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第七届吴佩孚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中国现代史学会、山会科学院主办，山东省历史学会胶东人物研究专业委员会、蓬莱市历史文化研究会承办。

　　活跃在近代中国舞台上的北洋军阀，可谓鱼龙混杂，几乎每个大军阀都有极为独特的性格和癖好。比如冯国璋爱财如命、张宗昌好色无度、何健暴虐嗜杀……姑且不论他们的、军事才能如何，就为人处世来讲，“私德”过硬的凤毛麟角。

　　吴佩孚就是一个另类的存在。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时期直系军阀首领、国民军一级上将。吴佩孚特别推崇“武圣”关羽和蓬莱老乡、“抗倭名将”戚继光，他一生有三大信条：不敛财，晚年一度靠人接济度日；尊妻室，是当时难得的好男人；失意时不进租界，不依附于外国势力。他平生注重修身，廉洁自守，称得上是北洋军阀乃至政坛军界中的佼佼者。

　　吴佩孚白手起家，早年先后进入开平武备学堂、保定陆军速成军校学习，毕业后到北洋督练所参谋处任职。辛亥时，他追随曹锟，后来一步步成长为直系军阀首领。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48岁的吴佩孚任直军总司令，将张作霖12万人的奉军打到山海关外。经此一战，吴佩孚声名鹊起。

　　1923年，北洋政府为解决国会会场狭小问题，计划拆掉故宫三大殿，改建为西式议院。吴佩孚听闻后，立即给政府发电报表示坚决反对，此后各报刊争相登载吴氏通电，举国上下坚决拥护，故宫三大殿才得以保护下来。

　　执掌奉系大权时，吴佩孚虎踞河南洛阳，在其鼎盛时期，拥兵数十万人，控制着直隶、陕西、山东、河南、湖北等省地盘。当时全国有18个省的督军、总督的代表机构设在洛阳，洛阳成为各方所仰望的中心，时人称之为“西宫”。

　　吴佩孚五十寿辰时，全国各地到洛阳祝寿的达官显贵、文化名人及各国驻华使节有六七百人之多。吴佩孚当时已成为北方实力最大的军阀，洛阳实际上成为了北方的、军事中心。曹锟评价：“只要洛阳打个喷嚏，北京天津都要下雨。”?

　　1924年，吴佩孚成为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他也是登上该杂志封面的第一个中国人。除了本身的实力以外，与《时代》杂志总编的“老乡情谊”也为他加分不少。

　　《时代》杂志的创始人是美国人鲁斯，他的父亲是美国教会长老会派到中国的传教士，因此鲁斯出生在山东蓬莱，并在中国度过了14个春秋。后来，他返回美国，25岁时，从耶鲁大学毕业的鲁斯创办了《时代》周刊，并将其打造成美国三大时事性周刊之一。此后，他又相继创办了《财富》周刊和《生活》杂志，如今这两者也都成了世界重量级的杂志和周刊。

　　特殊的成长经历让鲁斯对中国始终保持着一种特殊的情结。童年时期的鲁斯，目睹了中国的贫穷和社会的黑暗，看见了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境况。显然，鲁斯欣赏吴佩孚的军事实力和为人道德，他认为在各路军阀中，吴佩孚最有实力和希望统一中国，消解战争，改变军阀混战的状况。所以，在那期《时代》杂志封面上，鲁斯给吴佩孚的标签是“BiggestmaninChina”，即“中国最强者”。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为加快侵略中国的步伐，用尽一切办法收买汉奸为其服务。吴佩孚作为北洋军阀里继袁世凯、段祺瑞之后的中心人物，自然成为日本人笼络的焦点。为利诱吴佩孚，日本特务头子荒木许诺“十万支、机枪二千挺、大炮五百门，若干，此外并助款百万”，但吴佩孚拒而不受。

　　全面抗战爆发后，得知的消息后，为表示，吴佩孚整整绝食一天。军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他为淹死很多日本人而喜，但又为无家可归的140万中国人而悲。此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川本等轮番采取拉拢、威逼手段，都未能让吴佩孚放弃民族气节。

　　正因为如此，吴佩孚在世时，留下了“玉帅”之美名。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因牙疾复发、高烧不退，请日本牙医看病后突然去世。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吴佩孚死得蹊跷，怀疑吴佩孚是被日本人蓄意害死。

　　1940年1月24日，一场规模浩大的出殡仪式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街头进行。64名壮汉抬着吴佩孚的棺椁，由送殡人牵引，缓缓前行，上万北平市民自发跟随，冗长的出殡队伍十分浩大，持续了整整一天。与此同时，在陪都重庆，国民政府也组织召开了万人追悼大会，表彰其民族节操。

　　当时，驻重庆的代表董必武对记者发表谈话。董必武说，吴佩孚有两点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的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作为军阀，吴佩孚也有过穷兵黩武和劳工的污点，特别是其京汉铁路工的举动，成为他无可辩驳的黑色印记。

　　风云人物的是非功过，总要交由时间来评判。已经举办七届的吴佩孚研讨会，让吴佩孚的人物形象和历史地位不断丰满起来。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家耿云志所说，历史不应当是单线条、单色调的描述所能解决的，“应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客观地、全面地、系统地、深入地研究各种人物、各种势力等真实情形，这样我们才会更加接近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