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习总及时提出数字中国建设这一重大战略，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认真落实。数字中国建设，必将牵一发而动全国甚至牵动世界。从一定意义上讲，国家数字科学实验室，是进一步解决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工具问题，从长远和根本上说，中国必将是世界上最大的数字数据生产国与需求国，这是我们特有的最为宝贵的资源，我们必须好好利用、充分利用。中国数字建设若在21世纪内有重大突破，将有力推动21世纪乃至22世纪中国的生命科学、海洋科学、宇宙空间科学等一系列科学技术上的重大突破。

　　2019年1月21日，习总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明确指出：“要加强重大创新领域战略研判和前瞻部署，抓紧布局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建设重大创新基地和创新平台，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习总这一重要指示，是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大发展理念”中位居首位“创新”理念的重大战略部署和重大战略行动，十分重要，亟待扎扎实实又卓有成效地把此部署落到实处。

　　自爱因斯坦相对论发明以来的几乎所有创新，可以说主要是向微观世界方向发展。这个方向，可能还要持续多年并且永远不会停滞。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向微观方向有重大突破的可能一是互联网信息科学技术，二是生命科学技术。关于生命科学，笔者于2012年1月16日在《光明日报》上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过《与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相并列可否设立生命科学学？》一文。向宏观世界方向突破的则极可能是太空科学。可以说，我国在太空科学探索方面，已经位于世界前列。在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之间，可能还有个相对的中观世界即海洋科学。人类亟需继续向认识微观世界、中观世界和宏观世界三个方面有较大的突破与发展。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总明确指出：要“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习总在这里一连提出五个强国，并且接着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提出了“数字中国”这一崭新概念。

　　什么是数字中国？笔者认为，习总所讲的数字中国，就是互联网和信息化的安全与发展。物联网、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都已被涵盖在数字中国或中国数字化建设之中。在信息化时代，互联网已经成为数字化的主要载体，但数字化的内涵远比互联网更宽泛、更广泛。要弄清数字中国或中国数字化建设，首先需要弄清什么是数字。数字是人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对种种事物认识认知高度抽象与概括的符号与工具。数字的简单集合直至事物统计即数字抽象与概括的成果就是数据乃至大数据。对大数据进一步分析就是云计算。所谓云计算，就是企图寻求种种数字数据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这样才有利于及时、正确地认识正在发展变化着的客观事物。现在已经进入互联网与信息化时代，各种数字数据浩如烟海，又可以通过互联网、物联网相连。所以说，我们也同时进入了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以及区块链时代。数字中国建设，必将牵一发而动全国甚至牵动世界，涉及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与发展，涉及国际、国内，经济、、文化以及外交、科技、教育、军事等各个领域，涉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涉及整个社会的每一个产业，涉及全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直至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数字本身属于自然科学，但分析数字数据则属于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有机集合。

　　从一定意义上讲，数字是人这一主体对外在客观事物的统计和认知。要认知客观事物就离不开数字数据，离不开统计，这正如恩格斯所说：“统计是必要的辅助手段。”

　　人工智能能够统计运算，并通过人们事先设定的程序以远超于人脑的计算速度进行运算，尽管如此，它仍然仅是人的大脑和手臂的延伸。智能机器人通过人们设定的一定程序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一定程度的“自我学习”、“深度学习”，但它不能进行人类所特有的“自我”、“自为联合”和“社会”。智能机器人在一些具体项目比如国际象棋、围棋对弈上可以战胜个别人甚至个别群体，但从根本上无法取代人本身。我们要高度重视并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与此同时，也要高度警惕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特别是个别国家，利用智能机器人为谋取私人、特殊集团的私利，甚至走上的道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造成极大的伤害和破坏。

　　马克思早在140多年前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就讲道：“研究必须充分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一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1960年3月，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党内指示中特别强调：“作典型调查，使自己心中有数”。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从长远和根本上说，中国必将是世界上最大的数字数据生产国与需求国，这是我们特有的最为宝贵的资源，我们必须好好利用、充分利用。习总及时提出数字中国概念，就是积极保护和充分开发这一资源的重大战略部署。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认真落实。

　　至大至诚的真理，往往是最为简洁的。无论自然界、人类社会还是人的思维中，只有一个根本性规律，这就是对立统一规律。事物总是在永恒的运动中永恒发展。进入现代社会，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科学与技术既有联系，也有本质区别。科学即规律是自在，它只能是发现，而不能发明；科学不是现实的生产力，而只能是潜在的生产力，但科学可以通过现实的人转化成为技术，即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技术是自为，是人对于客观物质世界认识与认知后对客观物质世界的改造；技术可以发明，是现实生产力的重要组成，是社会生产力中人这一根本要素的直接体现。现在，人类处于第四次科技的前夜。这次最有希望的突破方向，就是微电子、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可以统称为数字化。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将极大地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人类的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必将发生重大的变革，并由此带动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的技术。中国数字建设若在21世纪内有重大突破，将有力推动21世纪乃至22世纪中国的生命科学、海洋科学、宇宙空间科学等一系列科学技术上的重大突破。

　　习总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习总又高度重视互联网安全。他特别强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他又说：“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他还说：“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问题值得高度重视。网络已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掌控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就是守护国家的主权和政权。”

　　我们要大力推进的中国数字建设的根本目的，同样是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为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服务，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富裕服务。本质上，就是同时为最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

　　从另一方面说，没有数字中国的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丧失主权，中国党就不可能长期执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一句空话。

　　作为公民个人和企业主体，往往更多关注数字中国建设安全中个人隐私和企业商业秘密不受侵犯，而对却关注、关心不够。正因如此，国家在制定数字中国建设的战略中，必须做到顶层思维与底线思维相结合，在顶层谋划、制度设计和技术创新等各个环节，正确处理与保护个人隐私的关系，把数字安全贯穿数字建设始终。

　　数字中国，不仅要寻求中国的全面数字数据，同时需要数字各国、数字世界，这就需要世界各国和整个世界的数字数据。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化，及时甚至即时弄清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和我国的关键性数字、数据，显得十分重要与迫切。

　　数字数据浩如烟海，但必须对数字数据进行科学筛选。如果关键数字数据找准了，事物的定性就比较容易，就有助于找到事物本质，解决其中的主要矛盾。否则，往往会处在五里雾中，甚至还可能被数字、数据之海淹死。

　　例如，现在在房地产中积淀的资金究竟有多少？住房空置率究竟是多少？又如，我国现在、房市中显性和隐性外资占比各有多少？我们是不是真正心中有数？

　　对国内是如此，分析国际问题也同样。例如，我们在这里可以运用相关数据简要探讨美国为什么对我国和世界发动贸易战？一是美国国内经济已经十分困难。2008年以来，美国基础货币发行量从8000多亿美元增加到现在的4万亿美元。截至2018年年底，美国国债已达到21.974万亿美元。美国总债务为130多万亿美元，美国每年仅支付利息就是1万多亿美元，几乎等于中国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这是典型的金融帝国主义国家长期积淀的根本特征和必然结果。美国国内困难越多，其当局就越会加快步伐，采取种种手段，企图把困难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二是中美合作共赢的中方原有的物质资源和发展方式的红利已经相对匮乏。我国原有的物质资源主要是指土地资源、各种自然物质资源、城乡居民存款再贷出资源、环境资源、市场资源、廉价劳动力资源等；我国原有的发展方式主要是指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型发展方式。美国立国的文化和哲学最深厚的基础是杜威的实用主义。以上六个资源丰厚之时，外资到我国来赚钱容易，而以上六个资源相对匮乏之时，创新是我国唯一出路，当下决心创新之时，美国必然会采取新的战略举措。他们还会与我国在原有的合作方式下合作共赢吗？前不久，基辛格在北京访问期间的最后一次晚宴上说：“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了，要重新定位。”笔者个人认为，基辛格先生在这里用婉转的方式道出了他的真心话。此结论异常重要，不可忽视。

　　习总指出：“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我们要掌握我国互联网发展主动权，保障互联网安全、，就必须突破核心技术这个难题，争取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实现‘弯道超车’。”美国等西方强国掌握着互联网的根服务器、芯片等最为尖端的信息技术。信息的采集、传输、存储、管理以及处理和使用等诸多环节，都涉及中的重大问题。所以，一定要在保障信息安全的前提下搞好中国数字化建设。我们所要的信息安全，并不是小安全，而是涉及国计民生、经济社会运行、军队国防等方面的大安全。

　　正确的数字数据的产生、发布和使用，最终离不开人。而不同的人往往有着不同的目的。因此，在使用数字数据的过程中，必须对各种数字数据特别是关键性数字数据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鉴别。

　　另外，国内外一系列极其错综复杂的情况，决定了海量的数字数据在收集、整理、监测、评估、交换、使用等过程中，必然存在着各种复杂激烈的斗争。在数字中国建设的进程中，要严防中国的数字数据成为别有用心的人特别是个别国家谋取特定私利的窥视仪和。

　　数字化建设需要大量的投入。要设法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包括民间和外资的积极性。在数字化建设投入方面，一定要充分发挥市场这一决定性作用，但也必须更好地发挥各级政府的主导和引导作用，特别是在关键性技术创新方面的投入，国家必须是创新的主人，因为只有国家才是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另外，也需要明白，中国必须搞市场经济，但决不能搞市场社会。我们需要拓展对社会建设的认识。社会领域除了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现在多了一个网络即数字数据领域。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需要提供为公众服务的共享数字数据。为了为市场及时提供大量的数字数据，不同企业经过合法注册，可以依法收集数字数据，但是，也应尽快着手制定数字数据安全法，严厉禁止任何个人和企业非法采集、使用、交换数字数据等。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保护个人隐私和。因此，如何健康发展数字数据市场和建立健全数字数据的定价机制很值得研究。

　　数字化建设要坚持为实体经济服务。从整体上说，数字化建设属于全球新兴的可以大有作为的第三产业，我们一定要紧紧抓住这一机遇，大力发展，但也要防止中国数字化建设中泡沫的出现。

　　国家主权传统的物理空间安全主要由陆、海、空组成，但网络不能无国界。美国高度重视网络空间的国际战略，2010年5月美军网络司令部正式成立，2015年4月美国公布新版《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在这一方面，我们必须向美国学习。我国也应尽快成立网络安全军，把网络空间安全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神圣职责，高度警惕入境和出境大数据与关键数字数据、信息的非正常流动，在新兴的网络空间构建一道确保我国安全、国土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等一系列重大安全的钢铁长城。另外，在部和国家也应分别成立专门部门，按照其职责分工，分别负责网络空间其中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安全，并相互配合，为有效防止今后一段时间内国内外敌对势力在我国制造“颜色”早作应对。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如果说，在前进的航程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是风平浪静的江河，那么，惊涛骇浪袭来之前，意识形态领域就是那起于青萍之末的风。习总再三强调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激烈斗争。2019年1月21日，习总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又明确强调：“加快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进依法治网。”应该把这一重要指示切实落到实处。国内外敌对势力在背后直接培养、操纵甚至收买的所谓“公知”，往往以所谓学术、学者的面貌出现，特别是有的所谓著名的史学家移花接木，甚至公然编造事实、伪造历史，攻击党的领袖，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在宣扬历史虚无主义方面大做文章，这比一般常人具有更大、更多的性、欺骗性和煽动性。国内外敌对势力通过种种渠道和种种工具，又给这些所谓学者戴上种种耀眼的桂冠，甚至把这些人抬到人们不敢、不能与之商榷的地步。对于这一状况，行政管理部门往往一是一时难以分辨认定，二是即使对其有所察觉，但往往苦于没有证据，只能处于无可奈何、无能为力的境地。国内外敌对势力正是利用我们行政管理与法律法规上这一间隙兴风作浪。正因如此，建议必须有专门机构介入此事才好实事求是地恰当应对。另外，为确保我国网络空间安全，建议国家即着手制订并公布数字数据安全法。

　　2017年3月，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国家实验室组建方案（试行）的通知》中提出：“在若干重大创新领域组建国家实验室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提升我国国家创新能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习总在短短不到两千字的2019年新年贺词中，就两次提到“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字样。中国数字化建设与网络安全、网络强国等紧密相连。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首先就涉及芯片，涉及国际互联网，涉及国际互联网的根服务器，涉及5G、6G等。因此，要有全面、真实、准确的中国数字，就必须综合创新、集群创新，在关键技术环节上必须具有中国技术。这一关键性技术设施，是买不来的，也是市场根本无法换回来的。我们要下决心独立自主地创新，在中国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中，要有自己独特的技术路径。我们必须坚决贯彻习总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坚持把创新放在发展的首要位置，坚持发挥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像搞“两弹一星一潜艇”那样，集全国人力物力财力，通过中国数字建设，推动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和智慧社会的建设。

　　为着眼21世纪乃至22世纪的科技发展，在成立国家数字科学实验室的同时，还可以设立国家生命科学实验室、国家海洋科学实验室和国家太空科学实验室。“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从一定意义上讲，国家数字科学实验室，是进一步解决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国家生命科学实验室是向微观世界发展，国家海洋科学实验室是向中观世界发展，国家太空科学实验室是向宏观世界发展。这四大实验室，可以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这样的国家实验室，一是可以更好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举全国之力，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好的质量进行最需要的创新；二是搭建充分发挥各种所有制企业作用的平台，包括国有、集体、民营、外资和军民产业融合等，有效防止国家的分散投资，企业的盲目投资，全国的重复投资；三是这一平台上重大的基础理论和技术创新，属于国有即全民所有，在任何时候不受制于任何国家与任何人。国家实验室与国家事业单位原有的科研院所的关系，主要是在规划、经费投入和协调等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彼此没有根本性矛盾。若这四个方面的国家实验室到位，必将推动国家科学技术和制造业的全面发展和全面振兴。

　　习总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强调：“改革开放每一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未来必定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要“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强国推迟多年、推迟多次不得不爆发的危机，是资本主义内在根本矛盾的总爆发。资本主义经济正处于长周期的衰落阶段，短期的一些所谓“好看”的经济指标并不代表其已经走出危机。从根本上说，再有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也走不出来。如何恰当应对？这就既需要习总所说的顶层思维、顶层设计，同时也要有必要的底线思维与底线准备。国际金融危机深化有可能出现各种结果。我们不仅要有思想上的准备，也必须做好各个方面的准备。今后三五十年的大发展、大动荡、大变革，极有可能以总体上和平、渐进的方式进行，但也绝不排除最后的总较量，这种较量的方式中可能也有残酷甚至是血腥的方式。我国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都流淌着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血液，越在困难的时候，越应该抱团取暖、众志成城。在未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世所罕见的挑战面前，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一样，同样可以大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