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其中，要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市场的全球吸引力、影响力正在不断提高。最新监管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9月末，我国本外币绿色余额20.9万亿元，同比增长41.4%；绿色债券存量规模逾1.26万亿元，均居全球前列。

　　先铺轨道再跑车、持续完善顶层设计，这是我国绿色金融快速发展的基础。“目前，我国绿色金融的‘五大支柱’已初步确立，‘三大功能’已日益完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宣昌能表示，前者分别是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环境信息披露、激励约束机制、产品与市场体系、国际合作，后者分别为资源配置、风险防范、价格发现。

　　一方面，要解决“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明确标准才能促进规范发展。记者从监管部门获悉，当前，我国“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建设正在稳步推进。除了此前已发布的4项标准，已有另外15项标准进入立项或征求意见环节，内容涉及多个重点领域。

　　另一方面，要开展“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引导，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经过为期一年的探索实践，碳减排支持工具已取得了良好效果。“碳减排支持工具有助于引导金融机构向碳减排重点领域内的各类企业提供碳减排。”中国工商银行北京新街口支行行长李湛说。

　　“近期，我们还将两家外资银行纳入了碳减排支持工具的支持范围。”央行行长易纲表示，截至2022年9月末，碳减排支持工具已累计使用2400多亿元，支持碳减排超过4000亿元，带动减少碳排放8000多万吨。

　　有基础还要提质量、鼓励推动产品创新，这是我国绿色金融快速发展的助力。近日，监管部门首次对绿色保险进行了定义，并建立了《绿色保险业务统计制度》。“绿色保险，是指保险业在环境资源保护与社会治理、绿色产业运行和绿色生活消费等方面提供风险保障和资金支持等经济行为的统称。”中国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我国稳步推进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绿色业务规模持续提升，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等产品日渐丰富，市场供给结构进一步优化。“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信贷市场和全球第二大的绿色债券市场。”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说。

　　产品创新离不开一个重要的政策工具，即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以下简称“全国碳市场”)。截至2022年11月24日交易结束，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破2亿吨大关，超过半数的重点排放单位参与了交易。建设碳市场利用市场机制来控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较低成本实现特定减排目标。

　　随着碳市场的发展，“碳排放配额”被金融机构纳入合格押品范围的时机也已成熟。目前，我国首例引入第三方代管模式的碳排放配额质押成功发放，为绿色金融的产品创新再添路径。“工行北京分行牵头筹组行内银团，为江苏华电句容发电有限公司办理了5000万元的营运资金，质押方式是117万吨的碳排放配额。”李湛说。

　　“全国碳市场的潜力、空间比较大，从长远看，可开发碳资产相关的衍生产品或挂钩产品，进一步丰富金融资产投资产品，更好满足风险管理需要。”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说，在此基础上，还可发挥碳资产的价格引领作用，引导更多资金流入节能减排领域。

　　扩大开放合作、为世界贡献中国方案，这是我国绿色金融快速发展的底气。中国是二十国集团中最早提出绿色金融议题的国家，推动、参与了多项国际合作机制。2022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与欧盟有关部门联合发布《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为中欧绿色债券市场的互联互通、便利绿色跨境投融资奠定了基础。

　　“接下来，我国还将深度参与绿色金融的国际合作与治理。”宣昌能说，我国将积极参与、引领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的标准制定，协调开展转型金融发展、金融科技应用、绿色金融能力建设等重要工作。

　　宣昌能表示，除了国际合作，我国绿色金融还将从以下三方面发力。一是持续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推动标准中外接轨。“要探索、开发符合中国国情的金融机构碳核算方法，推出统一的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逐步拓展披露范围，稳步提升信息披露质量。”

　　二是用好、用足金融政策，引导金融机构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为具有显著碳减排效益的项目提供低成本融资。“氢能的潜力巨大，可以作为推动我国‘双碳’目标的抓手。”中国工程院院士彭苏萍表示，我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产氢国，但应用到交通的量只占0.1%。“未来10年到20年将是重要机遇期，可从政策、技术、资金等方面积极谋划。”

　　三是切实防范与气候环境相关的金融风险，鼓励金融机构将“气候风险管理”纳入发展战略和业务流程管理。“要打造气候友好型金融机构。”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事、气候投融资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孙轶颋表示，金融机构要坚守商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原则，加大对绿色低碳创新技术和核心技术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