者经营好坏的充分信息。

　　蔡昉近期也明确表示“中国还没有陷入经济悲观时代”，他提出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从劳动力和资本投入驱动型，转向主要依靠创新和生产率提高驱动型中国十大寡头，要通过改革获得制度红利。

　　相比之下，刘世锦对中国经济较为谨慎，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速进入中高速发展时期后，这个“中高速”的底在何处，现在还没有探明。他建议在这样一个增长的新常态下应该力争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就业可充分、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的“六可”目标。

　　自从2013年3月担任中财办主任之后，刘鹤很少发表公开言论。分析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从公开信息看来，刘鹤是反对在社会保障、医疗、养老、保障房等方面走高福利道路的，并且警惕高福利对政府债务、财政政策空间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