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国内外环境的新变化,加快科技自立自强、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是统筹发展与安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撑
面对国内外环境的新变化,加快科技自立自强、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是统筹发展与安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制造业是什么产业。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内容提要:基于2000-2015年中国企业样本,本文考察了出口目的地进口关税、人民币汇率对我国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出口目的地进口关税提高会导致我国企业出口规模下降,人民币贬值会促进企业出口规模增加,但是,我国出口企业对出口目的地进口关税变化的反应大于对人民币汇率变化的反应。(2)出口目的地进口关税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主要通过影响出口企业退出出口市场和出口数量这两条路径影响企业的出口规模。(3)出口目的地进口关税的提高和人民币贬值都会扩大企业出口产品范围、增加企业出口目的地数量、降低企业出口密度,但是,出口目的地进口关税提高会显著降低企业平均出口额,人民币贬值对企业平均出口额没有显著影响。(4)我国企业对低收入地区的出口、消费品出口、低技术产品出口对人民币汇率变化更为敏感,对中高收入地区的出口、资本品和中间品出口、中高技术产品出口对出口目的地进口关税的变化更为敏感。在出口目的地进口关税不稳定的背景下,本文为调整人民币汇率政策服务“稳出口”提供了理论基础。
内容提要: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为了实现扶持初创企业、营造创新生态的目标,政府风险投资在各项政策的扶持下发展得如火如荼。那么,政府风险投资达到其政策初衷了吗?对此,本文以1999-2019年42751个风险投资事件为样本,以政府风险投资和私有风险投资在投资风格上的差异比较为切入点展开回答。实证检验发现:相比于私有风险投资,政府风险投资更偏好投资低风险的项目,它们更青睐于非高科技、成熟的、晚期阶段或同一省份的企业。同时,专业性不足而保守性有余是政府风险投资的两个典型特征,显著左右了其投资风格。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中央层级或环渤海地区的政府风险投资对低风险项目的投资偏好更加明显,而对重点产业的政策扶持则缓解了政府风险投资对低风险项目的投资偏好。尽管政府风险投资偏好投资低风险项目,但它们在项目成功退出的概率上与私有风险投资相比并没有显著差异。此外,虽然获得政府风险投资的企业得到了更多的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制造业是什么产业,但在资产收益率和销售增长率上没有明显的优势。本文不仅为重新审视政府风险投资的有效性提供了新的证据制造业是什么产业,而且为修正现有的政府风险投资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内容提要: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国有企业引入的非国有股东是否促进了实体经济发展?现有文献尚未给出答案。本文尝试从国有企业金融化视角对该问题进行解答。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监事、高管能显著抑制国有企业金融化,但是,若其仅持有股权时,则抑制作用不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我国三大产业划分,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监事、高管对国有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在竞争性、地方性和投资机会较多的国有企业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非国有股东主要通过降低盈余管理和提升主业业绩抑制了国有企业金融化。本研究一方面从企业金融化视角证实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的完善和改善经济“脱实向虚”的状况提供了参考。
内容提要: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的绩效问题是涉及一国海外资产的安全与收益、跨国企业国际化战略成败的核心问题。本文利用2006-2017年微观企业层面数据,研究了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的绩效表现,并利用同步ANOVA方法对其绩效进行了方差分解分析。本文发现:虽然平均而言盈利,但与其他主要对外直接投资国相比,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绩效有待提高;在普遍缺乏“无区位束缚”的所有权优势下,母国特有的优势和母国经验造成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的绩效差异更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而非如传统发达国家跨国企业那样更多来自内部因素的作用;从各子效应来看,影响不同所有制母公司的海外子公司绩效差异的最主要因素分别为行业效应(央企)、子公司效应(地方国有企业)和行业*东道国效应(民营企业),影响不同行业的海外子公司绩效差异的最主要因素分别为行业*东道国效应(制造业)、子公司效应(服务业),初级产业中东道国效应扮演了格外重要的角色。本研究拓展了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绩效、跨国企业绩效的方差分解研究这两支文献的研究范围,回应了国内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的一些质疑,有助于为“走出去”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和“一带一路”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提供企业指导。
内容提要:基于2006-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本文对CEO早期居住地环境污染与企业战略差异之间的关系,以及不确定性、地区环境污染的调节效应展开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CEO早期居住地环境污染与企业战略差异之间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2)不确定性弱化了CEO早期居住地环境污染与企业战略差异之间关系;(3)地区环境污染强化了CEO早期居住地环境污染与企业战略差异之间的U型关系。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果保持不变。
内容提要:已有文献指出家庭在性格塑造和行为指导上的重要性我国三大产业划分,但对个体在家庭中的出生排行与创业选择的关注较少。基于出生排行效应的理论模型,本文采用“千村调查”数据研究出生排行与创业进入决策之间的关系,探索家庭规模和家庭冲击两个边界条件的作用。结果显示,农村家庭排行长子选择创业的概率显著低于其他兄弟姐妹。这一结论支持“家庭生态位模型”制造业是什么产业,说明排行靠后的子女为了在家庭中找到合适的位置培养了冒险精神。但这种出生排行的作用将由于家庭规模与结构的不同而改变,即家庭人口数量多或者遭遇疾病、死亡、离异等负面事件冲击时,长子创业的概率显著提高。机制分析结果表明长子性格谨慎稳健、风险偏好低,而排行靠后的子女风险承受能力高,这可能是导致长子创业概率低的原因。进一步分析表明,宗族网络强度有助于提高长子创业的可能性;排行长子与创业选择不受性别差异的影响,长兄和长姐的创业概率都低于其他兄弟姐妹;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出生排行对创业选择的影响效应变得更加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拓展了出生排行与个体行为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有助于理解个体的创业行为,并为制定农村创业扶持政策提供理论支撑。
内容提要:高绩效工作系统(HPWS)是组织竞争优势的原因之一是其能生成、改变组织中成员间的社会关系。然而,学界尚缺乏HPWS通过成员间社会关系影响组织各层次绩效的研究。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的粘合和桥接视角,本文重点考察了HPWS对团队绩效的跨层影响与作用机制。利用43家中国企业129个团队领导及403个团队成员的匹配数据我国三大产业划分,研究发现:HPWS对团队绩效有积极影响;团队内、外部社会资本在上述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心理安全氛围在团队内、外部社会资本对团队绩效的影响关系之间,以及对团队内、外部社会资本在HPWS与团队绩效间的中介效应起到调节作用。研究的核心贡献在于通过团队内、外部社会资本的双中介机制揭示了HPWS与团队绩效的内在关系,并且发现两个中介机制在心理安全氛围的作用下呈现竞争性。
内容提要:文章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分析了产业资本的投资能力与投资意愿对获取创业企业所有权的影响。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得出产业资本的投资能力和投资意愿均会对剩余收益权、剩余控制权产生影响;在获取剩余控制权时,产业资本的投资能力和投资意愿之间存在互补作用;不同行业中,产业资本投资能力和投资意愿的互补作用存在不同。相对于传统行业,高技术行业投资能力起主导作用,即具有高投资能力的产业资本更易获得剩余控制权(“能者居之”);具有低投资能力的产业资本则难以依赖高投资意愿完成并购实现产业长远发展(“心余力绌”)。传统行业中投资意愿起主导作用,具有高投资意愿的产业资本会收购并控制传统企业。本文创新之处在于从产业资本存量资源背后所具有的能力和意愿出发,挖掘出其在获取创业企业收益权与控制权过程中的内在机制,并进一步从行业异质性入手,发现产业资本进行投资的内在逻辑,为其实现数字化转型提供有益的参考。
内容提要:近年来企业金融化引发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与担忧。本文分析了企业金融化对于公司绩效的影响,以及股权激励对于企业金融化负向经济后果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以2010-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例,研究发现:(1)企业短期金融资产对于公司绩效会产生正向影响,发挥“促进作用”,而企业长期金融资产对于公司绩效会产生负向影响,表现出“挤出效应”,而在总体上,企业金融化对于公司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股权激励的实施会促进短期金融资产的正向作用,并且会抑制企业长期金融资产对于公司绩效的负向影响,在总体上能够抑制企业金融化的负向经济后果;(3)区分企业性质的研究,发现股权激励对于企业金融化的作用更多体现在民营企业当中。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股权激励实施的模式当中,限制性股票对于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为企业金融化经济后果的争论提供了新的证据,丰富了股权激励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同时也为现实当中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以及股权激励的实施提供了一定的现实启示。
内容提要:传统以固定资产折旧为典型的非债务税盾的重要性逐渐下降,而其他形式的非债务税盾变得愈发重要。本文以广告投入为研究对象我国三大产业划分,讨论该种形式的非债务税盾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广告投入与有息债务水平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符合“替代效应”的预期;当公司越接近“税收耗损状态”时,广告投入越能显著地降低公司的有息债务水平;相较于长期债务,广告投入更可能影响短期债务,不过,在接近“税收耗损状态”时,也会影响到长期债务;进一步,“税收耗损状态”假说在非国有企业、广告投入未超出抵扣限额的企业、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高以及客户集中度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拓展了非债务税盾的研究范畴,丰富了相关领域的学术文献。
内容提要:团队地位层级本质上揭示了群体成员威望分配的等级顺序,是团队内部纵向分化的表现。团队地位层级以非正式组织形式,嵌于团队正式制度运作过程中,对团队成员的认知、心理和行为,团队的秩序维持及组织资源的整合等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虽然地位研究领域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但现有研究仍存在概念边界不清晰,研究主题分散等问题,未能形成系统的研究框架。基于此,本文在梳理既有文献的基础上,首先系统阐释不同视角下团队地位层级的概念内涵,讨论其与权力、地位合法性、地位渗透性的联系,溯源并整合地位层级的相关理论;其次,明晰团队地位层级的分类与测度;再次,分析团队地位层级的影响因素、结果效应及作用机制,建构团队地位层级的整合分析框架;最后,挖掘现有研究不足,从团队地位层级的测度、前因和结果、跨层级及本土化研究等方面提出未来展望。本研究有助于全面认识团队地位层级的形成机理及影响结果,强化对团队结构和团队行为的理解,为团队有效性提供新的框架和逻辑解释,为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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