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与上月持平。青年（16-24岁）调查失业率上升至21.3%，为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新高。7月局会议“把稳就业提高到战略高度通盘考虑”。

　　如何解决失业问题？过去，大力发展制造业，设备升级替代更多工人，制造业就业人数持续下降，是否与扩大就业的目标相背离？当下，数字经济成为唯一就业增长动力，如何与先进制造业融合，进而促进就业增长？

　　关键词：制造业“双拐点”、制造业与就业悖论、鲍莫尔病、假性繁荣、引致需求、萨伊定律中国工业经济杂志、高质量经济体系

　　简单地从数据上来看，从上个世纪五十年开始，美国制造业增加值持续上升，但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53年巅峰时期的28.3%下降至2022年的11%，接近历史最低水平；同时，制造业就业人数从1979年巅峰时期的1955万人下降至2023年的1299万人，处于较低水平；制造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的比重从1953年的32%左右下降至2022年的8%，处于历史最低水平。

　　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比下降，到底是制造业发展的结果，还是制造业衰退（转移）的结果？

　　最近几十年，美国跨国公司大规模投资亚洲新兴国家，把劳动密集型工厂转移到中国、印度等国家。根据美国商务分析局统计，截至2020年末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美国制造业跨国公司总资产规模超过2500万美元的海外子公司共有11293家，海外子公司当年实现营业收入2.5万亿美元，制造业增加值5510亿美元。截至2021年末，美国制造业对外投资余额为9126亿美元，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16%。

　　反过来说，近些年制造业回流提高美国的制造业就业人数我国的三大产业结构。从2009年到2022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增加了150万人。据Reshoring Intiative估计，2022年美国制造业回流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高达228723个，制造业回流和FDI创造的就业岗位数共计351431个，均创历史新高。

　　虽然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全球的比重在下降，但是美国制造业并未衰落，而且其竞争优势在欧美制造业强国中还有所扩大。从2000年到2021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相对日本扩大了17个百分点，相对德国扩大了29个百分点，相对法国扩大了161个百分点。

　　过去几十年，美国制造业在持续升级，将低端制造业转移到新兴国家，将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及其部门留在本土。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制造业跨国公司研发支出中本土支出规模为2138亿美元，海外子公司仅为317亿美元。而本土研发投入增加推动的制造升级，提高了设备与技术对工人的替代率，制造业就业人数反而下降。

　　随着制造业不断进步，产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原来的设计、规划、法务、会计、审计、融资、人力资源等部门分离出去，形成了庞大的现代商务服务产业，大量就业人口也跟随分离到现代商务服务业中。

　　这就出现一个简单的矛盾：制造业不论衰退（转移）还是发展，制造业就业人数都会下降。我们暂且将其称为“制造业与就业悖论”。

　　再的情况：从2004年到2019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持续上升，但是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35%下降到27%；同期，制造业就业人数并未随着制造业增加值而一直持续增长。制造业人数占比从2007年峰值的29%下降到2019年的16.9%。制造业就业人数越过2014年高点后开始下降，2017年后加速下降。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2021年中国制造业就有人数据较2012年减少2200万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第二产业（含制造业、建筑业、采矿业）的就业人员在2012年达到2.32亿人的高点后开始减少，之后5年减少超1400万人。

　　中国制造业与制造业就业跟之前美国走势类似，即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制造业就业人数先升后降，呈倒“U”曲线走势，如今均已进入“双拐点”——制造业增加值占比拐点，美国是1952年，中国是2006年；制造业就业人数拐点，美国是1978年，中国是2014年。

　　按这个趋势，未来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还将上升，但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制造业就业人数将持续下降。

　　中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的原因是否跟美国类似？制造业发展与衰退（转移）同时削减制造业就业人数？

　　最近十年，制造业大规模投资技术设备，新设备替代了更多工人。根据《机器人行业贸易组织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的数据，2021年中国工业机器人的安装量同比增长45%，超过243000台，这个数量几乎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数量总和相当。2022年央行特设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工具，专门为制造业设备更新改造提供低息（金融机构不高于3.2%）的2000亿。

　　从2005年到2017年，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就业人数占制造业总人数的比重从32%上升到44%，而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变化较小，在30%上下波动。

　　有意思的是，国有和私人制造企业的就业人数明显分化：国有制造企业的就业人数从2014年到2021年持续下降，下降幅度高达27%，减员规模达到1429万人；期间，私人制造企业的就业人数增加超过1200万人。

　　原因可能是，在制造业中，不少国企处于原材料加工业和装备制造业，近些年国企因产业升级、污染整治而大规模推动设备更新改造，相关领域就业人数下降。而私人制造企业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的占比较大。

　　数据显示，从2012年到2021年，国有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1400万人，国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388万人，国有金融业增加291万人，国有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增加120万人。

　　除了制造业发展外，制造业衰退（迁移）对就业的冲击也不可忽视。近些年，服装、鞋帽、家具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东南亚国家转移。根据光大证券首席高瑞东的研究数据（对美出口大幅回落背后：产业转移在加速，财新网），与2017年相比，2019年美国自中国进口的皮革、纺织、鞋帽分别下降16.6、3.2、5.2个百分点，同期从东盟进口的这些品类的份额分别上升了11.6、1.8、4.4个百分点。

　　所以，不论是国企还是私人企业，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比都在下降。国企制造业就业人数占国企就业总人数的比例从2010年的29%下降到2021年的22.5%。私人制造业就业人数比例占私企总人数的比例从2005年的27.8%下降到2019年的14.58%。

　　当制造业步入“双拐点”后，制造业与就业的关系出现一种“悖论”：制造业增加值增加，但是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下降，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加速下降。

　　当前，中国正在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同时又面临比较突出的失业问题，尤其是青年失业率持续上升，那么这两大宏观经济目标是否冲突？

　　制造业衰退定然导致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这是不利的。制造业发展越过“双拐点”后，虽然制造业就业人数、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比均下降，但是，这依然是有利的。为什么？

　　制造业分工精细化，设计、会计、融资、软件等部门分离出去，并形成庞大的现代商务服务业及其就业岗位。

　　制造业技术升级，提升了经济效率，创造了更多收入，产生收入效益，制造企业增加商务采购，制造业工人增加资产和服务采购，扩大了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金融业、零售业以及服务业的收入及其就业人数。

　　最近三十年，若加上商务服务业的就业人数，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并未下降太多，而若再加上其他房地产业、服务业的就业人数，美国整体就业人数在上升。

　　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在一篇论文中，建立了一个两部门宏观经济增长模型，其中一个部门是“进步部门”，主要指制造业；另外一个部门是“停滞部门”，主要指市政府服务、教育、表演艺术、饭店、休闲等服务业。

　　鲍莫尔认为，进步部门效率高，而停滞部门效率低。如在表演艺术市场上，三百年前的莫扎特四重奏要四个人演，三百年后依然要四个人。

　　鲍莫尔推演，进步部门的生产率快速增长形成收入效应，进而大量采购服务，但是服务业效率不易提升，导致工资不断上涨。他预测，停滞部门（服务业）由于工资不断上升、缺乏效率，要么最后消失，要么不断壮大拖累整个国民经济。这种现象被称为“鲍莫尔病”。

　　如果鲍莫尔病真实存在，制造业越过“双拐点”之后，就业人数不断往服务业集中，最终因服务业工资高、无效率而拖垮整个国民经济。但现实中，欧美经济体并未因服务业持续扩大而衰退。

　　一、经济是一个系统，不能简单地区分为停滞部门和进步部门，会计、设计、律师、融资、人力资源、软件等一些服务业是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的。而且我国的三大产业结构，先进制造业与信息服务业又高度融合，如苹果公司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是停滞部门还是进步部门？

　　二、各个产业之间相互协作。制造业的效率产生了收入效应，增加了服务业的收入。但是，制造业的效率不完全来自制造业本身，教育、金融、现代商务服务促进了制造业的技术进步、管理和融资效率中国工业经济杂志。

　　三、各个产业之间相互竞争。如果某类服务业无效率，自然会被市场淘汰。反之，制造业亦如此。服务业也会通过引入技术来提高效率、提升服务质量中国产业经济研究院。如演艺行业使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提高了经济效率，新闻、会计等知识服务业使用人工智能可以提高经济效率。

　　所以，“鲍威尔病”在逻辑上并不存在，但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制造业、服务业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制造业越发达，服务业就越发达，总体就业水平（就业数量与工资）就越高。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从2012年到2021年，中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下降15%，而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增长32%，达到3.65亿人。

　　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制造业投资泡沫形成的“假性繁荣”。因为过度投资不会带来制造业就业增加，也不会增加整体就业水平，还可能诱发风险，引发更多失业。这符合弗里德曼对菲利普斯曲线的批判：通胀不会增加就业。

　　以房地产为例，过去，超发货币注入房地产市场，刺激房地产投资迅速增加，房地产、建筑业及上下游相关产业就业扩大；当房地产泡沫风险出现，并引发政策整顿，市场急转直下，开发商陷入债务危机，供应商讨债、工人讨薪，开发商、建筑商、材料商、地产中介商整个产业链裁员。

　　原材料市场类似。疫情大流行期间，欧美国家印发大量货币注入家庭部门，并迅速转化为购买力引发大通胀，大通胀激励上游原材料部门迅速扩张产能。接着，美联储激进加息，通胀、需求降温，原材料价格快速下跌，原材料开采及其加工制造业裁员。

　　全球疫情大流行期间，由于欧美需求火爆带动出口高增长，同时中国政府扩大投资刺激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制造业投资增速从2021年开始持续高于工业增加值增速，工业增加值增速从2022年开始持续高于工业企业利润增速。这说明投资收益率持续下降。

　　2023年上半年，制造业投资累计增速为6%，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为-18.8%，二者增速扩大到24.8个百分点。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含制造业、房地产和基建）增速为8.1%，国有企业利润增速为-2.1%，二者增速扩大到10.2个百分点。

　　今年，由于出口需求下降、国内需求不足，过度投资导致产能积压，上游原材料市场出清，价格快速下跌，PPI持续负增长，原材料和制造业利润快速下降。投资收益率持续下降，反过来约束制造业投资，制造业企业缩减产能、投资和雇佣，没有产生收入效应，没有带动服务业就业增加中国产业经济研究院，青年失业率屡创新高。

　　最近几年，青年失业率持续快速上升，可能跟高技术产业（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投资收益率下降有关系。2018年9月，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和青年失业率均为12%左右，到2023年5月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下降到1.7%，而青年失业率上升到20.8%。

　　疫情大流行期间，芯片市场经历了过山车行情。最开始，受线上及电子产品需求暴增的刺激，芯片供不应求、价格直上云霄；然后，全球主要国家大规模投资芯片，美国、欧洲、日本、韩国和中国政府都提供大量的芯片补贴，芯片产能快速增加，价格应声回落，企业纷纷缩减产能、裁减员工。

　　市场预测，今年芯片将全面进入寒冬，怎料到，ChatGPT横空出世，引爆一场内容生成式AI，再次激活图像处理芯片市场。有意思的是，今年芯片市场呈明显结构性。受AI需求刺激的图像处理芯片供不应求，最受益的非英伟达莫属。但是，传统芯片厂商英特尔则表现平平。截止到7月26日，英特尔受ChatGPT概念股影响上涨31%我国的三大产业结构，而处于风暴中心的英伟达股票大涨212%。

　　ChatGPT与英伟达的关系揭示了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底层逻辑：软件是硬件的需求，软件需求引致硬件创新；硬件是软件的供给，硬件创新扩大软件需求。

　　用户对ChatGPT的需求增加，而ChatGPT这种大型语言模型依赖于大数据和强算力，全算力的需求增加进一步拉动芯片等电子产品增长，甚至还拉动上游半导体原材料、电力电网等增长。这符合马歇尔提出的引致（派生）需求理论。

　　反过来说，英伟达、台积电等半导体制造商通过技术创新，研发并生产出技术更先进的、价格更低的芯片，大幅度提升大型语言模型的计算效率，ChatGPT回答更快捷、精准，同时服务价格更低，进一步扩大用户的需求。这符合萨伊提出的萨伊定律——（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所以，需要将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业相结合、软件与硬件融合。这是线月局会议“强调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之前讲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这次更加具体，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的现代商务服务业、金融业）深度融合。

　　在现代经济体中，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硬件根据软件系统技术迭代的需求而创新。苹果产业链是产业深度融合的经典案例。苹果操作系统及其软件持续迭代，向硬件制造商发出需求指令，激励台积电的半导体芯片升级、富士康组装技术以及整个供应链系统升级。苹果公司在美国总部通过信息系统控制全球产业链，其工程师直接为富士康以及“果链”供应商改造生产线。

　　今年，数字经济成为最主要的创造就业部门。2012年-2021年，数字经济规模从16万亿上升到45万亿，增加了近3倍；同期，数字经济就业人数从1.2亿增加到2.4亿，增长了两倍；预计到2025年，数字经济带动就业人数将达到3.79亿。

　　有人提出，中国互联网企业主要业务是消费业务，美团买菜、嘀嘀打车无法像ChatGPT一样带动先进制造业发展。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没有理解网络服务与制造业关系。以打车软件为例，打车软件通过大数据计算实现用户与网约车高效撮合，不仅叫车方便，价格还相对便宜，扩大了打车需求；打车需求增长进而刺激了网约车供应大幅度增加，甚至倒逼传统出租车降低价格、改善服务态度；网约车增加一定程度上拉动了新能源汽车增长——有政策强制因素，也有新能源网约车电费低的市场因素中国产业经济研究院，进而带动电池、电子、半导体等上游原材料供应增加，最终带动整个产业网络的就业增长。

　　交通部的数据显示，2023年4月，全国网约车司机数量达到了540.6万人，车辆数量达到了230万辆，分别比两年半前增长了一倍多。若新能源车占比为80%，新能源网约车为184万辆，相当于2022年比亚迪新能源汽车销售规模。其中，广汽埃安是新能源网约车的主要厂商，2022年汽车销量27.1万辆，同比增长126%。

　　反过来说，先进制造业技术进步，新供给也能创造新需求。比如，新能源汽车电池续航水平提升、价格下降，降低新能源汽车的售价，推动打车价格下降、服务质量（空调）提升，创造更大的打车需求。但是，先进制造业投资与技术升级不能脱离市场需求中国产业经济研究院、不能偏离数字用户的需求。

　　所以，美团买菜、滴滴打车、微信支付等互联网消费平台同样可以促进先进制造业发展。我们不是要削弱它们，而是要大力支持互联网应用性技术和消费业务的发展。互联网消费业务能够给14亿用户带来便利、节省消费者剩余，还能带动硬件技术创新、制造业转型升级。尤其在人工智能时代，内容生成式AI需要消费端的大数据“喂养”，而大数据计算又带动强算力增长。

　　现在的问题是，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发展还不够充分，与先进制造业融合程度还不深。政府可以将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三位一体，定义为“高质量经济体系”。研究高质量经济体系的规律，数字经济需求带动先进制造业创新与现代服务业提升，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创造新供给进而创造新需求；为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促进三大产业融合、经济效率提升，进而扩大就业总量。

　　最后，跳出产业与就业的分析框架，从宏观上来看，最重要的是通过制度改革提升普通家庭收入，才能根本上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