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经济增长实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的基于生产要素函数理论为基础形成的经济增长理论和方法，正在遇到一系列新的实践变革带来的巨大挑战。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国际投资贸易规则新变化、全球经济区域化周边化、大国经济政策溢出效应、“一带一路”倡议、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全球减碳战略实施以及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等重大新变量、新因素正在深刻冲击和改变传统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客观上也在影响和重塑传统经济增长的速度、总量、资源配置结构、企业组织、产业结构、规制结构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新机理，潜在地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理论创新和发展。理论研究和创新发展需要把这些新变量、新因素引进传统分析框架，构建并形成统一而综合的世界经济增长新分析框架。这是世界经济增长理论包括国别经济发展理论创新发展的新方向和新空间。

　　最近十多年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经济增长进入了所谓“长期停滞”状态。传统的支撑世界经济增长的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国际规则以及国际经济治理的理论工具和方法也都出现了许多新变化、新趋势和新特点。如何根据实践发生的深刻变化，更加科学地分析、研究和预测世界经济增长问题，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新课题。

　　笔者认为，世界经济增长实践本身出现了许多新的变量和因素，这些新变量和新因素在传统的世界经济增长理论分析和工具中尚没有被充分考虑进来。如何把这些年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中出现的新变量、新因素考虑进来，重新纳入并综合形成一个新的分析世界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和方法工具，是非常值得思考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实践问题。这里特别提出如下几方面的新变量和新因素，值得在对世界经济增长分析过程中加以考虑，以期待形成世界经济增长理论分析的新框架和新视角。

　　长期以来，我们分析经济增长趋势，大致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端进行分析。从供给侧来看，主要看生产要素投入、劳动生产率以及技术进步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最终主要看全要素生产率，通过投入产出分析框架即可大致判断经济增长的潜力和趋势；从需求侧来看，主要是短期分析方法和观察消费、投资、进出口等所谓“三驾马车”的变量与经济增长的态势；从全球来看，则主要立足比较优势原理和国际分工理论，分析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等诸多变量及其变化趋势，进一步分析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问题。同时，宏观经济学也立足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等这类经济活动，观察分析一旦发生危机、衰退、萧条等现象时，如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进行有效干预，进而摆脱危机，走向复苏和增长，与此同时也注重观察长期的经济增长及其波动问题、外部冲击问题等。应该说，这方面已经形成了许多成熟的理论和模型，如早期的强调资本积累为代表的哈罗德−多玛模型、资本与劳动均衡替代配置式的索罗−斯旺模式，以及以罗默等为代表的强调知识进展、技术积累和创新等新经济增长理论等，从生产要素投入视角分析长期经济增长的理论；也形成了宏观经济学中需求管理理论、萧条理论、进出口理论、国际投资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外汇理论，以及所谓“危机理论”“萧条经济学”等，从需求侧进行调节的宏观经济增长和管理理论。

　　特别需要提出来的是，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冲击后形成的凯恩斯经济学、70年代石油危机冲击后形成的供给经济学、80年代在对凯恩斯经济学反思中出现的所谓理性预期学派、货币主义学派等等；后来，经济学家也针对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等冲击性因素，做了大量的深入研究，形成了大量的有关外部冲击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成果和方法。这些研究成果和方法对于我们思考外部冲击因素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尤其是从全球范围内观察，类似于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等因素如何从短期和长期两个层面影响世界经济增长，都是很有启发和思考价值的。

　　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起始于三年前的这场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显然已经对世界经济增长产生了严重冲击，如何科学分析疫情大流行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何把这次新冠疫情大流行纳入经济增长分析框架中，形成一种科学的令人信服的分析框架，则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新课题。原因就在于，这次疫情大流行影响范围极其广泛，时间也比较长，影响程度也极其深刻，运用传统的萧条经济学分析框架或者是短期的外部冲击分析方法，实际上难以分析清楚这次如此大范围的疫情流行对世界经济的深刻影响。

　　首先，新冠疫情的影响不同于以往的供给冲击或者需求冲击，而是对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同时带来了双重冲击。疫情蔓延以来对全球供给和需求都带来了深层次影响，制约了生产和供给方所必需的劳动、资本等要素正常流动和原材料等基本投入，大中小企业几乎同时中断生产和经营活动，冲击了制造业的正常投入和产出；同时，疫情极大影响和制约了人员和科技等要素流动，深刻冲击了服务业的正常运行，造成全球范围内总需求进一步收缩，服务业发展严重受阻。从一定意义上说，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冲击程度、衰退程度乃至疫情防控客观上造成的各方面的影响和代价，也远超传统金融危机的冲击和代价。在这种情况下，显然很多简单地运用传统的供给冲击或者需求冲击进行分析是不够的，需要从供需两侧双重冲击及其相互关系角度全方位地动态分析疫情对增长的影响。

　　其次，疫情不仅对市场方面带来冲击，而且对基于比较优势、资源禀赋条件而长期形成的国际分工体系也带来了影响。换句话说，传统的基于比价优势和资源禀赋条件形成的国际分工体系与全球产业链体系受到疫情蔓延的严重冲击，特别是疫情全球蔓延及其防疫的全球不同步带来全球供应链不稳定、全球产业链受到严重冲击；全球分工体系从原来注重效率导向转向安全导向，全球产业链、创新链和价值链体系几乎都面临新的重构。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和分析方法面临新的挑战，需要从全球产业链调整态势以及出现的新特征出发，思考全球化价值链的重构及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

　　第三，全球疫情大流行严重影响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原来快速发展的国际资本流动、国际贸易发展和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生产布局及创新网络受到极大冲击，这也造成传统的基于效率优先的市场化配置资源和跨国公司全球流动性大大受到冲击。因此，疫情如何影响全球资源配置，多大程度降低全球市场配置资源效率等等，进而深刻影响世界经济增长潜力和效率，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我们需要跳出传统的增长函数理论、需求管理理论或者外部冲击理论等单一分析框架，从世界经济增长的供需两端双重冲击及其互相影响、全球微观资源配置效率改变、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的重构和影响等多个视角，深入分析全球疫情大流行对世界经济增长产生的深层次冲击和影响，探索疫情冲击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和综合效应，形成疫情全球蔓延下供需双重冲击型经济增长分析框架。

　　长期以来，分析世界经济增长离不开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国际贸易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国际投资尤其是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直接投资是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因此，人们主张自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特别是根据WTO的贸易及投资规则，所有加入WTO的成员都按照WTO规定的贸易规则开展国际贸易及其相关投资。事实上，我们也确实发现，WTO作为推动世界贸易自由发展的国际经济组织，在推动国际贸易发展、国际经济合作，进而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近几十年来，世界主要经济体既是WTO的积极参与者，也是世界经济的重要贡献者，世界经济也是按照WTO的贸易规则和投资准则，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和进步。

　　这方面，我们也先后形成了很多重要的理论，如WTO框架与国际贸易理论、国际投资理论、跨国公司理论、国际经贸合作理论等，特别是围绕WTO的规则，也形成了许多贸易和投资的新规则、新理念，如关税减让、市场准入、非市场壁垒、公平交易、自由贸易、市场透明度、有效监管、市场规制、市场体系、反不正当竞争、反市场垄断、国际仲裁等等规则规制。在这些理念和规则的引导和影响下，我们基本倾向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借助WTO多边主义合作机制和框架，推动自由贸易，实现合作共赢，共享世界经济增长红利。

　　但是，最近这几年，WTO框架及其功能正在出现某种“失灵”，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也进入了规则多变和规则重构的新阶段。

　　首先，WTO成员就削减关税和补贴等实质性问题进行的磋商陷入僵局，持续5年之久的多哈回合全球贸易谈判几乎是长期中止，WTO上诉机制也陷入停摆。WTO多哈谈判的停滞给世界经济，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的经济增长造成了巨大冲击；与此同时，呼吁WTO改革的声音此起彼伏，但是改革的方向是什么？WTO新的出路在哪里？各方面并未形成一致意见。因此，作为世界经济重要的多边主义体制机制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其次，各种新的投资贸易规则，尤其是区域性的双边、多边规则层出不穷，各种新的规则、新的标准不断出现，国际投资和贸易的规则出现碎片化和边境后的特点。这些年，先后出现了TPP、CPTPP、RCEP、ATAAP、MUSCA等新的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的新规则。值得指出的是，这些新规则背后的逻辑基础已经与传统的基于比较优势和WTO框架下的讲自由竞争、讲效率导向、讲规则导向等在理念和导向上不同了，新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出现了从边境外的关税减让措施等走向边境后制度创新的新态势，新规则开始深入并影响一国内部的经济体制和制度安排。

　　第三，新的投资贸易规则体现出更加高标准、高要求、高水平的新动向和新趋势。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些新规则从原来讲效率导向、讲比较优势原则转向讲公平导向、讲安全发展的新态势。因此，特别需要深入思考和研究正在出现的高水平、高标准的投资自由化规则、服务贸易规则、电子商务规则、货物贸易规则、知识产权规则、竞争政策规则以及补贴政策、劳工标准等等，这将对未来的国际经贸合作、对外直接投资以及世界经济增长带来哪些深层次的影响，需要运用新的方法、新的视角来思考和构建新规则下世界经济增长的内生性趋势和新增长态势。

　　与上述分析有关的一个问题是，全球化与区域化问题正在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新问题。过去我们分析国际市场、国际分工以及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全球治理、国际经济机构和协调等等这些决定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都是基于全球化发展的视角，基于全球生产一体化、贸易自由化、金融国际化的理论和实践逻辑来展开分析和讨论的，其背后的微观基础都是国际跨国公司根据市场化原则，推动全球科技创新，在全球配置资源，提高全球劳动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为全球化发展和世界经济增长不断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也正因如此，世界主要经济体都秉持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的理念，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化发展，认为以市场化配置资源和世界科技为根本动力的全球化发展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也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也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和实践经验，我们也形成了许多新的世界经济学理论，如比较优势和国际分工理论、全球生产一体化理论、跨国公司理论、国际投资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全球化理论以及所谓的全球化宏观经济学等等。

　　但是，目前的现实和问题在于，经济全球化发展正在遭遇逆转，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势力不断抬头，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以及全球科技创新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全球化发展正在遭遇全球发展失衡、收入分配不平等、环境保护以及各种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等因素的种种质疑和实践困惑。尽管以中国为代表的世界许多国家，都正在积极探索如何形成包容、开放发展的全球化新路径，继续推动世界经济开放发展、创新发展、协同发展和绿色可持续发展；但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出现区域化、周边化的趋势，全球多边主义体制、自由贸易规则等受到重创，各种区域性和双边的国际贸易、国际投资正在不断加快。面对这种新的实践变化，我们不得不思考至少如下两个问题。

　　首先，以市场化和效率为导向的经济全球化究竟何去何从？逆全球化对当下世界经济增长带来哪些深层次影响和冲击？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必须更好地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全球化发展不能仅仅关注效率导向，而且要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内在统一。旧的全球化发展实际上只强调经济增长的效率，忽略了经济增长的公平、共享和包容，这也是造成今天世界经济增长出现严重失衡，反对全球化的声音越来越多，出现所谓逆全球化的根本原因所在。

　　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全球化不可能出现逆转趋势，市场化的逻辑和跨国公司的创新动力决定了经济全球化发展仍然是基本的趋势，但新的全球化发展必须高度重视解决公平问题，只有实现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全球化，方可真正成为包容、开放和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化。而与之相关的另一个现实问题，就是世界经济也必须处理好增长与分配的关系问题，世界经济也不仅仅只有唯一的高速增长的问题，也存在一个收入分配问题，特别是一国国内的收入分配以及国与国之间的收入分配如何更加合理、更加公平，这也是值得反思和解决的问题；相比较一国国内收入分配的各种制度设计，包括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体制机制等问题而言，国与国之间的收入分配问题、收入不平等问题等等，不仅是一个理论难题，更是一个实践难题，需要全球合作发展、共同治理加以解决。

　　其次，全球化发展的同时，会不会出现周边化和区域化的新态势？世界经济增长的区域性、周边化合作会不会逐渐替代全球化合作与发展？尤其是这次疫情发生以后，全球产业链分工客观上在明显收缩，安全性、稳定性正在成为全球产业链空间布局的优先选项，各国在全球化发展中不得不统筹考虑如何处理好全球化发展与、高水平开放与高水平安全等新课题和新问题，这就需要从理论上思考全球化发展与周边化、区域化发展是什么关系？统一于市场化逻辑的全球化发展机制与基于安全需要、安全发展的区域化、周边化发展机制有什么不同？哪一个更有利于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显然，需要从更深层上思考如何更好地处理市场化、国际化的发展原则与地区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既需要深入研究和思考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也需要深入分析和思考区域化、周边化与世界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能否构建一个全球化与周边化双重影响下的世界经济增长分析框架，也同样是一个十分期待和值得研究的课题。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宏观经济政策不仅会深刻影响国内经济增长，也必然通过世界经济彼此紧密的依赖性关系发生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实质上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外部性，即一国的宏观政策不仅会通过国际金融市场渠道、贸易渠道、大宗商品价格和信息渠道等对本国国内目标经济变量发挥作用，而且也会影响到其他国家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和实体经济发展，背后的逻辑源自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国际化的运动机制。

　　从这个意义上说，分析世界经济增长，既要研究具体的国别经济增长本身及其宏观政策效应，也要分析他国尤其是大国经济宏观经济政策及其溢出效应。这方面，近几年学界关注比较多的就是作为世界经济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其宏观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及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尤其关注美国的货币政策通过汇率、内需和金融市场等渠道影响世界经济增长。实际上，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关键在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特别是随着美元作为各国主要的外汇储备货币和贸易结算货币，美元在国际金融和贸易领域的影响大，美元汇率的强弱变化，必然会直接影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以及国际贸易的扩张和收缩，这几乎成为美国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工具和最大变量之一。也正因为如此，无论是理论界，还是世界各国政府，实际上都特别关注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和变化及其影响。

　　值得关注的是，2008年以来，以美国、欧洲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体，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几乎都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甚至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分别采用负利率货币政策，试图应对危机冲击，刺激经济复苏和增长。但需要思考的是，多年来，无论是量化宽松还是负利率政策，尽管本质上都属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理念和范式，即采取所谓逆风向宏观政策调节机制，刺激经济增长，实现经济复苏；一些世界经济组织和机构也呼吁各国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为全球经济复苏增长做出积极贡献。但实践表明，这些政策应对危机、刺激增长的实际效果并不明显，世界经济并没有随着这些非常态的量宽政策实现复苏和增长，反而出现了所谓的“长期停滞”状态，以至于部分发达经济体央行采取负利率政策进行刺激，助力复苏。这就为我们提出了几个值得思考的新问题。

　　首先，如何认识和评价美国、欧洲等发达经济体近几年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及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显然，一种货币政策是否能产生溢出效应，首先要分析这种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如何。前面的分析已经指出，发达国家这些年来采取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际上并未产生实际刺激效果，其根本原因在于世界经济增长面临的问题，不仅是危机冲击后增速下降，总量增长放慢的问题，同时也面临着十分紧迫和复杂的结构性困境和矛盾，尤其是全球性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结构、供需结构性不对称、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下降等等，正是这些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严重制约了世界经济增长。显然，结构性政策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来推进，简单地运用刺激总量增长的逆风向调节政策，无法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和问题。而这一点，恰恰暴露出了传统凯恩斯主义宏观调节范式的内在缺陷：这种政策实际上是强调在结构不改变或者经济结构既定条件下，总量型政策在短期内如何发挥有效调节总需求并刺激增长的作用，针对今天世界经济增长面临的总量和结构性双重矛盾，其有效性当然值得怀疑；同时，持续的量化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仅不能够解决长期增长和复苏问题，反而带来了更多的负面作用，如全球性通货膨胀甚至滞胀的压力等。

　　其次，需要思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理解负利率货币政策？负利率货币政策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如何评价其溢出效应？宏观经济学特别是凯恩斯主义在分析宏观货币政策有效性时，提出所谓的货币流动性陷阱假说，实际上说的就是利率下降到零以后会出现流动性陷阱，即人们处于流动性偏好从而造成宽松的货币政策失效。现在的问题是出现所谓负利率政策，如何在理论上解释从“流动性陷阱假说”到“负利率政策”？背后的经济运行逻辑是什么？负利率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如何评价负利率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从目前初步的效果来看，负利率政策似乎同样也没有达到刺激增长和实现复苏的目的。

　　再次，在考虑美国等大国宏观经济政策及其溢出效应的同时，要不要以及如何分析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宏观政策的溢出效应？显然，中国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本身的经济地位和作用，也必然会对世界经济增长带来深刻影响，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达25%以上的现实状况下，中国经济增长及其货币政策一方面会受到美国等大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会影响世界经济的增长。从这一点来说，世界经济的大国宏观经济政策及其溢出效应，实际上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这是由世界经济一体化及其相互依赖性决定的。因此，分析世界经济增长，从理论到方法都需要把大国宏观经济政策及其溢出效应等这些新变量、新变化，充分纳入到分析框架中来，形成一种宏观经济政策综合溢出效应与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同机制和作用下的经济增长分析新思路。

　　上述分析中已经提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分析世界经济增长，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经济这个重要变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大意义和影响。过去，我们分析世界经济增长，更多的是关注发达经济体，如美、欧、日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三大火车头，如何影响世界经济增长。近些年，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显然已经对世界经济稳定增长、复苏增长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和意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近几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对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朝着更加公平、更加包容、更加普惠、更加平衡和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意义十分重大。尤其在面对世界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发展面临一系列结构性困境的背景下，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推动世界经济加速转型和结构调整，有助于推动世界经济走向新的长周期的孕育和增长新阶段，更有助于推动传统国际投资贸易理论创新发展。

　　从实践发展来看，“一带一路”倡议，从提升全球投资增速、促进全球贸易增长、推动全球金融开放合作、创新全球经济发展方式、培育全球经济增长活力、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等方面，为世界经济走出复苏并迈向新的发展周期，摆脱经济全球化的增长困境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强调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畅通等，通过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推动国际投资体系、国际贸易体系、国际金融体系创新完善和发展，为推动全球实体经济繁荣发展和世界经济创新增长注入新的动力。截至目前，中国已与149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欧班列2021年开行15000多列，同比增长29%，截至2022年1月29日，中欧班列累计通达欧洲23个国家180个城市；跨境电商海外仓近2000个，大幅增长80%多；中老铁路、以色列海法新港等一批重大建设项目顺利竣工；中国进出口总额2021年首次突破6万亿美元大关，比上年增长21.4%，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年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增长3.2%，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增长14.1%。到2021年年底，中国已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超过21亿剂新冠疫苗，其中许多提供给共建的“一带一路”国家，为其有效抗疫提供了重要支持。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有必要深入思考的是，我们如何从理论上分析“一带一路”建设与世界经济增长的关系。

　　首先，从理论上来说，“一带一路”倡议体现的是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平等和共同发展新理念，与早期发展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提出的国际发展援助理论不一样。国际发展援助，作为一种对外援助，主要是指一国政府对他国在经济、军事和技术等方面提供资金和实物上的支持和帮助，包括有偿优惠、无息和馈赠方式。此外，“一带一路”倡议也和“马歇尔计划”不同，后者作为所谓的欧洲复兴计划，实际上就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受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的经济援助和重建计划，是美国单方面以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计划，这个计划对欧洲后来的经济格局变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一带一路”倡议明确提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五通”分别与世界经济增长框架有关的“国际合作、基础设施、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以及文化交流”等相对应，它顺应全球化发展的规律和合作共赢的新趋势，通过商业化和市场化模式，以“五通”为抓手，为世界经济增长，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全球复苏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一带一路”遵循互利平等、共赢与合作的发展理念，倡导开放、包容和共同发展，因此体现了各参与方的“共商共建共享”的新理念。

　　其次，“一带一路”倡议最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之一，还在于它推动了内陆型开放发展的新理念和新实践，推动传统国际投资和贸易理论的创新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开放和国际贸易理论，我们总是强调沿海区域开放，因为贸易尤其是海运总是最有利的开放经济发展模式，甚至人们对世界经济的地理板块的认知，一般都认为沿海地区开放和港口贸易总是世界经济的增长极。经济学尤其是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也一直认为，开放发展、港口贸易发展等只能在沿海便利的地区，内陆是不具备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的。但是，“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向西开放，沿海开放与内陆开放联动发展，在事实上也产生了十分积极的效应，如“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开放发展，形成了许多内陆开放发展的增长点和增长极，尤其是中欧班列等带动的中国与中亚、西亚以及欧洲的经贸联系与合作，本身就开启了内陆型开放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因此，从世界经济增长来说，需要深入思考和研究的是，与以往的国际援助、“马歇尔计划”不同，旨在推动开放合作发展的“一带一路”倡议，在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增长、推动包容性发展、实现世界经济平衡增长以及加快全球经济治理完善等方面的内在机理和积极作用；同时，也要系统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带动的内陆型开放经济发展模式，对传统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世界经济增长理论的创新价值和理论意义。通过研究，形成“一带一路”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分析框架和内陆开放型经济增长理论。

　　与上述分析有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需要深入研究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形成中国新发展格局与世界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新视角。在过去几十年实践发展中，中国实际上是利用自身的劳动力市场比较优势，通过实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对外开放战略，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世界经济，在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这种对外开放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中国单向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主要是充分依靠自身比较优势和参与国际市场分工优势，引进利用外资，学习国际先进技术和理念，弥补自身发展的储蓄短缺和外汇短缺，快速实现经济增长的赶超。

　　但是，近几年来，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贸易保护主义、保守主义抬头，中国面临的国际市场在不断收缩；另一方面，国内发展的比较优势也发生变化，原来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出现衰减，而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潜力不断显现，因此需要发挥国内市场新优势，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客观上来说，中国原来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发展格局，其内在的逻辑仍旧是比较优势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理论，因此可以说是传统的对外开放性经济模式。从实践发展来讲，这种对外开放模式，实现了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和合作共赢。而构建新发展格局，实质上也是强调对外开放，只是强调从原来的依靠外部市场为主的开放，转向以内部市场为主体，通过国内强大的内需市场带动国际市场复苏和繁荣发展，因而是一种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但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深入分析。

　　首先，从单向循环的发展格局到双向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背后的逻辑和机理是什么？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实现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路径。这种战略路径的实质和意义，就是在进入新发展阶段以后，受制于各种因素和影响，中国经济对外需的依赖性已逐渐下降，而内需的动力不断增强，中国经济逐渐进入内需拉动型增长的新阶段。显然，这种经济增长动力的内生性变化，既是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平衡自身经济结构、推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平衡增长的重大举措。显然，需要深入分析新发展格局的内在逻辑和机理以及发展态势，这样的分析更有助于丰富和创新过去几十年人们对中国经济赶超型增长的实践认识和理论内涵；同时也有助于人们换一个新的视角，重新思考和定位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内在关系及其变化逻辑。

　　其次，需要深入分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自身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深刻影响。过去，中国经济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通过利用外资、国际市场、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等实现了自身经济高速增长，也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经济会产生什么影响，尤其是如何扩大内需，如何更好发挥扩大内需这个战略性引擎的积极作用，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目前看来，要涉及很多方面的结构调整、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等。特别是，新发展格局对如何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引领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目标等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更要关注和研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世界经济带来什么影响，尤其是如何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和新机遇，如何发挥进口和出口双向作用对世界经济增长的积极推动作用。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是从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到内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国的出口、进口、外资、外汇以及增长速度等都会发生变化，这些新变化都会对中国和世界经济增长同时带来深刻影响，特别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突出强调内外循环相互促进，这就需要形成良好的内循环、外循环及其相互促进的体制机制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好双循环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总之，构建新发展格局，对于重新思考和认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我们需要从这个视角出发深入系统研究，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的新分析和新理论。

　　面对全人类气候问题带来的各种挑战，加快传统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是世界经济增长结构性调整的必然方向和战略选择。经历继农业、工业、信息之后，世界经济增长正在开启绿色低碳经济增长的新的一场，这场将与全球化、信息技术的发展一样，成为重塑世界经济增长版图的强劲力量。

　　从实践来看，以传统工业化、高耗能、高碳排放等为特征的经济增长如何转向低碳发展，如何走向绿色可持续发展，几乎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及其转型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从理论上来说，传统的GDP增长实际上主要看生产要素的投入和产出关系，不关注GDP本身的要素结构和增长质量，尤其是绿色增长、低碳发展以及GDP的收入分配结构等等。因此，面对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压力和挑战，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实际上已经形成基本共识，那就是必须实现绿色低碳转型。这方面，过去我们经常讲得比较多的是可持续发展框架，主要讨论的还是人口、资源与环境如何协调发展，如何实现可持续以及代际公平公正发展。

　　最近几年，全球提出低碳战略，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明确提出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减碳式发展目标，实际上这是对传统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一次转型和深刻。低碳经济转型意味着决定经济增长的生产函数和条件将发生深刻变化，不仅是投入的生产要素条件，而且也意味着技术条件和参数的改变，更意味着整个生产和生活方式背后的能源结构、动力结构、生产结构、消费结构等都将发生深刻变化。在这种现实背景下，我们需要深入思考和研究，低碳转型或者双碳战略（即碳达峰、碳中和）对一国经济增长和世界经济增长带来什么深刻影响？背后的影响机理是什么？对现有的经济增长理论带来哪些新的变革和创新要求？

　　首先，低碳增长对传统生产函数带来新的改变。长时期以来，世界经济主要依靠传统工业化、城市化等来推动增长，而传统工业化和城市化基本上都是以高碳排放为特征，特别是以传统的石油和能源结构为基础，形成高碳排放的所谓粗放型增长方式；尤其是许多国家都选择以快速发展的重化工业和制造业为支撑引领高增长，投入结构、能源结构等决定这种增长模式往往伴随高耗能和高碳排放。走向减碳和低碳发展，意味着传统的生产函数条件会发生根本性改变，减碳和低碳发展也意味着技术创新的支撑以及生产方式的深层次调整，甚至引发新的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诞生等，这些变化必然深刻影响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必然会引起世界经济增长方式的深层次调整。

　　其次，减碳低碳以及双碳战略的实施，除了改变传统生产方式之外，也意味着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等都会发生深刻改变，这些改变从供给与需求两端会重塑世界经济增长模式，也会加快对世界经济结构性的调整进程。因此，把双碳变量引入世界经济增长分析框架，分析碳达峰和碳中和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总量和结构以及技术变迁，如何影响和重塑经济增长的生产函数、消费函数以及对生产和消费行为及预期的改变等等，都是需要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从而通过研究构建并形成双碳战略下的世界经济增长新的理论和分析框架。

　　随着数字化、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崛起，传统经济增长的实践路径和理论逻辑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如前所述，过去，我们分析经济增长问题，包括研究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和走势等，基本上都是基于传统的生产要素投入−产出结构、传统的物质基础和传统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模式，有关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分析，也基本遵循索罗−斯旺、新经济增长理论，除了关注基本的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以及知识进展、技术进步等要素投入之外，也关注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等因素。因此，对经济增长分析来说，长期增长主要看生产函数投入产出及其技术进步效率；短期增长则主要看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这方面的分析从理论和方法上应该说非常成熟、非常完善。

　　但是，随着数字化发展，整个经济增长系统可能会发生几个新的变化，这些新变量和新变化对我们思考和分析经济增长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是生产要素概念的扩围和拓展。即大数据发展和互联网技术使得数据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这种生产要素和资本、劳动、技术、土地等属性不一样，本身具有可重复利用的非稀缺性和非排他性等特点。尤其与资本、劳动等稀缺性特点相比，数据要素可以复制性循环利用和非排他性使用，这就决定了数据要素使用和消费的边际成本极低甚至为零；另一方面，数据要素又是由许多具体的研发活动、生产活动或者消费活动生产的，数据要素也要实现可交易、可流动，这就需要明确界定数据要素的产权关系，通过产权界定激励数据生产、流动和交易，实现数据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因此，需要研究数字化条件下生产要素结构、产权结构、信用关系、企业组织、厂商行为、市场结构以及平台经济等新变化对增长结构、增长动力等带来的深刻影响及其内在机理。

　　其次，数字要素和数字化发展赋能传统产业，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和经济数字化转型及其资源配置新机制。数字化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和技术工具，本身可以赋能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提升传统产业的能级和活力。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业态、新模式，本身就是一种新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新增长模式因为数据生产要素的可复制性以及非排他性、渗透性、协同性等特点，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生产要素边际报酬递减的趋势，进而形成报酬和收益递增型的增长模式，这显然也是一种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方式。数据要素和数字经济如何改变传统的生产要素配置机理等等，都为数字化时代的经济增长理论创新带来了巨大发展空间。

　　再次，数字化转型赋能传统城市化模式、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传统的生活方式，从而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治理数字化转型、生活数字化转型。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赋能城市化和社会治理体系，即可形成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能社区、智慧医疗、智能教育等等，这种基于数字化转型为基础的新型生产、新型生活方式以及新型资源配置机制和方式等，都会对传统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及经济增长方式带来深刻冲击和改变。

　　最后，基于大数据和算法、算力等为基础而形成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运用，也会给传统的增长方式、就业方式、伦理观念等带来深刻变化。原来我们研究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往往从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来分析经济增长的内在源泉；同时，我们也格外关注技术进步与就业增长的关系，因为经济增长客观上会带来就业增长，但也取决于技术进步的性质和方向，如技术进步是否带来的是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如果是这样，高增长的结果可能就不是高就业，反而会带来更多人的失业。因此，经济学提出中性技术进步推动型经济增长，这对于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和高就业则是一种最优的选择。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运用，很大程度上会改变传统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路径和关系，也会改变经济增长函数与就业和增长的内在关系。从这一点来说，我们需要探索和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创新空间和创新方向，要研究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协同性、渗透性、创造性、替代性等特点，对经济增长的效率、公平等带来的影响和冲击，探索形工智能技术型经济增长理论。由此，大数据、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等在全球的发展，一定会从深层次上冲击和改变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我们在分析世界经济增长实践和理论问题时，应该要前瞻性地考虑这些新的重大变量对世界经济结构、总量以及效率等影响，深入研究这些重大变量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创新带来的巨大空间和潜力。

　　总之，经济学理论创新发展，总是伴随着伟大的实践变迁和性变革。正如同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冲击形成的由凯恩斯主义引发的宏观经济学范式变革，也如同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引发供给经济学派的诞生，更如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奇迹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民族复兴所引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创新变革和繁荣发展一样，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格局、结构、动力、路径以及全球化发展新机理、国际投资贸易规则、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新科技等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些新因素、新变量和新变化必将推动传统世界经济增长理论和研究方法发生深刻变革。世界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正在面临极具潜力的创新和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