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因提出“因疫情归国留学生可入学高职高专”等建议，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被推上了风口。在各方争议背后，有关归国留学生与国内教育体系的衔接难题，却不容回避地出现在公众和教育管理部门面前，这既涉及数十万留学生和家庭的切身利益，更与上千万国内在校大中专学生及家庭的公平教育权利和国内外教育体系如何恰当互联互通等问题直接相关。

　　根据有关部门此前的统计，截至2019年底，在海外留学的各类中国学生超过百万，近年来每年新增出国留学生在40-50万之间。“今年疫情发生后，很多家长担心孩子的安全，希望孩子回国完成学业；中美贸易摩擦导致中美关系紧张，也存在大量留学生未完成学业回国的可能，”针对这一情况，此前已有教育界人士有所建议，但尚未形成明确的政策建议。参加此次全国时，倪闽景表示：“建议教育部重新制定一个政策来解决这部分学生的需要。”

　　基于自己的调研和对教育工作多年的理解，倪闽景提出了一共四条解决方案，但网络多集于在第一条。《财经》记者获得的完整四条建议是：一是全面开放高职高专学校，如果愿意去高职高专学习，高年级学生可降一年级直接入学、进入相关专业。未满一年的归国留学生，可以通过高职高专扩招计划，从而继续学习；二是希望转入本科高校的学生，可启用插班生考试政策，每学期开学前，在不同年级设定大专业组插班生考试，通过考试的学生可以进入普通高校试读，一年后成绩正常，可以转为正式学生；三是建立国外高校学业成绩转换机制，按照国际通用规则，把在国外已经完成的学分部分认可，纳入转入学校的学分当中；四是采取先试点再扩大的方式，先选定部分公办高校试点，对转入学生进行学习情况评估，适时调整政策。也可以赋予民办高校相关权限，由民办高校自主制定政策，满足未完成学业留学生的学习需要。

　　从5月25日开始，倪闽景的建议引来不少争议，尤其是第一条，被一些人认为这个建议带有“歧视”留学生的意味，网络上迅速有人将之简化解读为“哈佛读蓝翔，麻省修机床”之类的不对等匹配。对此，部分保持冷静的观察者认为，倪闽景的四条建议应当完整理解，即使容易引起争议的第一条，也只是为留学生回国完成学业提供可能的解决方案，在没有成为教育部门的决策倾向前，任何建议和意见都可以提出来。

　　还有人士提醒，第一条建议没有直接改为插班国内各大学，也应当是考虑到国内高校普遍适用于高考这样不同于国外大学的录取方式，在没有明确的制度安排前，简单地将国外大学在读学生直接转化为国内大学生，也涉及高考录取的标准是否被打破的问题，毕竟海外留学生群体不是几百几千，而是几十万、上百万。实际上，倪闽景随后就在第二条里提出了国内外高校之间直接衔接的建议，因此不必抓住第一条而无限放大，过多批评他。

　　5月26日，倪闽景在《人民日报》的专访中回应称，之所以提出这一想法，是为解决中途回国的留学生在国内衔接完成学业的问题，建议的前三条分别为三种解决方案。“在我的建议里，既可以参加插班生考试，也可以免试读高职高专，这是个人选择。即便是读了高职高专，也可以再参加专升本，国内继续进修的路就通了。方案的设计是想既给予每个有需求的学生有可操作的通路，同时兼顾公平性”。

　　《财经》记者采访的部分教育界人士和学生家长认为，倪闽景委员的建议或有待商榷，且还可以提出新的衔接建议，其指出的问题却真实存在：一方面中国海外留学规模逐年增大，另一方面倘若留学生有中途归国需求，如何对接国内教育体系？目前，国内相关教育政策并不完善，面对正在出现的数十万、上百万归国留学生可能面临的重要选择，国内教育体系长期没有在这方面有清晰的安排，疫情压力也是一次契机，或可就此进行重要尝试。

　　谈及因新冠疫情影响而选择在国内完成学业的留学生群体规模，倪闽景表示：“私下里曾经有家长咨询过，主要焦虑的是现在已经回国的孩子普遍以网课形式继续学业，但疫情未来走向还不可知，如果完不成国外学业该怎么办？有回国需要完成继续学习的学生，主要集中在本科阶段。国外很多硕士研究生学习时间相对较短，而且学生比较成熟了，不太会面临这个问题。”

　　除了受新冠疫情影响需回国完成学业的留学生，倪闽景也表示，在其工作经历中，确实存在留学生需回国完成学业的情况，包括留学生无法适应留学生活、留学生家庭出现经济困难等。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18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突破60万，同比增长11.74%，其中，自费群体达90%以上。2019年的数据尚待权威部门确认，但初步估计也不会少于50万人。另外，从1978年到2018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585.71万人。进一步的统计显示，这些出国留学人员的绝大部分最终回国效力，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各行业重要的人才补充，也就是说，海外留学最终的受益者是中国，而不是留学目的国。

　　相较留学群体的增长速率，关于留学生因各种原因需回国完成学业，如何衔接国内外教育体系的相关政策却显得迟滞。据分析，原因之一是此前更多是中国留学生出国读书的单向流动，没有成批出现留学生必须归国继续学习的压力，因此教育部门并没有必须出台各种衔接政策的紧迫性。

　　1990年，当时的国家教委曾发布《关于出国留学生回国学习有关问题的通知》，该文件规定，自费出国留学人员，一般应在国外完成学业。中途回国要求在国内高等学校继续学习的，经学校进行插班考试后，按自费生接收。无论何种原因出国，不符合政策规定自行携带、联系出国就读的自费留学子女，中途回国要求插班的，亦按自费出国留学人员对待。

　　同时，该政策规定了插班国内高校学习者，只能插入二年级或二年级以上、毕业班（不含毕业班）以下年级。如果想插入一年级，须参加全国高考。

　　然而，2004年，在国务院行政审批项目清理中，该文件被废止，此后再无相关文件出台。倪闽景表示：“现在中途回国的留学生如果想回国读书，只有三条路，一是重新参加高考，二是免试进入开放大学就读，三是参加自学考试。虽如此，但实际上留学生之前的求学经历基本归零了，非常可惜。”

　　也就是说，即使就读于哈佛、剑桥等国际顶尖名校，倘若留学生因客观原因不得不回国完成学业，只要想继续上大学，只能重新回到高考这条赛道，无论处于哪个年级的学习阶段，此前的留学学习经历将全部归零。

　　为何有这样的规定，熟悉教育体系的人士解释，这是为了维护国内高考体系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因为海外大学的情况不一，很难说针对哪一类大学就可以直接回国就读，哪一类大学就不可以，所以简化处理，就是要回国读大学，就必须重新参加高考。在实践中，实际上每年都有海外学生回国参加高考，只不过在疫情前有这种情况的学生并不多。

　　对于重新参加高考的必要性，教育领域的也有不同声音。“在国外留学数年后回到国内完成学业，怎么还能重回高考体系？但目前的情况是，不进入高考就无法获取普通高等教育，这是不合理的。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给予学生更多选择权，要融入国际高等教育竞争，必须要搭建畅通的转学制度，实现学分互认。”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向《财经》记者表示。

　　倪闽景表示：“我之所以有这样一个想法，是有人确实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完成国外的学业，需要回国就读，本意是想给他们找到一条路，和大部分留学生并没有关系，更没有歧视留学生的意思。”

　　按照目前政策，义务教育阶段的留学生归国后，可以按照就近入学的方式继续学业，高中阶段的学生可以进入国际课程班完成学业，主要问题在于未完成学业的本科阶段留学生。

　　熊丙奇指出，不只是留学生归国继续学业，即使是国内学生因各种客观因素不得不转学，也得重新高考，而这背后其实是高考改革的问题。

　　2015年，湖北省襄阳市一位学生高分考入北京大学，之后却遇到“滑铁卢”，由于无法通过学校考核，于2018年，即大学三年级时被北大劝退。为继续学业，这名学生于2019年重新参加高考，尽管仍以湖北理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清华大学，但其三年时光已形同荒废。这一特例曾引起部分教育界人士的感叹，但最终因为还是涉及高考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并没有因为这些个例而进行更大幅度的教育对接体系修改。

　　“国外大学实行的是自由申请制度和自由转学制度，在进入高等教育前，学生自主申请大学，入读后，倘若学生无法适应专业学习，或无法通过学校考评，可以再重新申请大学。通过这种持续的双向选择机制，不仅能赋予学生更好的选择，也能促进大学之间的平等竞争。”熊丙奇向《财经》记者表示。

　　熊丙奇认为，破解上述难题的根源在于如何改革中国高考招生的评价体系。“不是废除高考，而是只把高考当作参考指标之一，建立多元、透明的评价体系，高校应建立一套合理、畅通的学生准入和退出机制。”熊丙奇表示。对此，更多教育界人士出言谨慎，但同时亦对因疫情而引发的留学生归国学习问题，表示持续关注，并期待有更多建议出现，以便教育管理部门可以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进行新的审慎决策，争取国内外教育体系有更好的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