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长口中得到只言片语，他们动辄在闭门会议的会场门口一站三四个小时，或是在周小川下榻的酒店门口苦候到深夜。与参会的保尔森、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等不同的是，周小川身边没有令人望而却步的保镖，而且他和蔼可亲，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记者基本是有问必答。

　　人们最关注的问题，仍旧是人民币汇率。在年会前的几个星期，货币市场对“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可能增加”的期待日益强烈；美国新任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即将于新加坡年会后对中国首次访问，也令市和媒体强烈关注中国政府可能借此机会出台的任何政策微调或是口径变化。

　　在9月16日上午的一场论坛上，周小川受到了“客气的围攻”：同台演讲的数位专家学者在肯定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成果的同时，一致表示中国应该加快金融改革尤其是汇率制度改革的速度。

　　其中，一向以“口无遮拦”著称的美国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前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的言辞尤为犀利。他说，在“过晚或过早放弃固定汇率制度”两者之间，前者为相关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要大得多；如果起初改革，而最终在巨大压力之下改革，“那肯定是太晚了”。

　　萨默斯还说，人们对于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汇率改革的经验教训，存在着两种解读：其一是，在市场已有强烈预期的情况下，对货币进行大幅升值，会造成通货紧缩，真实利率极低，为相关国家带来严重问题，因此并不可取；另一种解读则是，在一个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经济中，如果逆市场力量而行，强行操纵汇率，反而会造成资产价格膨胀和不可持续的信贷扩张。

　　也正借此论坛机会，周小川回应了各方的质疑，并阐述了中国金融改革的走向和政策考虑。他在演讲中表示，“中国的政策是清楚的：我们正在逐渐移向更加灵活的汇率机制”；在具体的改革步骤上，中国选择的则是渐进式改革。

　　“我的理解是，在从‘盯紧美元’的汇率制度向所谓‘有管理的浮动制度’转化的最初阶段，‘货币篮子’的问题可能更加重要；但在随后的阶段，货币市场的供求关系则会起更加重要的作用。”

　　诚然，人民币汇率所系之大，绝不仅是汇率本身，更与中国金融和经济改革的全局正相关。正是在此次新加坡年会上，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中国也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之一，引起多方瞩目。

　　周小川于今年相继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持续长期融资委员会成员、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成员、国际清算银行董事，正清楚地反映了中国在世界金融体系中正在增强的影响力。

　　国际会议期间，毕竟时间有限。《财经》记者在赴新采访归来后，针对国内外关心的涉及中国金融市场全局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再请周小川发表见解。

　　9月21日，周小川在北京再与保尔森及随访的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格伦哈巴德会晤。次日下午，在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央行总部大楼九层的办公室里，周小川接受了本刊专访。

　　《财经》：中国近年来启动了规模宏大的各项金融改革，在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加坡年会上引起很大的关注。您认为，下一步金融市场改革和发展的重点何在？

　　周小川：有效的金融市场可以优化资源配置，为经济稳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看，要加强建设有效的金融市场。

　　对金融市场的划分可以有多个角度。从市场内容看，金融市场大的分类包括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从工具角度看，可以划分为股票、债券、票据、外汇、黄金、衍生工具等市场。

　　有效的金融市场，必须要有一定的深度和宽度。没有深度，定价就难以准确；没有宽度，市场提供的金融产品过少，则不能满足经济发展需要。比如说，如果各类经济主体对外汇有套期保值的需要，外汇市场就要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交易品种。

　　有效的金融市场，要求市场参与主体的健康化。这就涉及到金融机构微观机制改革和金融机构自身在内部风险控制、交易制度、道德操守等方面的改革和完善。例如，当前我国银行间市场的交易量很大，具有一定的金融深度,但参与机构还需要衡量交易对手风险和交割清算等操作性风险，切实加强内部控制，防御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后果。这些都要求市场参与主体更加健康化。

　　周小川：有效的金融市场，体现为对资源有效配置，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服务的效率。当前，金融市场为国民经济实体服务的意识和能力还不够，有效配置资源的能力还不强,有时还强调市场参与者为局部目标服务。

　　另外，市场的效率体现为市场参与者能为客户设计出更多、更符合需求的产品并加以交易。现在我们金融市场中的工具仍较少，对此企业有抱怨。由于市场比较浅，价格有时会比较离谱。金融市场的创新能力还比较弱，产品设计能力还不够强。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可兑换进程，我国金融市场面临来自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压力。如果自己拿不出更好更多的产品，企业可能跑到境外市场去交易。

　　之所以现阶段还难以完全做到根据客户需求设计、创新金融产品，原因之一是市场发育还不成熟，市场深度和宽度都不够。另一个原因是市场主体。如果金融机构问题还比较多，内控还不行，资本还不够充足，微观机构没调整好，一创新也许就要出乱子。所以，在过去那种情况下，事实上是不鼓励金融创新的，引进、消化、吸收也很慎重。目前，情况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但距离通过创新来满足经济和客户需求的目标仍很远。

　　周小川：金融市场的国际合作，与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假如一个经济体比较独立封闭，对外交往比较少，货币也不可兑换，那么，也许可以做到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意愿来独立设计本国金融市场发展。但问题在于，中国不是这种情况。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速度很快，中国外向型经济比例很高。进出口与GDP的比例接近70％，每年外商来华直接投资（FDI）五六百亿美元，中国的资本输出量也在快速增长。

　　金融市场应该与工业部门一样，不同国家之间可能取长补短，可以在这些方面有国际合作。我们已经看到金融市场正在发生国际整合。随着金融电子化程度的日益加深，电子化交易产品的日益增多，金融市场的地理位置变得可以分割，金融市场之间的地理界线日益淡化。在上述变化中，金融市场的国际合作空间会比以前大家想象的要大。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就提出“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后来遭遇亚洲金融风波冲击，暂时不提可兑换；到十六届五中全会，再次明确提出要“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这是个渐进的过程。

　　对这个过程，国外同行的看法比我们自己可能还更积极些。这次在新加坡召开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一些人关心这个问题，一些国家央行行长开始提问是否可在储备资产中放一部分人民币。

　　金融市场的深度，涉及的是金融市场结构问题。金融深度不够，往往体现在金融市场的垄断或寡头性质上，这就会造成价格扭曲；而金融市场的宽度，体现在金融市场所能提供的金融工具数量和种类上，这就与金融机构对市场的反应程度高度相关。由此，宏观面的改革开放，必然受制于微观市场制度背景及其发展状况。

　　“我们要考虑开放金融等服务业有哪些长远影响，要和中国的发展战略综合在一起考虑，最后就看平衡点在什么地方”

　　《财经》：WTO五年过渡期今年年底就结束了，外资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方式可能是多样的。从国际经验看，哪种模式最有利于金融业的发展？

　　周小川：如果说到模式，从国际经验看，各种方式都有。也可以考虑区别对待。关键是要看风险控制状况。

　　如果说到开放，中国政府很明确：我们在国际经济格局中有一份责任，呼吁尽快恢复多哈回合谈判，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政府着力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便利化，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财经》：此次美国财长亨利保尔森访华，仍然强调中国应进一步开放金融服务业，他主张这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周小川：大国之间经济互补，才能实现各自的比较优势。只有这样，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才可能向前发展，否则就可能出现比较厉害的冲突。中国劳动力成本较低，技术人才储备也不错，基础设施改善很快，信息产业发展也不错，中国自然想发挥这些比较优势。同时，中国也希望自己在金融等服务方面的水平有明显提升。

　　美国经济的比较优势一是高科技，但美国对高科技出口有很多限制。另外一个是金融等服务业，保尔森来自华尔街，当然更了解金融服务业是美国的强项。在关贸总协定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美国着力在服务贸易（GATS）和知识产权保护（TRIPS）方面推动协议的达成，正是美国为实现其比较优势所做的努力。

　　国际贸易是一种互利交换，不仅要发挥自己的强项，也让别人去发挥强项，这样就会较平衡，也能维持下去。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开放金融等服务业有哪些长远影响，要和中国的发展战略综合在一起考虑，最后就看平衡点在什么地方。

　　——很显然，金融全球化进程是国际合作增强的过程，也是国与国之间基于比较优势的博弈过程，最后的平衡点应该是一种互利互惠的博弈均衡。

　　从博弈均衡角度出发，则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开放进程将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自身引进先进的金融服务制度和技术的需要；二是金融服务开放所换取的其他经济体对中国优势产业的全面开放。正如美国财长保尔森所说，市场开放对双方都利大于弊；但是，单方面开放则必然出现对方全面获利的情形。因此，在博弈过程中，必然出现双方都要求对方更多地开放市场而自己采取更为审慎的步骤的局面。然而，当我们理解了博弈均衡的实质后，对国家间的贸易争端就可以采取平常心加以对待。

　　周小川：利率市场化过去是金融改革的重要内容。不过到今天，利率改革的步子已经迈得很大，主体部分已市场化。银行间市场已没有任何利率管制。如果说利率市场化还有差距，无非是指对利率还有下限，存款利率还有上限。但这必须与金融机构改革的实际进程参照来看。一些金融机构还没有实现财务硬约束，资本充足率还没有达标，还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现在之所以保留对存利率上下限的管理，正是为了防止出现财务软约束下不计成本的竞争，防止一些机构高息揽存。从企业角度看，真正声誉好、评级高的公司，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如公司债、短期融资券等筹资，其利率是市场化的。

　　利率市场化的推进是由改革现阶段的配套性决定的。利率市场化不能在周围部队没有跟上的情况下孤军突进。从改革的配套性看，利率市场化已经走得很快、很靠前了。

　　周小川：银行间市场利率没有任何管制，相当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短期资金的供求关系。目前利率走势基本上反映出短期流动性偏大，原因可能是中央银行对冲力度偏低，也可能是贸易顺差偏大导致货币投放速度偏快。

　　银行信贷则不然。银行利率的定价，既要充分考虑宏观经济诸如产能过剩等问题所带来的风险，又要考虑客户风险。从我所接触到的情况来看，比较理性的商业银行，大都觉得当前产品定价总体上可能还是偏低，但是调高定价也有困难，商业银行之间竞争激烈，而且竞争者行列中还有财务软约束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存利率、银行间市场利率走势所代表的东西不完全一样。这里面没有必然规律。这种情况在其他经济体也出现过，比如亚洲金融风波期间，资金流入使香港市场短期利率突然猛涨，但中长期利率却没反应。

　　周小川：应该说是这样。自我担任中央银行行长以来，一直就认为货币政策的关键在于基础货币，而近年来基础货币的压力主要来自国际收支。货币政策和国际收支平衡关联这么大，因此受国际经济形势影响比较大也是必然的。我们在2003年分析当年一季度经济形势后，开始加大对冲操作。当时也有人不理解，因为在亚洲金融风波后，中国经济增长一度不振，出现了通缩，很多企业开始清理整顿资产负债表，有一些信托机构关闭破产。

　　大约在2002年夏天左右，宏观经济拐点（turning point）出现，即中国经济开始走出通缩而呈现新的特征。货币政策判断必须要对拐点特别敏感。决策者不仅要看主要指标的变化，同时要看一阶导数、二阶导数，才可能对拐点看得比较清楚。

　　——金融机构的预算约束硬化，是定价体制真正发生变革的必要前提。对于预算软约束的金融机构，价格的信号和杠杆作用是不复存在的。

　　——货币政策受开放条件下的国际因素影响程度日益加深，其主要因素是经济运行的波动和拐点受国际冲击的影响越来越大。比如亚洲金融危机、最近的国际初级产品价格波动，都会影响甚至塑造中国的宏观经济和货币金融波动。这必然影响到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

　　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规模非常大，政策调整空间虽然被压缩，但依然具有调整的空间。这意味着，由于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作为宏观调控工具，实际上属于需求管理的内容，内需与外需之间存在调整和互动关系，这就为政策调节准备了足够的空间。与其他小型开放经济体不同，中国作为大型新兴市场，内需与外需可以互为“蓄水池”，因而政策调整余地较大。

　　《财经》：人民币汇率近来达到汇改以后的最高点。怎么看汇改自去年以来的进展？如何向更有灵活性的汇率制度演化？

　　周小川：中国关于汇率改革的政策方向是明确的：逐步扩大灵活性。在具体进程把握上，我们遵循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三原则。我们正逐渐让市场供求关系发挥更大作用，“一篮子货币”参考作用的权重慢慢在减弱，市场因素慢慢在增强。这是一个过程。

　　QDII实际上是投资活动市场化、多元化，是扩大对外开放过程中的一步，是个开头。这就像再早一些已开始鼓励企业“走出去”，在企业“走出去”直接投资的兑换方面提供便利等政策一样。

　　应该说，在人民币有升值预期时，启动这件事比较稳妥。投资者需要权衡利弊，作出选择。如果对人民币有贬值预期，或经济形势不稳定，或在通货膨胀情况下，启动的难度和风险就会大一些。另外，做任何事都有一个练兵的过程。

　　周小川：这完全是有可能的。虽然各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一些保护主义干预等人为障碍，但收购兼并机会，外国企业有，中国企业也有。最终要看具体参与兼并收购的金融机构的实力。

　　其次，有没有健全的公司治理机制。谁代表所有者做出兼并收购决定？收购兼并市场很复杂。谈判时如何授权？条件怎么定？决心如何下？

　　此外，要看决策机制是否能够抓住机会？这里指的不是决策正确与否，而是指这一决策机制要能够抓得住机会，包括临时融资的机会。你不能说这事可以探讨，然后一研究就是两个月，那样机会早就消失了。

　　《财经》：印度近来宣布了在资本项目下开放的路线图，这对中国的资本项目进一步开放是不是带来了压力？

　　周小川：资本项目开放涉及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在这方面，中国和转轨国家的情况更为接近。

　　中国的资本项目开放应该有两个前提。第一，与汇率改革一样，要以金融机构健康化为前提条件。在管理水平不高、微观机制改革不到位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过早推进。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金融机构改革有长足进展。资本项目开放议题也应该提前研究了。我个人的看法是稳一点比较好，冒一点容易出问题。应该说，亚洲金融风波给中国开放资本项目带来了比较大的阴影，由此大家对资本项目开放问题比较慎重。

　　第二，应当建立健全对产权的有效法律保护，防止因产权保护不足而出现大规模资本外逃。有些国家曾有过这种教训。

　　此外，资本项目开放还应当考虑其他一些事项，如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以保持货币稳定、适当的金融产品定价机制、对于对冲基金造成的挑战与冲击有充分准备等。

　　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开放程度日益加大的环境下，资本管制的难度和成本越来越高，且容易妨碍对外经济活动的效率。客观上，经济活动对可兑换的需求会加大。

　　周小川：不能把当前的投机力量估计过高。数据历来有鱼龙混杂的地方，确实也有说不清的领域，但我们对投机性资金流入大体上是有数的，也是有分析的。对于所谓“热钱”，应当形成一个大致定义，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和讨论。现在可能是不同人使用的数据口径和质量都不一样，有不少是倒推估算的，判断不见得准确。

　　目前本外币利差对我们是有利的。除日元外，主要货币利率都较高。在这种情况下，投机者在计算其短期盈亏时，利差显然是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对于资本流动，我们需要依靠国际收支平衡表来观测和分析。对于异常的资本流动，我们首先要有监测，在监测的基础上做到有管理。

　　——政府干预市场的程度持续降低本身是一项改革，且同时构成其他宏观改革得以进行的政策保证。在论及汇率生成机制时，周小川认为，政府的价格干预会逐步减弱：在汇率改革的最初阶段，“货币篮子”的问题可能更加重要；但在随后的阶段，货币市场的供求关系则会起更加重要的作用。这意味着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权重设置体现了政府干预，可以部分抵消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可以预见的是，市场因素在汇率决定中的作用将逐步增强，政府干预会持续下降。

　　——正因为基于国际博弈的思路，国际投机力量对中国开放进程的影响是可控的。由于开放是双边或多边博弈，更多的问题来自国与国之间的安排，投机势力对一国开放进程的影响有限。正因为考虑到了投机资本流动，中国的货币政策有利于引导资本流动。这显示，中国货币当局对投机性资本流动完全处于有准备、有预案的状态。

　　——在金融机构走出去的政策安排上，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的制约是不可回避的问题，说明中资金融机构能否成功走向国际金融市场，同样受制于微观体制改革进程。这反映了周小川对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的价值判断不在于形式，而在于成功与否；而成功地走出去的前提是金融机构改革。

　　“金融机构改革的‘快过程’，力度是很大的；但公司治理、信贷文化、内控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慢过程’，你不能指望一天就有什么大变化，但也在逐步进展”

　　《财经》：你刚才反复强调金融市场的创新与开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机构微观机制改革。现在随着主要国有银行重组上市接近成功完成，你如何评估过去几年间金融微观机制改造的得失？

　　周小川：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推动下，近年来，大型银行改革有了长足进展。从2003年底决定向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两家银行注资，到现在交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已上市，工商银行正积极准备上市，取得的成效是明显的。

　　金融机构改革，既包含“快过程”，也包含“慢过程”。打个比方，上班搭错公共汽车，第二天就能改过来，这是“快过程”；但要学习一门外语，提高外语水平，肯定是“慢过程”，不用三五年是不行的。

　　看金融机构改革的“快过程”，力度是很大的：大型银行财务重组、公司化改制、股份化、发行上市，这些做得比较快，取得了效果。但公司治理、信贷文化、内控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慢过程”，你不能指望一天就有什么大变化，但也在逐步进展。

　　亚洲金融风波对很多经济体带来了很大冲击，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警钟。要是没有这个危机，恐怕也难以下这么大决心，金融机构内部压力和动力也不会这么大。它对中国的冲击力度，差不多是恰到好处。要是冲击太大，国民经济和老百姓会比较痛苦；要是冲击太小则没有压力，我们难以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事后来看，亚洲金融风波对中国近年来的金融改革带来了很大的推动力，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宏观政策都带来了很大的刺激。

　　从我们从事具体工作的人来看，还是有比较强的紧迫感，希望金融机构改革能更快一点。我们的心情总是担心改革进度不够快，一旦国际市场有风吹草动，对我们造成巨大冲击，后悔当初改得不够快。

　　从国内经济角度看，需要在改革、稳定、发展之间保持平衡；从对外经济关系看，需要在开放和防范风险及危机之间保持平衡。

　　周小川：对。竞争会带来更大的改革动力，这比开几个会压力大得多。竞争就包括开放，竞争的作用应当摆在第一位。在这方面，媒体是可以发挥作用的。再有，新建的公司治理结构也可以发挥作用。虽然在股东给予压力时，银行管理层开始会感觉不适应，但这是一个好的渐变过程。

　　——金融改革的决心，往往因某些冲击和国际经验教训而下。周小川特别提到了亚洲金融风暴对金融改革决心的影响，显示国际教训对中国经济决策者决心的影响是深刻的，前车之覆必然成为后车之鉴。尽管危机爆发的时点具有某种偶然性，但危机的动因是必然的。这是中国下决心推动实质性金融机构改革的外部推动力。

　　“既可以有分业监管下的综合经营，也可以有综合监管下的分业经营或混业经营。关键是要早下功夫，培养适应综合业务的监管人才”

　　《财经》：中国金融机构综合经营的趋势已经很明显。各大金融机构，无论是银行还是保险公司，都有许多动作。这对目前分业经营的格局构成了什么挑战？

　　周小川：分业经营的模式开始于美国大萧条。美国在1929年大萧条后，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搞金融分业经营。几十年后，一些学者对大萧条反复研究，认为这一法案误读了历史。美国用1999年的银行改革方案解除了限制。从实际进展看，这不是强迫金融机构都混业经营，而是由其自主选择。许多金融机构在长期分业经营之后已形成了各自特长，不一定愿意选择混业经营，或者混业后又出现拆分。

　　当前在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时，具体到某个金融机构是愿意分业还是混业，还要金融机构自己研究和选择。其实无论机构大小，在市场都是见缝插针，各有生存发展之道，没有必要行政性限制。金融机构综合经营的趋势难以阻挡。

　　另外，必须看到金融机构实践与监管水平提高是互相促进的。不可能说，先等监管水平提高到足以应对所有挑战后再放开。因为如果没有实践，可能监管人才和经验也难以到位。掌握互相促进的过程需要艺术。要避免盲目性，避免一哄而起。要掌握时机，总体上要知道前进的方向。哪怕花一定成本，付出几个案子的代价，也得朝那个方向走。

　　对于监管模式，我认为经营和监管是两回事，既可以有分业监管下的综合经营，也可以有综合监管下的分业经营或混业经营。关键是要早下功夫，培养适应综合业务的监管人才。不能假设监管部门能够很快适应新形势。从世界各国看，凡是改为推行综合监管的国家，都花了很多年时间培养人才和整合内部机构。在这个过程中，不见得有最佳选择。

　　——当前，随着中国加入WTO过渡期的结束，金融业综合经营成为某种必然趋势。而周小川认为， 90年代金融业综合经营所导致的问题是严重的，但根本原因不在于综合经营本身，而在于当时的微观金融体制改革还远远没有到位。重点还是使金融机构成为内控良好、法人治理健全的机构，形成自主的风险控制和化解机制，而不在于限制经营范围。针对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周期性问题，他所给出的是在微观层面上进行改革的判断。■

　　（本文刊于10月2日出版的2006年第20期《财经》杂志，原文副题为：央行行长周小川接受《财经》专访，畅谈：一、如何在国际化的环境中建设有效的金融市场；二、金融业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平衡点；三、利率、汇率政策与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四、国有银行改革的“快过程”与“慢过程”；五、金融混业经营潮流及监管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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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你我会触电；看不到你我要充电；没有你我会断电。爱你是我职业，想你是我事业，抱你是我特长，吻你是我专业！水晶之恋祝你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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