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与》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研究所主办的国际关系学术期刊。自1979年创刊以来，该刊物已跻身中国社会科学院权威期刊之列，在国内主要期刊评价体系中均名列前茅。《世界经济与》志在推动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的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贡献力量。

　　作者：肖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研究所副研究员

　　摘要： 分析美国当前对华政策需要在战略逻辑上回答两个日益凸显的问题：一是为什么拜登政府一边反复表示“无意改变中国”，一边加强对华打压；二是为什么拜登政府高度重视中美经济竞争，但又以问题为杠杆急速强化针对中国的安全联盟。针对第一个问题，如果将遏制定义为对直接塑造对手意图和行为的预期较低、更重视削弱对手行为能力的一套战略逻辑，则可以看出美国对华政策已由以强制为主转为以遏制为主，种种“无意改变中国”的表述正是这一转变的表现。针对第二个问题，拜登政府的对华经济和安全遏制并非彼此孤立，它们分别是美对华战略竞争中的长期优势策略和短期保障策略，并且正因为抱有在经济竞争中的优势认知，才更需要加强威慑。拜登政府还在同时推动对华遏制与战略收缩，在规划安全遏制时更重视动员盟友和维护信誉，这促使其大踏步地将问题多边化。从较为系统的遏制理论视角分析美国对华政策，能更好地认识到其转变和遏制政策本身的多样性，也有利于对遏制概念“去魅”：遏制仅是一种战略逻辑，并不必然意味着不可逆转的持续冲突和关系危机。

　　摘要：随着美国的仓促撤军，阿富汗战争宣告结束。在过去近20年中，分属两党的四任美国总统及其决策团队共同导致了美国在阿富汗的困境。截然不同的总统及其团队在不同时间节点所做出的决策很难用小集团思维全部解释，其中的差异性因素需要进一步深究。在总统角色—群体互动分析框架下，总统及其团队在经验、忠诚度等维度上的不同组合形成不同的群体互动，导致小集团思维、多元思维或其他非典型思维模型，产出相应决策结果。通过对四个决策个案的研究发现，四任总统的决策过程并非全都陷入小集团思维。不同经验与偏好的四任总统及其所决定的具有不同经验和忠诚度的团队先后形成了“导师团队”“对手团队”“合伙人团队”以及“助手团队”四类非制度化的群体互动，导致了不同的思维模型与决策结果。人事即决策，总统依照个人风格与需求所决定的团队构成一定程度上设定了未来决策的生态与方向。基于总统制的纽带作用，美国国内发展也正在明显牵动其对外政策的选择与走向。

　　作者：陈小鼎，兰州大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李珊，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拜登上台后，美国国内裂隙进一步扩大。为凝聚各方共识，拜登政府以应对“中国挑战”为内外政策调整的总驱动器，在国内中大打“中国牌”，对华政策安全化由对外政策领域外溢至公共政策领域。作者借鉴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视角，提出一个解释公共政策安全化的因果框架，阐述国内裂隙导致的公共政策困境如何传导和放大体系安全压力，并最终导致美国公共政策的安全化。案例检验采用过程追踪法比较了克林顿政府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以及拜登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的政策过程，初步验证了该研究假设。实际上，美国公共政策的安全化不仅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政策上，在公共卫生、经贸科技和人文交流等领域都有所渗透。拜登政府公共政策的安全化在美国国内暂时起到了凝聚共识和推动公共政策进程的效果，但过度安全化增加了公共政策失控的风险，对中美关系乃至全球治理都造成了重大冲击。

　　作者：谢建国，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昆，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张晓磊，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讲师

　　摘要：美国中央情报局打着“自由”和“推动地区繁荣”的旗号对其他国家进行了长期、大规模的海外干预，其手段包括操纵、挑起宗教种族冲突以及培养势力等。事实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海外干预行为不仅未能“推动地区繁荣”，反而恶化了被干预国的经济状况。根据披露的最新（1946—1995年）海外干预行动数据，美国中央情报局海外干预行为会对被干预国的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负面冲击，且这种负面冲击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平均会持续6年。影响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美国中央情报局海外干预行为会通过减少被干预国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并逐渐拉低被干预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路径，危害被干预国的经济增长。从被干预国的异质性特征看，同发达国家相比，美国中央情报局海外干预行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与“集权国家”相比，“国家”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海外干预后，经济增长复苏所需要的时间更长。分析结果表明，披着“推动地区繁荣与稳定”外衣进行海外干预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实际上是世界繁荣与稳定最大的破坏者。

　　作者：汤凌霄，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柯楠，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欧阳曜亚，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在次贷危机、欧债危机、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下美联储多次重启货币互换，成为事实上的国际最后人。作者运用国际最后人分析框架，主张以是否秉承基本面策略作为衡量货币互换有效性的标准。通过构建霸权国国际最后人模型，可发现若霸权国与一国之间金融和紧密度越高，则向其提供货币互换的概率越大。基于2007—2020年91个经济体样本数据所构建的Logit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金融和紧密度是影响美联储货币互换的重要因素，而经济基本面因素影响较弱。异质性分析显示，若对象国均为北约成员国，则金融紧密度成为重要影响因素。以上实证结果佐证了理论模型的推导结论，意味着美联储对货币互换对象的选择并非采取维护全球公共利益的基本面策略，而是采取了维护美国霸权国私利、基于金融和紧密度的非常规策略，因此美联储不能有效履行国际最后人功能。在日益开放的条件下，中国应深度融入国际市场、动态调整外汇储备规模、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以实现中美两国平等货币互换。

　　作者：王雄发，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人华侨研究院博士研究生；谢凌志，新疆大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要：联盟管理本质上是联盟成员为实现自身效益最大化同对方议价的动态过程。美国联盟体系中曾出现一些相对弱势的联盟成员冒着得罪美国的风险同联盟所针对的第三方国家进行军备贸易的反常现象，理解这一现象需要厘清不对称联盟管理中弱国与强国议价时的策略选择及因果条件。在既有研究基础上，作者提出关于不对称联盟管理中弱国议价机制的分析框架，认为弱国发射的议价信号可分为直接对抗和间接对抗两种类型，前者是弱国坚决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后者是弱国维护自身利益的意志薄弱行为。弱国的选择受联盟地位和利益分歧影响：联盟地位低的弱国倾向于在利益分歧大时向强国发射直接对抗信号，在利益分歧小时向强国发射间接对抗信号；联盟地位高的弱国在议价信号选择上受利益分歧影响不明显，无论利益分歧大小此类弱国均倾向于向强国发射间接对抗信号。对美土同盟、美泰同盟、美法同盟和美以同盟四个案例的经验检验发现，仅有土耳其（2014—2019年）和泰国的敏感性军备贸易成功完成，即向美国发射了直接对抗信号；而土耳其（2011—2013年）、法国和以色列的敏感性军备贸易以失败告终，即向美国发射了间接对抗信号。在美国联盟体系中联盟地位低且同美国利益分歧大的国家是中国分化美国联盟体系、缓解美国对华战略压力的理性选择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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