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中国背负了超出实际国际贸易获利的“贸易统计顺差”，而实际上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中并没有收到统计显示的相当大的增加值好处，中国就有义务在国际上推动国际贸易统计体系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故事讲起来如雄伟的庐山一般惊艳，美在其云雾缭绕、魅力长新。审美固然令人陶醉但偏主观。当中国经济面临重大转型的时候，有人出来把对庐山的赞美从主观意境层次深入到并无多少美感的地质生成层面，则可以探究未解之谜。

　　比如，邢予青教授的《中国出口之谜：解码全球价值链》一书，在中国制造业超常发展的统计数字背景下，从贸易数据分解入手进一步解释了全球价值链生产大环境对中国经济成长的作用。通过研究解释了重要的时代背景和外在驱动因素，在“解谜”方面提出许多新问题、新思考，亟待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经合组织（OECD）与世界贸易组织合作数年，对近30年全球价值链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的研究，意在梳理现有国际规制是否有可能配合第四次工业做出新的安排。跨国家边境的高增加值制造业合作对未来全球经济合作与发展的意义的一些研究案例取自中国，但灵感和政策思索意在世界经济。因为中国是制造业跨国加工贸易规模最大的国家，也是迄今为止国际供应链安全方面受到内外政策干扰持续增大的地区。因此，中国这个样本是不可或缺的。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发展，与世界第四次工业能否携手而行？在历史和未来的交汇处，扎实的回溯性研究可以给我们新的思考与启发。

　　对中国而言，在过往诸多已出台的开放政策中，追踪跨国加工进出口数字，对照制造业成长和出口的表现与难点，鉴别若干起基础作用的政策并加以总结，这是一个拨开云雾识庐山的过程。唯此无法识别前因和政策效果，无法就40年的发展总结出靠谱的经验，也无法通过真正的经验发掘，来矫正一些似是而非的粗糙说法。错误的经验总结往往会引致错误的政策方向。邢教授这本新书的研究并不是产业政策的专著，但是他分解了中国制造业中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一部分，即全球制造业价值链在华产业集群对整体中国出口的重要作用。这就为“特定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研究清理了很大一部分纷杂的数据，将这一研究领域的基础数据工作进行了简化，这也为其他研究者对外资政策的重要侧面，即产业政策与外资政策的关系的研究理清了数据基础。这本书还通过具体的跨国公司和产品案例，对依托全球价值链的出口在中国创造的增加值情况进行了剖析，触及到了国际贸易统计落后于人类国际化生产实践的经济现实，明确了亟待改革国际贸易统计规则的必要性。

　　《中国出口之谜：解码全球价值链》的扎实研究，或许能够一石激起若干浪。笔者作为一个国际经济贸易理论的长期研习者，国际贸易规则的谈判者，在阅读邢教授的研究以及OECD和世界贸易组织（WTO）发起的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时，想到了一系列问题。中国对外经济发展迅猛，同时中国也是世界各经济体中遇到问题和挑战最多的一例。例如，中美贸易纠纷导致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恶化，而问题的发端是数额巨大的跨国加工贸易引致的统计数据失真，有违贸易统计本义，从而加大了贸易冲突的裂度。中国制造业是跨国加工贸易的受益者，也是因统计体系落后而受到不当责怪的一方，是国际贸易统计方法滞后的受累者。对国内场和对外政策、产业政策相关者而言，囫囵吞枣地仅读贸易数字，会使跨文化、跨专业领域的政策讨论与交流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必须先正本清源，才可能进入理性讨论。

　　国际贸易统计是重要的公共品。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又是出口总额与国内增加值严重背离的贸易大国，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可谓集各种矛盾于一身。于内于外，中国都应该领衔推动国际贸易统计规则与时俱进，使其能够反映出国际经济变化的现实。这是中国学者、政策制定者、经济外交谈判人员为世界公共品的供给应作的贡献。

　　《中国出口之谜：解码全球价值链》关于中国的进出口与全球价值链的专业研究，不仅引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也得到更广泛的业界关注，表明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策研究者，甚至国际关系问题的吃瓜群众，都对中美经济贸易冲突及后来的国际关系恶化感触较深，对俄乌冲突以来地缘摩擦指向的进一步逆经济全球化的前景比较关注，以至于把注意力投向了这样一本专业分析著作上。

　　业界人士希望在各种主流或非主流的观点、观念、立场交流和你来我往的讨论中，进一步了解深层次的缘由和机理，希望在众说纷纭的经济现象、观点、干扰中有一些更深入的经济研究和分析来帮助他们思考这个世界。

　　邢予青教授的新书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真实驱动因素的进一步解析。从经济学的研究角度看，这也是对中国近40年经济建设更深一层的归因研究。因为经济学界一致的看法是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是迄今为止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这40年经济发展的拉动因素。但是对于进一步的驱动力量分析，就众说纷纭了。以往某些关于经济发展政策归因的“大讨论”没能深入的一个原因就是缺乏基于数据追溯的政策分析。毫无疑问，过去中国经济航船是在国际经济大环境的顺流区段的高风激浪中勇进。对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历史，通过对国际贸易数据的解析来解释全球价值链中，中国对外贸易的地位、贸易发展的驱动原因、总体制造业成长以及沿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问题，是一件很重要的基础工作。而国际贸易领域的分析因为参杂了复杂的政策变化和国际经济贸易伙伴之间的互动，没有直观的解释。通过解析现象梳理问题则是相当复杂的工作。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有了40年的历史，在内外因素促成一个时代背影远去的当口，经济学者沉下心来整理这40年经济发展的数据，梳理中国制造业发展与全球价值链的伴生关系，有助于让众多学者得以在坚实的数据与逻辑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政策、并进行恰当的讨论和总结。希望在扎实数据和比较的基础上从制造业发展和全球价值链生产的基础入手，能够有更多的思考与讨论。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调整方向定下来之后，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外资管理制度实行了渐进式的动态改革，改革过程中逐步到位的一系列政策的实施，鼓励了全球价值链向中国的延伸。如果没有动态调整中的保税制造加工政策对全球价值链的涌动之“水”的“适形”管理，就很难将中国诸经济要素中最有国际竞争力的劳动力资源，注入到全球价值链中去。

　　具体地讲，全球价值链生产的发展壮大的“天时”，恰逢中国改变了发展战略，集中精力推进经济对外开放的“地利”。这个地利叠加了国家主权法体、关境、特别监管、灵活的保税管理和内陆保税运输的一整套便利政策。

　　境内保税加工管理的扩展、经济特区和（可以搞海关监管下的加工生产的）指定开放地区的递次跟进，以及依照“境内关外”和保税运输转关安排等特殊管理方法不断的扩展，方便了产业聚集。产业聚集群落产生了进一步吸引投资的吸附效应与粘滞效应。通过经济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出，“境内关外”的保税运营方式所到之地，梯度式产生了一些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中国面向出口的制造业在这样的集群群落中，接轨国际一流公司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技术和市场营销理念，以超常的速度和质量生长。中国制造业由此搭上了全球价值链的列车。

　　另一方面，游走于各主权国家不同的关税、贸易管理手段、成本、各国国内直接税和间接税的各种缝隙间的跨国公司，在它们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自有它价值最大化的经营手法。邢教授的研究也明白地揭示了，跨国公司驱动的全球价值链运作绩效“突出”，相形而下它使得传统的国际贸易统计体系显得漏洞尽出，逐渐不堪使用。而中国制造业就处在这个统计矛盾的风口浪尖。

　　广义概念上中国的制造业能力崛起，产品出口统计总额巨大，中国这些年也的确积累了巨额的贸易顺差。但是传统的国际贸易统计对全球价值链表达的失真也谜一样地存在。

　　学术研究可以正本清源。全球价值链从技术与管理都深度影响了中国制造业发展，中国制造业是在对外开放中获得发展机遇，在与全球价值链共同发展中壮大。这方面的证据相对充分，说服力较强。

　　这个不曾被人强调过的事实，对另一派研究中国经济增长与制造业关系的学者是一个提醒和挑战。这一派学者将经济高速发展归因于有为政府的产业政策起作用的说法，与邢教授和其他持制造业发展应归因于开放的观点不同。主张“有为政府的制造业产业政策”是经济起飞的原因的一派学者，需要拿出相关数字和政策证据作对比，在比较中辨明真伪。剔除错误归因的政策效果分析很重要，这有别于一般宣传性的讲中国故事。当下中国正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如何继续开放？如何调整政策？邢教授的研究提供的事实与结论有助于政策决策部门参考。

　　战后国际贸易统计几经修改变成了现在这样，融合了海关管理征税侧重与贸易统计分类的“协调统计分类”。几十年前的国际贸易品主要是大宗商品和杂货。这类贸易品统计中涉及的贸易量与价值这两个指标之间的联系比较紧密，以至于贸易统计近乎于运输统计。此后统计体系多次修改所关注的重点是国际贸易物品的商品分类。

　　时逾境迁，国际贸易的主要品种已经出现了重大变化。贸易统计除了兼有运输统计功用，更重要的是让各国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管理者从中观察国际间价值转移及国际贸易支付状况。贸易驱动的国际收支状况，也是各国政府从宏观上把握贸易政策的一个最直接的参考指标。毕竟国际贸易带来了原来统计意义上的财富增长，这应该与财富增值最终去往哪个国家相一致。奇特的是，工业制成品爆发式的增长，此类贸易的增加值越来越高，可是增加值部分在全球价值链生产中的分配与转移却与标准国际贸易统计的价值之间发生背离。

　　中国是全球价值链生产中一个重要环节，中国是承接跨境加工贸易规模最大的国家。中国曾经是加工贸易中来料保税加工比例高于进料保税加工的国家。研究结果显示，中国还是名义贸易顺差大大超过实际国际外汇结算额的“背锅侠”。

　　既然中国首当其冲背负了超出实际国际贸易获利的“贸易统计顺差”，而实际上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中并没有收到统计显示的相当大的增加值好处，中国就有义务在国际上提醒和推动国际贸易统计体系与时共进，进行改革。

　　经济活动是纷乱的，在研究经济的时候如果能抽象出主线来进行观察，一些相关的现象就会在这一主线上有了新的思考。全球价值链生产被抽离出一般贸易之后，邢教授对全球价值链生产全过程分段进行了观察，指出无形生产制造公司在源头对中国等从事有形制造工序的国家的增加值的索取（分配）没有出现在贸易统计中。该部分增加值应该可以作为支持在华生产的服务贸易收入，似该冲抵部分美国对华贸易统计逆差。当然，这部分问题有助于澄清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受累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统计的不恰当。我们且将这个观察提交各国贸易谈判官员以便引起正视。

　　邢教授关于无形制造公司在价值链的源头掌握不菲的增加值部分的看法，与欧盟专家分析第四次工业背景下，未来全球高增加值制造业生产的四个功能区段的描述在相当程度上契合。欧盟描述的第四次工业未来是，全球化高增加值、小批量个性化生产将在互联网支持下成为高价值生产的主流。其特点是产品的概念产生、产品设计、加工制造、销售推广等四个区段，都以互联网为依托在全球进行资源的择优组合。

　　现在，我们在产业观察、贸易统计和增加值分析以及贸易谈判时，在无形投入、服务贸易和增加值计算方面有不少分辨和归类的缺陷，有待规范。如果我们把眼光投向远方，将这些未解之疑在第四次产业远景下思考，我们会发现，在全球价值链生产问题方面，统计改革、增加值贸易与跨境转移的鉴别、趋利避害的政策设计、贸易谈判等方面，面临许多新挑战。期待有更多的研究对基本现象做扎实的研究，为这些问题提供一个基于事实与数据的思考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