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产商无休止地鼓吹人口红利和城市扩张，给高房价坚不可摧的理由时，《中国将结束高速城市化》则另有新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期公布的《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09～2010)：城市化与经济增长》指出，中国将在2013年左右结束高速城市化进程，届时我国城市化率在47.93%～53.37%之间，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另一个更严峻的问题是：中国城市化成本过高，会直接导致城市凋零和经济增长不可持续。

　　连续出现的用工荒，导致沿海工厂开始转移。年轻人逃离“北上广”，回归二三线城市。这些都反映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微妙变化。而基础设施高投入和高房价，则抬高了城市化的成本。成本拐点的标志之一是“月供收入比”，指90平方米的房子首付后每月月供与收入的比重。这一比值超过40%，则刚性需求必然衰退。2010年北京的月供比已达100%，普通家庭要供房就得不吃不喝。中国未来向非农发展和向城市化发展的两大主题，都被高成本所压制。城市化的形成分建设景气周期和高成本管理周期。中国现在处于建设景气周期，这个周期一旦结束，土地买卖和人口流动都将大减，而大量的基础设施每年都需要维护费，经济会非常麻烦。2013至2017年，我国高速城市化虽见顶，但还在享受建设周期的最辉煌时期。2017年后还有惯性，但到2020年前后，高成本管理危机将凸显。到那时，若没有合理的城市规模，没有创新带来的生产力提高，没有服务业的发展，城市会凋零，房子也就没人要了。

　　富人们在忙什么？回答是，在移民。《中国富人移民再掀热潮》一文显示，新移民潮正风行中国。今年的胡润榜统计，中国目前已有5.5万名亿万富豪。不少富人拥向美洲和澳洲等地：2009年申请美国投资移民的EB－5类签证的中国人从2008年的500人上升到超过1000人，2010年的申请人数或将占美国该类移民的70%。自2009年7月至今年1月，中国移民澳洲的人数约为7800名，连续居于澳抵境报到移民人数榜首。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移民输出国和损失最多的人才流失国。

　　此痛绵绵。自上世纪70年代至今，中国流出海外的留学生达78.5万，相当于30所北大、30所清华的所有在校本科生。与以往不同，此番新移民，呈现出高学历、高技术、高成本等特点，有着不同以往的心理和社会因素，以经济精英为主，财力可观。出国并非为名利或者赚钱，而是为了生活的质量和更好的教育。他们带走的不仅是财富，更是一个国家在其成长过程中必需的能量，乃至变革的信心。一位专家指出，经济精英们存在一种普遍的不安全感：对财富、对生活各方面都觉得不够安全。当对社会越来越感觉到不平等化和不稳定时，有能力的人就一定会往外走。不仅精英，连同普通民众都在幻想“有钱我也移民”时，这种不安已经不可小觑。健全社会福利制度，给所有人一个有保障的未来，很重要，但“法制国家”更重要，抛开这一点，留住人才是空洞的。

　　公司骨干通常被视为支撑，怎么可能成为阻碍发展的瓶颈呢？本期《不要让自己成为公司的瓶颈》，道出了现在一些企业的通病：公司里最能干的人反而是公司发展最大的障碍。

　　很多企业里，一些好的想法执行不了，究其原因，部门经理手头事很多，他又放不下去，事情就搁浅了。的确，公司骨干经常工作到不好好睡觉，又怎忍心要他做得更多。一个能干的人往往太相信自己个人的能力，而忽视了“授权”。不放权的理由很多：还没有人能像我一样强悍，放给别人会出乱子。我可以教会某某，但教他要比我自己做花N倍的时间，还是我自己更有效率……这样的管理者必然逐渐成为公司的瓶颈。任何公司离开任何人都能运转。很多人都有很大的潜力，给他足够的时间和磨练，其表现未必像你想得那么糟糕。教会别人花的时间肯定比你自己做要多好几倍，但你以后就再也不需事必躬亲。用短期的痛苦，换取长期的解放是值得的。不为公司培养人，你极强的个人能力就会成为公司的一个负担。作为骨干，你是否已成为瓶颈？这个问题出现时最准确的信号就是，看看你自己是否忙得不可开交，而你的下属却没有紧迫感。下属在花很多时间等待你的指令，而你又没有时间给他们及时发出指令。这时，就是你要考虑重新分配自己的时间、加大授权力度的时候了。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主流的经济理论是什么？财经作家吴晓波拿同时代的商鞅和孟子举例，以其犀利的文笔，在《商鞅主义的幽灵是否仍在徘徊？》一文中警示现实。

　　商鞅在秦推行变法二十年，其治国思想中有强烈的反智、愚民和好战的特征。他仇视学者、商贾、隐士、手工业者，并认为：“有这些人在，一定打败仗，一定贫穷。把这些人赶走，敌不敢来，作战能胜。”商鞅实行“命令型的计划经济”，国家管制了矿山开发、粮食买卖和旅店经营，自由商人几乎被消灭。他把人民的贫困与无知看成是国家兵源和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认为人民必须处在贫穷线上，强兵就必须使民弱、民怯和民愚。孟子的治国理念与其截然相反。他强调仁义，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在土地政策上回归井田制，提倡富民减税。商鞅与孟子对历史的影响耐人寻味。孟子终其一生郁郁不得志，但他的学说在战国末期渐成主流，历代广为传播。而商鞅被车裂，但他彻底改变了战国乃至中国的生态，尽管后来许多统治者再不敢像商鞅说得那样直白，但至少他的两个理念被贯彻了下来。第一，不能让民众太富足、太有思想，这最终变成了系统化的愚民政策。第二，很多治国者把国家强大远放在民众富足之前，强调“国强民安”，而非“国强民富”，所谓“安”，有口饭吃而已。在“半法半儒”、“儒表法里”的景象里，“商鞅主义”的幽灵仍然值得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