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近代宏观经济体制下的新古典和新凯恩斯理论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回顾，并对近年来新兴的行为宏观经济的起源、发展和演变趋势进行了评述。

　　如果说，新古典主义建立在个人理性基础上的微观模型，新凯恩斯主义把市场摩擦因素引入到个人与理性不同的认知层面，从而形成了一种分层递进的理论演化模式。

　　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当代宏观经济体制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现象时，其绩效并不理想，难以作出合理的解释和预测，更无法及时地解决经济剧烈波动、恢复经济增长和就业问题。

　　我们不能局限于“就事论事”地探讨现代宏观经济系统的理论与技术细节，而应该从社会经济背景、学科发展要求等更广泛的历史背景中审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兴起与演进过程。

　　我们要通过借鉴行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观点乃至研究方法，以试图为宏观经济学重构其微观基础，从而增强宏观经济理论的解释与预测力。

　　二战结束后的20世纪50、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导致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受到了高度的重视。

　　在这个问题上，凯恩斯主义也不能仅凭它的量子力学理论来进行合理的解释。这使得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在“麻烦”中与现实脱节。

　　为了更好地解释和预测经济周期，我们需要将凯恩斯的理论和理论应用到实际的经济循环模式中去，这就是新的凯恩斯主义。

　　虽然新凯恩斯主义对市场结构进行了再假定，但其理论表达方式并没有脱离新古典，而新凯恩斯理论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动力学、随机、广义均衡的基本原理，从而形成了“三方程模型”。

　　宏观经济在一段时期内可以实现‘大缓和’，但长期中总是一再发生市场难以快速修复的极端经济问题”这两个典型事实促进了行为宏观经济学的兴起。

　　从更深层的角度来看，行为宏观经济实际上是在重新回到凯恩斯的传统上，试图实现以前的凯恩斯学派所不能做到的微观模型。

　　近年来行为宏观经济学的研究重点逐渐转向对“为什么宏观数据中存在明显的非正态分布特征”典型问题的研究。

　　在通常情况下，由于市场不能很好地“过滤”外部冲击，宏观经济需要重新构建个人期望形成的微观基础，从而尝试从内部角度去认识宏观数据的非正常分布特性。

　　这是近几年来作为宏观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主要分为“理性预期假定的修正”与“个体学习机制的引入”两种方式并采用实验法进行研究。

　　在第一种方式中，主要基于预期反馈系统，其核心主张是：个体可使用所有可得信息，并能够在平均意义上对未来的宏观变量做出无偏预测，即不存在系统性的预测偏误。但其缺点也比较明显—对个体的能力要求过高。

　　凯恩斯提出了三种预期方式来指导决策：其一，假定当前的市场结果充分反映市场特征，可作为预期的有益指导，对不确定的信息不予理会；

　　其二，假定现有的价格和产出是在正确预期的基础上形成的，除非有新的相关信息，则无须改变对当前预期的接受；

　　其三，如果自身的预期无效或不可依赖，则假定其他社会成员更了解情况、判断更准确，最佳的预期方式就是服从多数人的判断；

　　但这些讨论缺乏来自微观层面的经验支持，很难进行精确定义和描述，因此也就不易纳入微观决策模型的构建过程。

　　在第二种方式中，近年来主要从经验及理论两个方面探讨个体预期的异质性与学习动态，即当个体使用某一直觉推断法来形成预期时，会在事后让这种推断法接受检验以考察其“适用性”，并不断与其他推断法进行对比。

　　如果这一推断法表现良好，则他会继续使用；如若不然，就转向使用其他推断法，个体会不断通过试错而内生地选择有着最优表现（“适用性”最高）的直觉推断法，这可被称为一种自适应学习机制。

　　异质性预期与自适应学习机制所蕴含的深刻意义是，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所推崇的基于“代表性决策个体”的微观基础需要重构。

　　从理论发展的规律上来看，主流的宏观经济并没有像保罗·罗默所说的那样，陷入与现实分离的“麻烦”；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看，行为宏观经济的出现，给宏观决策者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有别于新兴古典和新凯恩斯的新的政策启示。

　　在宏观问题的研究中，如果将个人与理性行为相分离的认识环节引入，则必须对宏观政策和市场机制的有效性进行调整。

　　无论是建立一个有效的市场制度，还是制订各种宏观调控手段，都不能只把理性个人当作潜在的行为客体，而是要从市场的角度来考虑其可能的影响。

　　这些基于行为宏观经济学的独特政策观，对于我国当前推动政府职能转换、提高市场配置效率具有重要的启发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