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流浪猫长到1岁还在流浪，日后愿接受社会化（被收养）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因此美国的动保组织会给1岁以下的猫绝育、收容、找领养。

　　全称Trap（原地诱捕）、Neuter （绝育）、Return （回置），是种人道的、控制社区流浪猫数量的方法（也适用于流浪狗），不仅能保持生态平衡，也能控制疾病和细菌传播，缓解猫咪求偶造成的扰民。

　　着手任何问题都涉及到效率和资源匹配的问题。解决问题前，要想清楚“流浪猫是不是很严重的、迫于着手解决的问题”。

　　流浪猫过多的弊端：1）直接或间接导致部分爬行类或小型哺乳等物种灭绝；2）身上有病菌和寄生虫，可能危害；3）给动物救济中心造成负担。（流浪）猫的优点：对社区居民有精神或身体上的益处（降低心血管疾病，助眠）。总之流浪猫别太多，也别杜绝，数量稳定为重。

　　TNR提供了一篮子的解决方案，但这解决方案其实还在理论中，想知道这项目能否满足需要，还要专门的评估和测评。

　　据Shelter Animal Count（专门统计美国各地动物保护中心/庇护所中猫狗数量的平台）2016年的统计，美国每年能救100~9000多只动物的组织达到了1200家以上，其中一大部分的同类型机构都非政府出资。虽然这数据库现并不收集TNR方面的具体数字，但他们鼓励实施TNR的机构汇报这些项目经手过的流浪猫的安置情况。以纽约一家动物保护中心为例，他们2018年救助的流浪猫达到了9536只，其中273只被放回了原生地。他们还严格监测被救助的动物的存活率（92.5%），还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安乐死的死亡率（6.7%）。

　　据中国发展简报记录，自我归类为做动物福利方面工作的机构共26家。其中大部分机构涵盖的内容较广泛，同时兼顾环保、教育、老人、妇女儿童等方面的工作，专门从事动物保护工作的机构还是较有限的。

　　亚洲动物基金是我能查到的较早在中国开展动物福利项目的机构，主要通过宣传的方式向人们普及善待猫狗的态度，为要做TNR的团体提供培训、项目支持等。

　　在亚洲动物基金网站上，发现2017年有个直接和TNR有关的数据：在上海给140只流浪猫做了绝育，手术痊愈后放归了大自然新经济七大产业。此外，2015年亚洲动物基金曾通过阿里公益平台，向社会筹到6万元善款，这个项目一直到2017年完结，其中1/3用于给上海122只猫咪和北京145只猫咪绝育。

　　将数字一结合不难发现，这笔善款的用途可能是网站提及的“TNR项目的成果”。上海可能在国内算开展TNR项目时间较长的城市，具有一定动物保护的意识，也有一些像TA上海这样的公益组织，能调动社会资源十大支柱产业是哪些，开展TNR项目。

　　从中国动保机构发展程度上讲，假定中国的流浪猫数量不比美国的少，那中国动物保护领域其实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当然中国也有自己的国情，也有其他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和有限的社会资源什么叫产业学院，所以对流浪动物保护这块，还没投入太多人力物力，实施相关项目的环境也不够成熟。

　　商业社会中所谓的利益最大化，可简单用（利润-成本）*销售量这个公式来表示。在社会服务领域或公益领域，我们也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示效益最大化，那就是：

　　而关于什么是社会正向效果，在这领域可能很难有统一标准。有人认为公益领域的效益最大化等于将支出缩减到最小，并扩大受益群体数量。但这么做有个弊端，就是成本的降低可能会造成项目质量的降低。

　　拿一些传统的控制流浪猫的方法来说，乍听好像成本最低，最能快速解决问题——中国有些社区会成立“打猫打狗队”，将猫狗大规模捕杀成本最低，且一定会快速解决问题。可这么做有一定的弊端。

　　第一，流浪猫狗身上的传染病，在平时不和人接触的情况下，是不太会传染的，但将它们捕杀或毒杀，会增加它们和人类的接触，继而增加传染概率。

　　第三，大规模捕杀流浪猫是否就是成本最低的，不好说。从捕杀每只流浪猫的角度，可能会比送只流浪猫去绝育听上去便宜些。可如果给一只流浪猫绝育后，两年内能预防100只幼猫的出生，相比于两年后要诱捕和杀死这100只流浪猫，成本计算可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据Save Cat的报告，TNR项目的实施多出自个人捐款和志愿者支持，而非用纳税人的钱灭猫，每年能剩下的费用至少有一半。

　　从另一个角度说，大规模捕杀流浪猫的做法听上去可能不太人道，可在某些情况下，在某些甚至发达国家，却不得不被采用——如澳大利亚，因流浪猫对生物链产生了一定的破坏，他们必须在流浪猫和濒危动物间做出选择。2018年他们为社区提供资金，目标是捕杀200万只猫并安乐死。然安乐死实际上并非一种便宜的方法。据佛罗里达Orange County测算，安乐死一只猫的平均成本约\$140，而给猫做次绝育的费用约\$56。

　　现在北美，TNR成为一种较普遍的控制流浪猫的方法，一方面考虑到人道，一方面是从理论上讲，它应能达到一些效益最大化，还有一方面是因权衡成本，TNR从经费支出上还算较为人接受的。有人道因素，美国动保组织和筹款人都在宣传和心理上更易接受这个项目。TNR项目的大部分筹款，都来自于个人、企业和基金会。

　　说回公益领域的效益最大化，美国的机构和政策推动部门，为证实TNR能取得这三方面的成效，要通过有效的项目评估的手段什么叫产业学院，来获得一定的证据和事实。那如何界定社会正面效果这个词的呢？

　　首先，据之前提出的公式，效益最大化=社会正向效果（Social Impact-成本）*受益群体数量，那在成本不变、不影响项目的质量、产出的情况下，提高社会影响力是效益最大化的最佳手段什么叫产业学院。

　　有朋友可能会认为，既然TNR在美国获得了如此多的推广，那TNR的支持者一定居多，且研究结果一定正向居多，其实不然。

　　自实施以来，一直有争议。有人认为TNR将绝育完的野猫放生，会破坏环境，TNR“敌对”组织的——美国鸟类保护组织，就认为社区中仍存在的野猫造成了鸟类数量的急速下降。其次，是来自于一些项目评估的结论并非完全正向的。

　　在亚洲动物基金发布的TNR项目指导手册中，明确指出“当一个社区内流浪猫的绝育比率达到70%左右时，就能做到有效控制流浪猫的繁殖和猫群数量不再增加”十大支柱产业是哪些。

　　这个结论和一些同类型的研究一致，因为流浪猫在社区中的生存，虽通常以社群为单位，但不排除有外来移入的流动猫咪，尤其是当“真空效应”（指一个社区中猫咪数量少而引起的外来猫咪迁入的情况）和食物资源充足并行的情况下，外来移入的猫咪，会改变整个社群的组成和生育几率，使该社区的猫咪数量无法得到有效控制。而TNR有时就是造成真空效应的主要原因。

　　所以除社区中猫咪数量的控制，还有什么方面是评价TNR效果的指标呢？根据找到的有关研究，做了个大致的梳理，摘出了几个重要指标，如图：

　　其实用这样的指标系统测算每个TNR项目的有效性，结论的适用范围是较有限的。因为这些指标大多需大规模观察，将社区中每只猫都记录成册，也要耗费些人力物力的。流浪猫中有的是成堆生活，有的则流动性较强（还有中途就被领养的），所以很难对所有猫的活动范围进行实时跟踪。

　　当然这其中也有几项是能通过进入流浪动物收容中心的数据库来进行跟踪的，前面提到的Shelter Animal Count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有的TNR项目会采用给做过绝育的流浪猫的耳朵上剪个小口子，来更易辨别哪些猫已参与了TNR项目。

　　除上图显示的一些直接和TNR有关的指标外，这个项目还能延申出一些其他的社会影响力指标。那就是，这个项目的实施不仅针对猫咪本身，还有很强的社区教育成分。

　　TNR不论在美国或中国都强调通过社区的自发行为，完成Trap和Return。流浪猫的诱捕，要用到特殊的抓捕笼和其他抓捕工具，要动员社区其他喂养流浪猫的人员在抓捕前24小时内不喂养猫咪；而流浪猫绝育后，不能马上放养，尤其母猫要休养一阵，看有无术后并发症。

　　随TNR的实施，社区居民也会在这样的行动中，学到如何与野猫相处，且减少弃养自家宠物的行为。事实上经过TNR后的流浪猫，尤其是年龄小的，极有被家养的可能。

　　除社区教育外TNR还能提高其他方面的社会福祉。加州曾有个TNR是和监狱合作的。他们将流浪猫放归到囚犯中，据说减少了囚犯内部的暴力行为和其他冲突行为。

　　所以这个项目对增进流浪猫的寄养，减少整个社会对所谓品种猫、商品猫的追求，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也因此流浪猫数量得到控制，不一定是因TNR中“绝育”的部分直接导致的，还可能是因为它带动了一些联动效应，而那些效应是和这些中期效果和长期效果直接相关的。

　　其实除对项目的效果进行了解外，了解到底是项目的哪个部分与正面的成效相关性最大也很重要。如《文化产业》期刊，一篇发表于2017年的研究，对一个1992年开始的较大规模的TNR（300只）进行了17年的追踪分析，发现社区中流浪猫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其中三分之一通过社会化后被家庭领养，而建立猫咪寄养中心，能帮助减轻社区对流浪猫术后恢复这部分的负担。

　　另一方面，造成社区流浪猫增多的很大原因是家庭的弃养《文化产业》期刊。建立猫咪寄养中心，能让可能流出去的猫咪通过在寄养中心暂时生活，寻找下任主人的方式，再流回家庭。

　　总之TNR能在当地有效控制流浪猫数量，减少弃养，倒不仅因TNR当中的任何一个环节，而是因这个项目的连带资产——建立社区猫咪寄养中心，并通过此途径加强了这个社区中对解决流浪猫数量控制的问题的认识，找到了适应的方法。

　　上文说到TNR的有效性，如完全依赖实地收集数据的方式，结论的适用范围会较有限。目前能找到的诸如此类的TNR效果研究，一大部分是涉及参与数量较少的TNR，而这些研究项目的结果，有正面的也有的指出TNR是无效的（在一定条件制约下，如绝育比率达不到一定程度时）。

　　所以要做个有普遍意义的评估，还存在一种方法，是通过构造一个理论模型，并将TNR的产出数据（如绝育率，设为X）带入模型中，测算其有效性（如猫咪数量的控制）。这么做有个好处，在这个模型较精确时，能在一个社区还未开始实施TNR时，就利用当地已知情况推算出最适合或最优化的解决方案新经济七大产业。

　　美国加州有个研究小组，就拿当地实施TNR的两个镇的数据——通过已知的镇人口、镇每年通过TNR绝育的流浪猫数量、居民喂养猫咪的比率、流浪猫历年数量等，测算这两镇流浪猫群体数量的成长率、被绝育的猫的生存率、母猫的生育率等。

　　之所以用两个镇的数据，是在于提高模型的精确程度。测算下来发现，如TNR要在这两个镇实施成功的线%，远超目前实际达到的。

　　这种方法其实比较单纯考虑一个项目因素对结果的影响，而剔除了一些旁的因素对结果的影响。而现实中，人们为取得某种目标，方法各种各样。所以当一个社区中仅存在一种TNR的方法时，这个方法的可靠性也许相对强些。

　　说回效益最大化的问题。在效益最大化的公式中，提到social impact，提到了成本，但还没说受益群体数量。

　　细心的读者大概发现了，我这篇文章的主体结构，插入了许多经济学上面的思考，我打算在文章的最后，继续插入一个经济学概念。那就是从项目性质的角度，TNR其实不能算传统意义的私有商品，而是属于公品。

　　公品指“具消费或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的产品”。如，纽约每年国庆时，会在曼哈顿和皇后区中间的那条河放烟花——这里的烟花就是种公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看到烟花（即我使用这个产品理论上不影响其他人使用）。并且公品还有许多其他特点，如著名的“免费搭车”理论——拿TNR项目来说，它可能是由社区中一小部分人自发筹钱实施的，但结果是流浪猫数量得到了控制，而那些并没参与其中的人，或没付出任何捐款的人，也得到了项目带来的益处。

　　免费搭车的一个结果就是可能出现市场失灵十大支柱产业是哪些，即，当免费搭车的人增多后，慢慢地，社区中谁都不愿捐钱做这个项目，于是导致流浪猫问题得不到解决，继而所有人都尝到这个问题带来的恶果。所以如要扩大“受益群体数量”，我们更要谈的是如何使TNR项目供给不变或增加——减少这种免费搭车的现象。

　　在经济理论中，避免市场失灵的有效办法就是让一个组织/第三方出来提供这种公品。上文中我们看到十大支柱产业是哪些，美国的TNR已成集体行为，主要由动保方面的NGO倡导、出面实施、组织和动员项目筹款，然后由政策和企业进行加持。在中国观察到的大多数情况，解救流浪猫、喂养流浪猫、TNR等，还存在于一些个人行为。当然国内现已出现了些动保组织、培训、微信群这样的组织，能调配和调动社会资源。

　　第一它能增强信息的对称性，使信息更公开透明。美国的动保机构很喜欢在网页中专门辟出一栏，罗列TNR的种种好处及实证研究结果。在《家有恶猫》这个节目中，也有穿插大量数据，引导人们认识流浪猫这个问题及TNR的效果。不过向公众宣传时十大支柱产业是哪些《文化产业》期刊，机构方可能会对一些实证进行筛选，这个我们在辨别时要注意。

　　第二通过评估TNR所得的结果，项目人员能测评自己的TNR项目，处在项目生命周期的哪个阶段，并优化项目的实施，得出最优化项目实施结果的方案。如，在现有资源下，考虑成本、自身的目标新经济七大产业、参考现在已取得的成果，讨论下一步该将资源更多地投在什么方面？进一步扩大社区宣传？投放更多捕猫笼？资助更多猫绝育？

　　第三公品理论认为，要将公品的效益最优化，很重要的一点是了解消费者的偏好，制定出合理的定价。公品的定价，并非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在追究效益最大化的同时，按平均成本定价。在信息公开透明的情况下，公众可通过捐款来调配自己对公品的消费偏好。

　　国内外在公益方面的筹款，一般会分成有限制用途的和无限制用途的捐款，有限制的捐款一般就是捐款人特别关心某个议题，可以要求基金会或其他接受捐款的部门，只能将捐款用于实施自己关心的这个项目。没有前两者为基础，公众的消费者偏好很可能会循着信息不对称的方向，使公品的效益达不到最优化。

　　MON为英文单词MONITORNING（监测）的缩写，EVAL为英文单词EVALUATION（评估）的缩写。此平台致力于介绍社会服务项目的监测评估方法。欢迎广大关注社会服务专业化发展的学生和业内人士加入学习，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