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一窥未来的经济走势，宏观经济层面的动向值得深思。当下，有四大问题正在左右市场前景：雇员与雇主间的议价天平将如何倾斜？储蓄与投资之间如何取得平衡？能源转型会带来何种经济和社会性影响？数字化转型能否提高生产力？这些问题都暗指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

　　自上世纪90年代末起，由于监管松绑、工会式微，劳动力市场的议价天平不断向雇方倾斜，由此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严重损害了雇员利益（在经合组织国家，过去20年间实际工资与生产力都出现了明显提升，但前者涨幅只有后者的三分之一）。薪酬涨幅的停滞与低通胀也使利率呈下降态势。

　　通胀率与薪酬水平若持续攀升，利率的大幅上涨将成必然之势，最终导致债台高筑。尽管新冠疫情延宕反复，企业利润率仍有攀升，由此不难看出，雇员的议价能力仍旧受限。不过，考虑到通胀率的攀升带来了较大的涨薪压力，雇员，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现状有望得到改善。雇员可以集体要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从而拨动议价的天平。

　　投资与储蓄之间的平衡演变同样重要。过去20年间，全球储蓄水平始终处于高位，导致无风险债券（如短期国债、长期政府债券）供不应求。其主要原因，是欧洲、中国，及诸多亚洲国家储蓄率居高不下。为了鼓励投资，促进经济发展，各国央行持续出台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名义利率和实际长期利率一降再降。倘若储蓄过剩这一现状不复存在，利率便会上调，导致借款人偿债压力骤增，从而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

　　众所周知，如果储蓄水平不再处于高位，均衡利率就会上升，进而影响借款人的偿付能力。一方面，能源转型亟需大量投资，据估计，可再生能源生产和建筑节能改造所需的资金约占全球GDP的4%；另一方面，老龄化现象的加剧理应降低储蓄率，毕竟退休人员更注重花钱而非省钱。综上所述，储蓄率的自动回落似乎是情理之中。然而，考虑到老龄化严重的日本仍旧跻身高储蓄国家，这一假设是否站得住脚还有待商榷。

　　第三大问题事关能源转型的影响，其中，以成本影响最为突出。众所周知，能源转型会让相关行业（化石燃料和热力发动机等）的生产资本遭遇重创，导致就业岗位流失，并改变劳动力技能需求；此外，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存在一系列不确定因素，生产成本的攀升也会导致能源价格水涨船高。政府和企业若不出台强有力的补救措施（如劳动力再培训、对相关行业给予支持、针对低收入家庭进行收入再分配，缓解能源价格上升带来的影响），能源转型可能会掣肘经济发展，导致失业率飙升。

　　因此，要想判断能源转型的经济和社会性影响，了解其成本规模至关重要。以汽车行业（车辆制造、贸易和维修）为例，受能源转型影响，预计12万个工作岗位会就此消失。若无强有力的劳动力再培训政策支撑，或将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这在以汽车工业为主的地区将尤为明显。

　　数字化转型能否提高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新冠疫情带来了在线交易、远程工作和自动化的崛起，加速了全球经济的数字化转型进程。数字化有望提升生产力，但二者之间并非存在绝对的正相关。毕竟，在线分销工作和互联网平台的数量激增只会拖垮效率，进而降低整体生产力水平。宏观经济分析愈发由上述四大不确定因素主导，现如今，乌克兰战争也已加入其中，成为左右市场前景的第五大不确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