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切发展为了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并不单纯地追求国家权力和民族利益，而是更加注重全人类的共同发展。中国的实力越强大，在国际生产体系中所处的位置越优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同时，也就越能够向世界各国提供普惠的福利，有力地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的实现。

　　马克思主义国际经济学以国际体系中以国家为核心的不同行为体在经济活动中形成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探讨这种关系对各行为体所起到的约束作用及其反作用，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作出规律性总结与预测。

　　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国际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虽然也包括诸如商品、货币、劳动等经济学的基本要素，但这些要素并不是其研究目的。从学科属性的角度分析，马克思主义国际经济学主要从属于国际学研究序列中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其理论建构的路径应建立在国际学的研究逻辑之上。由于其研究方法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因此也受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要影响。与国际现实主义及国际自由主义的理论观点相比，马克思主义能够更加精准地指出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起长期和稳定作用的因素。

　　在有关个人与集团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行为方式问题上，现实主义者认为，“法则的根源是人性，而自从中国、印度和希腊的古典哲学致力于发现这些法则以来，人性没有发生变化”；自由主义者则认为，“权力不仅来自于枪杆子，也来源于相互依赖的非对称性、不同宣传的相对吸引力”。但马克思主义强调以历史条件下的生产组织方式为基础展开研究，认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而这种不断变化的生产关系与当时社会所存在的上层建筑会形成一个主导整个社会的“历史集团”。简而言之，现实主义者认为亘古不变的人性是行为选择的最根本原因；自由主义者则相信人们会因为“理性”而产生充分的合作意愿，从而极大地减少爆发冲突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者则关注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所带来的社会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复杂、矛盾和不协调的上层建筑”，并由此形成总的社会力量来主导本时代的生产与生活。由此可见，相较于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能够更加动态和客观地分析国际体系中各成员关系的本质及其互动规律，既不拘泥于某种固定不变的假设，也不会过高估计“理性”在国际中所能发挥的作用。

　　今日的国际经济学分为多个流派，主要包括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三大流派，其中马克思主义国际经济学是最富解释力的流派，在国际体系的形成与运转问题上有独到的见解。

　　首先，马克思主义国际经济学在肯定全球化生产与贸易对生产力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强调新的生产格局会带来新的分配不公现象，需要辩证地看待后冷战时期突飞猛进的全球化发展势头。其次，马克思主义国际经济学对国际生产体系的分工问题十分重视，认为处于产业链不同层级的国家所拥有的国际性权力与其所处地位直接相关，因此世界主要国家都希望建立起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并形成对他国在产业结构上的优势地位。最后，马克思主义国际经济学认为，全球化生产有助于世界各地的生产力水平提高。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后发展地区人民的社会状况能够马上达到与发达国家人民相同的水平，而且前者难以避免地出现对后者在不同程度上的依附现象，但毕竟为当地社会的发展打下了社会基础。

　　通过对上述基本逻辑规律的总结可以发现，之所以发达国家时常以较为一致的立场处理重大国际事务，根本原因还在于其已经在当下的国际生产体系中形成了排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历史集团”。出于对自身集团的总体利益考虑，发达国家并不乐见呈崛起态势的新兴国家，在高新技术等尖端领域对后发国家所实施的诸多限制性政策，较为充分地反映了这种思维认识。因此，后发国家如果试图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就不应打破与前者的合作关系，而是应该增加对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的高附加值产业的投入，以改善自身产业结构的方式提升在国际生产体系中的位置，从而获得更多的国际性权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构逻辑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国际经济学。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马克思主义国际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各国因其在全球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因而拥有不同的国际权力，在本质上属于同质竞争。但是，在各国国家内部由于其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以及因政权性质所决定的生产方式的不同，不仅使得各国发展道路有所区别，也会对不同国家的对外政策造成影响。作为一切发展为了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并不单纯地追求国家权力和民族利益，而是更加注重全人类的共同发展。中国的实力越强大，在国际生产体系中所处的位置越优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同时，也就越能够向世界各国提供普惠的福利，有力地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的实现。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不断蔓延的趋势，国际社会中的某些重要成员国认为全球治理已经走向失败，只有民族国家才能在面临重大威胁时真正地担负起保卫的责任。事实上，这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观点，固然任何一个国际组织都不具备超国家主权能力的权威，极易在疫情初起阶段发生“各扫门前雪”的现象。但是，既然全球化生产与贸易体制存在的基本目的就是为了更多地谋求经济利益，在危机减退之时各国的资本力量必然会出于弥补所遭受损失的愿望，而更为积极地向更广阔的市场进发。全球化生产与贸易体系非但没有因一时肆虐的疫情而终结，反而会因为其逐利性的本质而更加发展壮大。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并不单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一点通过在疫情期间积极配合世界各国抗击疫情的行为就可以明显看到。中国对更加公正、带有普惠性质的全球生产与贸易体系建设的追求是由马克思主义所决定的。与西方国家所秉承的新自由主义观点截然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国际经济学反对完全以资本为核心的生产方式，因为缺乏计划性的大生产必然会带来生产过剩与消费能力不足的严重隐患。因此，中国强调各国在相互尊重主权的基础上增进沟通协调，避免不必要的恶性竞争，有计划、有目的地促进全球经济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

　　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学家华尔兹指出，世界之所以成为两极，从来不是因为有两个集团彼此对立，而是因为集团领袖具有超强的实力。中国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综合国力获得了空前提升，如何处理好与世界各国尤其是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成为必须思考的重要课题，而能否科学地看待国际秩序的发展和演变则是首要条件。

　　建立在最直接的方法和最少干扰量之上的理论是最有效的，因此，务求精简是所有理论追求的最高目标。马克思主义国际经济学以全球生产分配为切入点，以该过程中形成的生产关系为最基本的国际环境背景，可以非常明晰地帮我们还原出一条国际关系演进的基本路径，并指出未来的总体发展趋势。当然，任何一种理论方法都不可能对所有的细微事务作出无一例外的精准预判，马克思主义国际经济学也同样允许“例外”的存在，对国际关系的总体发展规律作出宏观性的解释与中观性的分析、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提供启示才是该理论最为核心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