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第26届国际计量大会（CGPM）在巴黎召开，53个国际计量局正式成员国的代表（有一国没来）聚首凡尔赛会议中心，为国际单位制（SI）修订投出了他们庄严的一票。

　　按照决议，SI基本单位中的4个，即千克、安培、开尔文和摩尔分别改由普朗克常数h、基本电荷常数e、玻尔兹曼常数k和阿佛加德罗常数NA定义。有媒体评论称，这是SI自1960年创建以来最为重大的变革，是科学进步的里程碑。

　　这不是科学界第一次通过“投票”的方式决定一个科学问题。上一个广为人知的例证是2006年8月24日下午，在第26届国际天文合会大会上，由天文学家以投票的方式正式通过决议，将冥王星划为矮行星，将其自行星之列中除名。

　　在公众惯常的印象中，科学研究，尤其是科学问题的结果意味着对客观自然世界的反映和认识，它是中立的、客观的，并不以个人和社会的意志为转移。但除了修订国际单位制和除名冥王星的行星身份外，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科学问题的结果是需要科学共同体，甚至更广泛的社会公众参与讨论来决定的。而在研究科学问题的过程中，更是在经费申请、稿件录用等问题上与社会因素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科学问题的结果来看，它当然依据客观世界的基本准则。正如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从事质量新定义研究的李正坤研究员介绍的那样，“用基本物理常数普朗克常数h重新定义千克后，质量基本单位更加稳定，量值传递更加可靠。我们不必再考虑IPK质量是否发生变化，更不必担心IPK丢失、损坏可能给全球质量量值统一带来的毁灭性”。

　　但在最后决定使用的环节上，国际计量局是通过“投票”这一社会约定的方式使新的“千克”定义得以使用。

　　20世纪70年代以降，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以爱丁堡学派为主要代表的强纲领理论认为，所有知识都包含着某种社会维度，而且这种维度是永远无法消除或超越的。“科学知识就是科学共同体共同接受的信念。”

　　“通过实验我们可以发现自然规律，但科学结果出来之后，用什么名字、用什么方式推广到社会以及如何在社会上应用是需要表决的。”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计量史学家关增建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关增建表示，定义“千克”当然首先涉及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但当科学家们作出认定之后，要把这个发现变成一个公认的标准推广开来则需要获得大部分人的认可。“因为这涉及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投票的方式最有说服力，也最容易推广下去。”

　　正因如此，在国际计量界形成了一个惯例，每当国际单位制发生变化时都要在召开国际计量大会时进行表决。“如果大多数人不同意的话确实是没有办法推广和应用的。”关增建说。

　　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对科学的关注点从结果转到过程，研究科学发现及其确立过程中的社会因素，认为不仅仅在科学研究的外部，如科学家群体、科研经费的分配等问题上有各种利益因素，在科学知识的内部也无法完全摆脱科学共同体信念和约定的影响。

　　“基本单位制的确是一个依靠社会约定来确定科学知识的例子。”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柯遵科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柯遵科举例到，科学家们选择一个单位在国际上推广，往往取决于哪一群人更多地使用这种单位。“比如电学单位刚开始在英国和法国是不同的，但19世纪海底电缆、电报系统在英国比较发达，最终更多的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采用英国的电学单位而放弃法国的，这不仅仅是对麦克斯韦和法拉第的选择，更大程度上深受当时使用情况的影响。”柯遵科提示，电学单位也是通过一个复杂的操作过程确定下来的。

　　凡是与社会生活最终发生关系的科学问题，在它确定的过程中一定会有科学共同体的信念和约定所发挥的作用。

　　前段时间有公众号披露，美国马萨诸塞州总医院一位神经生物学家罗伯特莫伊尔提交的、用于研究阿尔茨海默氏症的研究经费申请，收到了几条截然不同的评审意见。

　　该公众号称：“哪怕评审团中其他人给出肯定意见，在激烈的科研竞争中，一个专家的否定意见就足以令一项有潜力的研究止步不前。以阿尔茨海默氏症研究为例，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它与病毒感染有关，仍有专家评审员认为这个方向的研究高度不确定，拒绝为其拨款，而将经费投入已经反复被验证无效的研究方向。”

　　在决定一个科学研究能否有足够经费进行下去这个问题上，无论中外，社会因素，尤其是科学共同体的权力都同样巨大。

　　“经费往往由一群人决定。”柯遵科认为，科学研究的价值、是否应当获得经费确实需要同行评议，但在现实中也不乏这种情况：几个人组成了小圈子，“其中一些人说了算。”掌握经费的人和组织往往与评审、首席科学家相熟，有可能形成与利益高度相关的分配机制和论文发表机制。

　　我们当然无法否认，科学的基石永远依靠客观的自然界，但也应承认科学研究的结果和过程永远无法摆脱社会因素的影响。在让社会因素进入到科学当中时，是为了最广泛人群的关切还是小部分人的利益，需要我们仔细甄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