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肺疫情期间的媒体表现，财新和财经两家杂志最好。26日刷屏的两篇报道，就分别来自这两家报道。

　　在下面，是三联生活周刊和中国新闻周刊，他们在春节后的几天，也发了好几篇很好的调查。再往后看，是北京青年报的“北青深一度”和新京报的“剥洋葱”，这是两个深度报道栏目，有点杂志化操作。

　　至于这两年热炒的短视频之类，在这样的重大灾难面前几乎没什么作为。如果留心观察会发现，15秒的短视频虽然很方便传播，但是除了夸张某个片段之外，不会传递任何线要素的事实都表达不了。

　　从根本上来说，视频可能缺乏思考功能，只有文字甚至是较长的文字报道，才能暗示出来某种逻辑。在中国尤其是这样。习惯看视频的会很不耐烦，想得出一个简单的口号式的判断，但是想揭示任何一个逻辑事实，都需要凭借语言的力量。

　　来自市场的肯定也证明了这一点，财新杂志纸质版一度加印，这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机构媒体难得的荣誉。2013年胡舒立的一段关于新闻与宣传的谈话视频，这两天也在网上获得极大的传播。

　　已经过去7年了。胡舒立当初呼吁的“新闻专业主义”更加式微了。但是幸运的是，胡舒立还在坚持，她的财新还在坚持。

　　和都市报相比，杂志的团队规模相对较小，他们不能面面俱到去关注动态新闻，但在报道肺炎时，这恰恰成为一个优势。一个杂志团队，在过去一个月内，只要认真完成四五篇深度报道，就已经了不起了。

　　更重要的是，这种小而紧凑的共同体，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持价值观。这是一个讲新闻理想会受到嘲笑的时代，但是你不能不承认这几家杂志，都表现出了可贵的新闻理想。

　　看到过《财经》杂志一位女记者在武汉街头蹲着吃方便米粉的照片，不由感叹他们前断采访条件的艰苦。《财经》的苏琦兄告诉我，那是这名女记者多日来吃的最好的一餐了。

　　《财新》记者萧辉在最危险的时候就在武汉采访，遭遇阻挠时她扬言如果手机被抢她会还击。北青深一度一位女编辑，因为她们关于李文亮的报道被删除大发雷霆——她们都是在某种理想精神的驱动下，短暂超越了媒体人的所谓“纪律”，那真是人性的伟大时刻，也是新闻业最内核的精神。

　　过去几天，我在思考何以这几家杂志的表现会更好，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比如，这四家提到的杂志，其实都不是某部直接管辖的。他们当然也要遵从某部的指令和管理，但是他们却也有自己的主管部门，这中间就有了一点空隙。

　　还有，这几家杂志过去多年坚持的“专业主义”，记者有很好的讲故事的能力。一个记者，可以慢慢培养好几年，不需要每天向她要求10万+的KPI考核。平常有阅读习惯，也满满提高了采访和写作水平。

　　不管是从管理上还是从技术上，他们都做好了准备。但现在我认为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仍然是让媒体人感到尴尬的新闻理想。新闻理想这四个字被嘲讽，和“公知”一样被扫进垃圾堆。媒体人自己对新闻理想的挖苦甚至更严重，因为这样能更好地解释自己的现实处境，能够让自己心安。

　　但是，除了理想或者那种写出不朽作品、推动社会进步的野心，你很难找解释，她们为何会从事这个行业，为何连防护服都没有就开赴武汉。这个危险的，贫困的，大多数时候腹背受敌的行业，为什么仍然有人愿意前赴后继，愿意为社会奉献出那一点微光。

　　据说现在杂志的记者里，有不少“白富美”女青年，她们条件很好，并不缺钱，也不缺找到舒适工作的能力，但是她们仍然选择干新闻，选择去一线。这让人感到了一点对未来乐观的理由。

　　中国城市的中产，应该从那些垃圾公号里摆脱出来，少在那些短视频或者直播平台上浪费你们的时间，你们需要养成订阅一份杂志的习惯，这会重新定义你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