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创办于1955年，是综合性经济理论类期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被公认为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人文社会科学）和中国经济学领域的“”期刊。

　　根据中国知网数据，《经济研究》自创刊以来总共发表文章8500余篇，年度发表文献最高为247篇（2014年），最近三年来年均发表文献约200篇。

　　在《经济研究》引用量最高的十篇文章中，包括：上市公司相关研究（4篇）、地方政府官员晋升和激励机制（2篇）、企业理论和企业合约（2篇）、宏观经济指标测算（1篇）、中小企业融资问题（1篇）。

　　正如许多利用总量数据计算经济增长率或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已经指出的，计算经济增长率或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是对产出与投入数据的科学计量，特别是资本数据的计量尤其重要。而对于那些直接考察投资相关问题的研究来说，资本数据更是不可或缺。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上，发生过两次历史数据的重大补充和一次历史数据的重大调整。第一次是对改革开放后的1978年至1984年数据的补充，这项工作是在1986年至1988年间进行的；第二次是对改革开放以前的1952年至1977年数据的补充，这项工作是在1988年至1997年间进行的。而第一次重大调整是在中国进行首次第三产业普查后的1994年和1995年间进行的。

　　这两次补充数据和一次调整数据的详细资料主要发表在国家统计局经济核算司(1997)出版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一书上。由于这本年鉴以及1999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都包含了分省数据，并首次公布了一些重要的经济指标，所以为估计省际资本存量提供了客观条件。

　　作者希望本文是对已有中国资本存量估算研究的补充和延续，并为今后相关研究提供比较全面和准确的数据支持。

　　作者通过回顾和比较已有研究中国资本存量的相关文献，考虑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历史数据的几次重大补充和调整，对各年投资流量、投资品价格指数、折旧率/重置率、基年资本存量的选择与构造以及缺失数据进行了认真的处理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利用补充和调整后的分省数据，根据永续盘存法估计了中国30个省区市1952—2000年各年末的物质资本存量。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保持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被世人誉为“增长奇迹”。一方面表现为GDP增长速度高、持续时间长，另一方面无法用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来解释（没有突出的自然资源禀赋、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技术创新能力）。

　　本文试图从中国地方官员治理和激励机制的角度为上述“增长奇迹”提供一种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经济学解释。作者认为，从上世纪80年始的地方官员之间围绕GDP增长而进行的“晋升锦标赛”模式是理解政府激励与增长的关键线索之一。

　　作者所定义的“晋升锦标赛”作为一种行理的模式，是指上级政府对多个下级政府部门的行政长官设计的一种晋升竞赛，竞赛优胜者将获得晋升，而竞赛标准由上级政府决定，它可以是GDP增长率，也可以是可度量的指标。这里涉及的地方官员主要是各级地方政府的行政。

　　中小企业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快速稳定增长、实现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在推行“赶超”战略的计划经济时期，为了支持不符合我国比较优势、不具自生能力的重工业的生存和发展，我国建立了以大银行为主的高度集中的金融体制。大型金融机构天生不适合为中小企业服务，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

　　与大型金融机构不同，中小金融机构比较愿意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因为它们资金少、无力为大企业融资，更重要的是中小金融机构在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方面拥有信息上的优势。

　　在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之后，文章得出结论：大力发展和完善中小金融机构是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根本出路。

　　中国上市公司高级管理层的激励情况怎样呢？对他们采用了哪些激励形式？高级管理层的报酬有多少？存在一些什么特点？它们是否按照代理理论预测的那样，与公司的经营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比例有多高？是否达到了相应的激励效果呢？作者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高级管理层报酬的考察，试图回答以上问题。

　　1）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货币收入偏低，报酬结构不合理，形式单一，收入水平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

　　3）高级管理人员的年度报酬与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并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激励效果，它仅仅是一种福利制度安排。

　　4）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数量与公司经营绩效也并不存在“区间效应”，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水平与企业规模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其所持股份存在负相关关系，并受所处行业景气度的影响。

　　本文讨论科斯关于市场里的企业合约的理论，中心是把企业理解成一个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共同订立的特别市场合约。

　　企业合约的特别之处，在于在事前没有或不能完全规定各参与要素及其所有者的权利和义务，而总要把一部分留在契约的执行过程中再加规定。企业合约的这个特性，是因为企业合约包括了人力资本(工人的、经理的和企业家的)的参与。人力资本的产权相当特别：只能属于个人，非“激励”难以调度。

　　与其他理解不同的地方是，本文把“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引入对企业合约及其特征的思考，并认为这是科斯企业理论里被忽略的一个关键。

　　崔之元博士发表在《经济研究》1996年第４期上的《美国二十九个州公司法变革的理论背景》一文，涉及到有关企业理论的一些重要问题。该文是为了澄清崔之元可能引起的理论混乱而作的。

　　该文的各个部分内容分别解释了财产所有权与企业所有权的概念，讨论了现代企业理论的要点，讨论了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征对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影响，分析了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法中的基本逻辑，也分析了团队生产与委托人的功能。

　　我国地方政府长期以来对地区经济增长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力，地方官员的激励与行为一直备受学术界的关注。

　　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公司的经营激励、收购兼并、代理权竞争、监督等诸方面均有较大影响。

　　作者认为，这三种划分已能涵盖公司股权结构的不同情况，对公司股权结构的不同情况具有了一定的代表性与典型性。

　　作者基于上表得出如下的结论或假说：比之于其他两种股权结构，第三种公司股权结构（股权有一定集中度，有相对控股股东，并有其他大股东存在），对公司治理的四种机制作用发挥，总体较为有利。

　　作者从并购的角度对我国上市公司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我国学者常用的以股价变动来衡量企业并购绩效的方法并不适合于我国的现实情况。

　　一个原因是：对于我国当时的股票市场来说，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国的证券市场是不是有效率的？这个问题在学术界没有统一看法。

　　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绝大多数上市公司存在着很大一部分非流通股，而非流通股股东并不能直接从股价涨跌中获利或受损。这样，上市公司股价的波动就难以衡量非流通股股东的收益变化，所以也就无法准确测量上市公司业绩的变化。

　　然后，作者采用一种以财务指标为基础的综合评价方法来衡量并购前后的业绩变动，并以此分析和检验了1994-1998年间我国上市公司并购绩效。

　　主要选取的指标包括：主营业务收入/总资产；净利润/总资产；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通过因子分析法，作者构建一个综合得分函数，将这四个指标压缩成一个综合得分，再对并购前后公司的业绩进行对比。

　　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并购绩效从整体上有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不同并购类型在并购后不同时期内业绩不相一致；另外，并购前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并购绩效在短期内呈正相关关系。

　　一般而言，对于企业所有者与管理层之间、控股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可能存在的这两种利益冲突，有两类不同的解决机制。

　　3）股权结构（在我国，公司的经营业绩和第一大股东的持股量之间可能存在一个非线性的“U”形关系）。

　　1）企业控制权市场（通过代理人竞争、善意的购并和敌意的接管，一个活跃的企业控制权的竞争市场对有效分配资源至关重要）。

　　2）法制基础和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要保障投资者可以获取合理的投资回报，法律体系是一个颇为有效的外部机制）。

　　3）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会降低管理层的懈怠，有助于限制低效率的行为）。

　　作者认为，一个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依赖于内部机制与外部机制的有机结合。同时，对我国上市企业而言，公司治理机制也应考虑到我国特有的国有法人股“一股独大”的现实。在所有的公司治理机制中，作者发现股权结构、董事会的构成、经理薪酬、公司控制权的竞争市场，以及财务透明度是影响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的最重要因素。

　　然后，作者运用主元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构造了一个反映公司治理水平的综合指标———G指标。根据G指标对中国上市公司进行排名发现：（1）治理水平高的企业其市场价值也高；（2）投资者愿为治理良好的公司付出相当可观的溢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