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拉美地区经济实现超预期增长，但经济增速在下半年明显放缓，且有可能持续整个2023年。当前拉美地区普遍面临高通胀、高利率、高负债率、高失业率、高贫困率等问题，在政策调整空间有限、全球经济萎靡不振的挑战下，经济增长存在明显脆弱性。尽管挑战重重，拉美经济也面临一些可利用的机遇，如资源优势、参与全球产业链调整、加强对华合作等。中拉经贸关系将成为拉美疫后经济复苏的重要动力。

　　2022年，拉美地区经济预计将实现3.7%的增长，尽管增速不及2021年的6.7%，但能够超过全球经济3.1%的均值，已经超出了大多数市场预测经济性的同义词。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在盘点2022年拉美经济时指出，尽管拉美在2022年上半年实现超预期的增长，但经济增速在下半年明显放缓，且有可能持续整个2023年。

　　2023年，拉美经济增速预计将回落到1.3%，仅为2022年的三分之一，也仅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的一半。从前后三年来看，一方面，作为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拉美经济复苏势头并不显著；另一方面，与其他地区相比，拉美经济体现出更强的波动性。

　　在经济持续不景气且波动加剧的局面下，拉美生态产生了连锁反应经济性的同义词。巴西左翼卢拉在大选中胜出于2023年1月1日就职。到2022年底，拉美地区主要人口大国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阿根廷、委内瑞拉、智利都选举产生了左翼政府。很显然，整个地区在过去一个选举周期未能取得经济民生的改善，选民对民生问题的关注是促成左翼回归的关键原因所在。然而，受经济困难的影响，拉美国家的治理难度明显上升，加之左右轮替过程中力量博弈趋于均势，该地区在现阶段面临更严峻的政经风险。2022年12月7日，秘鲁政局发生剧变，左翼总统卡斯蒂略任期尚未过半便遭国会解职，这也成为此轮左翼浪潮中响起的第一个“警报”。

　　从目前来看，经济表现不仅将决定此轮左翼主政周期的长短，而且也是影响拉美地区政经社会局势的关键因素。但是，国际市场对拉美经济2023年的预测并不乐观，总体来看，拉美地区面临的挑战远多于机遇。

　　首先，拉美地区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宏观经济的脆弱性。拉美经济在最近两年均实现了相对不错的增长，但仍属于新冠疫情大冲击后的反弹。换言之，当前拉美宏观经济指标在近两年并未得到根本改善，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脆弱性。

　　具体来看，拉美国家当前普遍面临高通胀、高利率、高负债率、高失业率、高贫困率等问题。尽管通胀在2022年下半年有所放缓，但是短期压力依然存在，大概率仍会在2023年保持高位区间。尤其在委内瑞拉、阿根廷、古巴、苏里南等国，控制通胀将是2023年的首要经济任务。在通胀居高不下的局面下，拉美多数国家的利率都处在历史高位，比如阿根廷的基准利率高达75%，是全球利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而在20国集团中，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是利率最高的三个国家。此外，经济增长对就业情况的改善程度并不明显，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等国的失业率均超过8%。相较而言，债务风险更为突出。2022年拉美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约为70%，巴西、阿根廷两国均超过80%，加勒比部分国家的公共债务则更高。根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统计数据，当前拉美的贫困率高达32.1%，至2007年的水平，而赤贫率也攀升至13.1%，甚至到27年前的水平经济性的同义词。换言之，拉美在过去近20年所取得的扶贫成效化为乌有经济性的同义词。从上述几个指标可以看出，尽管拉美经济在过去两年均取得了较好增长，但是多个宏观经济指标很不乐观，这将严重限制拉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值得一提的是，巴西、墨西哥、阿根廷近期国内经济形势、智利等地区大国的经济增长不及地区均值，由于缺乏地区大国的带动，拉美经济很难有太大的起色。

　　其次，政策调整空间有限是拉美经济面临的另一挑战。一方面，最近几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拉美地区的消费和投资都受到很大抑制，这对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提出了需求。但在全球通胀潮和美联储加息的局面下，货币政策转向紧缩，进而强化了对消费和投资的抑制。从全球通胀预期和诸多不确定因素来看，拉美国家降息的空间较为有限。另一方面，公共财政收支失衡限制民生项目规模。在此轮左翼浪潮中，民众对社会福利政策提出了更高期待近期国内经济形势，这同样对扩张性财政政策提出了需求，尤其是加大民生项目投入。尽管2022年拉美地区财政赤字略有好转，但公共债务却很不乐观，多数国家的负债率高出国际警戒线。为扭转财政困境，拉美左翼政府普遍提出了税改方案，希望通过暂时性的增税缓解财政困难。但从可操作性来看，不管从经济景气程度上，还是从立法机构中的左右均势博弈分析，以增税为目标的税收改革很难在短期内获得通过。从上述两个方面来看，拉美国家的货币、财政政策调整空间都比较有限。

　　再次，全球经济萎靡不振是拉美经济面临的第三大挑战。内生增长动力不足是拉美经济的痼疾，尤其在经济不景气周期，全球经济走势对拉美地区的影响更为关键。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回落至2.7%，而世界银行的预测更为悲观，仅为1.9%。而从中期来看，全球经济在未来3年至5年可能维持3%左右的中低速增长水平。全球经济不振对拉美经济的负面传导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大宗产品需求下降将直接影响拉美地区的国际收支水平，削弱该地区国家的进口能力，进而限制经济增长动力；第二，全球流动性萎缩将使拉美国家面临外资流入减少的局面，由于拉美国家普遍存在投资能力不足的缺陷，加之当前该地区不断攀升的债务风险，投资短缺或成为下阶段影响拉美经济增长的最大短板；第三，不管是国际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的短期因素，还是美欧国家政策调整的不确定性，都将对拉美市场的稳定性构成冲击。

　　第一个机遇体现在拉美地区的资源优势层面。虽然全球经济低速增长抑制了市场对大宗产品的需求，但在大国博弈下，资源禀赋优势使得拉美具有更显著的战略价值，比如，玻利维亚、智利、阿根廷的锂储量分居全球前3位，巴西的镍、稀土储量均排名全球第3位，古巴的钴和镍储量均排名全球第4位，这些战略资源或将成为全球投资的新热点。与此同时，在乌克兰危机前景尚不明朗的局面下，拉美国家在能源、农业两个重点领域存在较大的挖掘潜力。比如，全球能源危机为委内瑞拉石油业提供了难得的复兴机遇，美欧逐步放松了对马杜罗政府的制裁力度，巴西大豆在中美贸易战、俄乌冲突之中不断扩大市场优势，尤其随着全球饥饿问题的加剧，部分拉美国家能够为缓解全球粮食安全作出贡献。

　　第二个机遇来源于全球产业链的调整新态势。在美国主导的全球产业链大调整中，拉美国家面临近岸外包的参与机会，尤其随着亚洲国家工资水平的上升，拉美国家在劳动力成本层面逐步与亚洲国家持平。综合营商环境的各个方面分析，智利、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在承接近岸外包上具有一定优势。但是，拉美国家在基础设施、技术能力、风险、公共治安等方面普遍存在明显短板，这些都将影响美国企业投资拉美的积极性。从实际情况来看，美国最近几年对拉美相继推出了“美洲增长倡议”“重建美好世界”“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计划”等政策倡议，但是美拉之间的经贸合作活力并未发生明显改观，这也体现出美国近岸外包仍存在诸多约束条件，其中最重要的前提就是拉美国家营商环境亟待改善。

　　第三个机遇需要拉美从对华合作中加以挖掘。21世纪的头20年，中拉经贸合作一直保持高效的节奏。2022年，中拉关系取得一系列突破。2022年年初，阿根廷、厄瓜多尔两国总统访华并出席北京冬奥会，中阿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倡议；11月底，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外，中国与厄瓜多尔、乌拉圭、萨尔瓦多启动了自贸谈判程序，阿根廷正式提交加入金砖国家的申请。另外，中拉贸易在2022年保持10%左右的增幅，中拉贸易的快速推进彻底改变了拉美地区的贸易格局，对多数拉美主要国家而言，中国在贸易层面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美国，并且拉美国家在对华贸易中多处于顺差的有利位置。在投资层面，中国对拉投资存量接近500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巴西等拉美主要国家最重要的投资来源。由此可见，中拉经贸关系的复苏节奏体现出明显优势，而且很大概率会成为拉美地区疫后经济复苏的重要动力，加之中拉双方在经贸层面已形成的高度关联性，中拉经贸合作在下一阶段将保持较强的韧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更有效地规避因素、国际环境的干扰经济性的同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