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中国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不平凡的伟大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国号”巨轮乘风破浪，向着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稳健前行。为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带来的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人民幸福的巨大优势，中央网信办与求是杂志社联合组织策划“中国稳健前行”系列理论文章，邀请思想理论界专家学者进行深入阐述，今日在求是网推出第八篇，敬请关注。

　　新中国7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成就不是简单地依靠资源禀赋，照搬国外发展经济学理论和经验取得的，而是从中国的现实情况出发，在不断探索中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发展战略、经济政策和制度形式，走出了一条有着鲜明特色的自主发展道路。重视内部积累，坚持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建设现代化；采取有利于长期发展的工业化战略，注重因应发展需求变化推动产业协调发展；重视企业能力建设，依靠政策支持和体制改革不断提升企业竞争力；重视自主科技能力的发展，根据国家发展需要和经济条件不断调整科技战略和发展路径。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从一个极端贫困的低收入国家跃升为上中等收入国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最大规模的减贫奇迹……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奇迹不是简单地依靠资源禀赋、照搬国外发展经济学理论和经验取得的，而是从中国的现实情况出发，在不断探索有效的发展战略、经济政策和制度形式，克服了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一系列挑战，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发展道路。“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不是照抄照搬的产物而是探索前行的结果。党的以来，习总创造性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不断破解发展难题，取得发展新成就，也引领全球发展进程。

　　发展资金的缺乏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共同挑战。根据联合国国际比较计划提供的数据计算，2010年最不发达的10个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平均相当于美国的1.7%，资本、劳动和生产率这三项因素中全要素生产率平均达到美国的40.1%，而人均物质资本存量平均仅相当于美国的1.5%。可见，我们说落后国家“一穷二白”，根本上还是指物质资本存量的极度贫乏。因此，加快物质资本积累，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追赶的核心任务，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却面临很大的制约和挑战。

　　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从极为薄弱的经济基础上起步的。根据联合国国际比较计划提供的数据计算，1952年建国初期，我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约为美国的5.7%；三项要素当中，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人力资本指数分别相当于美国的46.8%和42.6%，但人均物质资本存量仅相当于美国的1.4%。与多数低收入国家一样，当时我国面临着生产剩余不足的严重制约；但与多数低收入国家不同的是，通过一系列战略实施和制度安排，我国在极低的收入水平下突破了资本积累制约，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正如习总所指出的，“中国发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成功经验、展现了光明前景”。

　　重视内部积累，坚持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建设现代化。1960-1978年，我国平均储蓄率达到31.5%，比同期低收入经济体10.7%的平均储蓄率高出20.8个百分点。这一时期，为了避免抑制消费对人口素质发展的不利影响，我国在控制私人消费的同时，十分注重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供给保障。根据联合国国际比较计划数据，1956-1978年我国劳均人力资本年均增长1.5%，增速在同时期有统计的全球71个经济体中排在第2位。到1978年，以人均收入衡量我国还排在低收入国家的末尾，但在人均预期寿命、平均受教育年限、学龄儿童入学率、识字率等发展指标方面，我国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中游水平。

　　改革开放后，我国引进外资的力度不断加大，但从国际收支平衡的角度看，外资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是补充资本的不足，我国仍然主要是依靠内部储蓄来实现物质资本积累的。1979-1993年，我国净出口率仅在三年中出现了-1%以上的逆差，其余时间均处于平衡状态或有微小顺差。1979-2012年，我国平均储蓄率达到40.6%，比同期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平均储蓄率高出10.7个百分点。储蓄率提高，支撑我国的物质资本积累速度加快，1979-2012年，我国物质资本年均增速达到9.6%，在联合国国际比较计划统计的83个经济体中排在第1位。实践证明，坚持走依靠内部储蓄实现物质资本积累的独立自主发展道路，有力维护了我国的经济发展主权，使我国避免沦为依附型、高债务型经济。得益于此，我国在应对外部危机冲击时具有充分的政策自主性和较大的政策空间，总是能够率先走出危机、恢复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稳定器。

　　采取了有利于长期发展的工业化战略，注重因应发展需求变化推动产业协调发展。我国在人均收入水平还很低的计划经济时代就十分重视基础工业的发展。就短期而言，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不完全符合当时的比较优势；但是从长远来看，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特别是基础工业，为后续的工业化提供了有力支撑。1952-1978年，我国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35.5%提高到56.9%，最高时达到66.6%。重工业的发展增强了生产资料的自给能力，使工业资本积累加快，反过来推动了工业产出的快速增长。

　　在工业基础初步建立后，我国更加重视不同产业的协调发展。上世纪80年代，工业部门内增长最快的是为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服务的纺织、家电、建材、化工等轻工业。到90年代初期，我国消费品严重短缺的状况已明显改观，而能源、原材料、基础设施的瓶颈制约则又变得突出起来。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一方面因应解决能源、原材料等瓶颈制约的需要，一方面受国内居民对住房、汽车等耐用品需求快速增长的拉动，以石油化工、机械、汽车制造等为主的重工业发展加快，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在2007年上升到70%左右。目前，我国是世界上产业结构最完整、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并在信息技术、先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加速推进。从我国工业化的进程来看，总体上已经从初期阶段快速发展到工业化后期阶段，2020年中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党的以来，我国产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制造业增加值跃居世界第一位，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有效支撑了经济实力大幅提升。

　　重视企业能力建设，依靠政策支持和体制改革不断提升企业竞争力。1949年之前，我国的民族资本发展了大半个世纪，但始终没有缩小与外国资本的差距，在国内产业中的比重反而不断缩小。新中国成立后，为在资本极度稀缺的情况下实现企业发展，我国通过建立公有制来最大程度地集中资源、发挥规模优势。到1958年，我国已建立起了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所有制结构。通过统筹调动资源，我国以比其他国家快得多的速度建立起了一批能够支撑现代化发展的工业企业。自20世纪60年始，我国还大力发展了集体企业、社队企业，在体制和资源上为这些企业提供了有力支持。到1978年，集体企业数量达到26.5万个，占我国企业总数的76%，集体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达到22.3%。

　　改革开放后，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我国实行了稳健、务实的所有制结构调整。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以乡镇企业为主力的集体经济比重快速提高，到1996年达到39.4%。非公有制经济占工业的比重也从不到1%增长到1994年的24.9%。从9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对国有企业实行了“抓大放小”的调整，159万家乡镇企业中有20万家转制为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企业，139万家转制为个体企业。如今，不少由乡镇企业转制而成的企业成长为我国的龙头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持续增加，到今天与美国不相上下。

　　重视自主科技能力的发展，根据国家发展需要和经济基础不断调整科技战略和发展路径。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就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发展对于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提出实现“四化”目标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国家组织编制了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建立了科技人才培育体系，在农业、地质、生物科学、核技术、航空、航天等领域取得了一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科技成果，并培养出大批科技人才。

　　改革开放后，科技发展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中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领导实施了若干重大科技研究发展计划和攻关项目。进入新世纪后，我国科技研发投入加快增长，科技实力大幅跃升。2018年，我国研发总支出达到1.97万亿元，居世界第二，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2.18%，超过欧盟的平均水平。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第一，国际科技论文总量和被引次数稳居世界第二，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居世界第一。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北斗导航、量子通信、深海探测、高速铁路、5G等领域取得一批举世瞩目的重大成果。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8%，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8.1万家，成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顶梁柱”。

　　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当前，受“三期叠加”和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我国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极有必要总结汲取此前发展过程中的这些成功经验，使之成为我们应对困难挑战、确保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法宝”。

　　（作者：侯永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贾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调研员、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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