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标准化、精细化防控措施的基础上，全国各地区和各部门之间应建立标准统一、互通互认、相互衔接的防控体系，防止地区防疫政策差异和不衔接对人流和物流造成不必要的障碍。只要做到疫情防控过程的标准化、精细化和统一化，就可以做到疫情防控的有效性和及时性，从而尽最大可能减少不必要的防控成本和疫情对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

　　今年3月以来，我国新冠肺炎疫情突然严峻起来且持续时间较长，给经济增长、商贸流通和劳动就业带来了严重困难。由于疫情严重时必须切断或者限制人员流动，服务业受疫情影响自然就更为严重。如今，服务业已是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是保增长、稳就业和惠民生的“基本盘”。在此背景下，本文拟测算服务业对全年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程度，并给出加快服务业和宏观经济恢复和反弹的政策建议。

　　今年3月至6月，我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0.9%、-6.1%、-5.1%和1.3%，但目前还没有公布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生产指数数据。本文通过已经公布的服务业生产指数以及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推断服务业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奥肯定律”（按照奥肯定律所估计统计结果，实际增长率高于潜在增长率一个百分点，失业率会下降半个百分点）推断就业水平的变化。

　　今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和上半年我国GDP分别同比增长4.75%、0.4%和2.5%。其中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在第一季度分别同比增长6.0%、5.8%和4.0%，第二季度分别同比增长4.4%、0.9%和-0.4%，上半年分别同比增长5.0%、3.2%和1.8%。由于第二季度以不变价衡量的GDP和三次产业增加值还未公布，所以接下来仍然对第一季度进行分析。第一季度三次产业同比拉动经济增长分别为0.25、2.15和2.35个百分点，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34%、45.10%、49.56%，虽然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是最高的，但与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超过半壁江山的地位相比，服务业已经阻碍了全年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假设三次产业四个季度均以5.5%的同比增长目标来计算，三次产业第一季度增长目标完成度分别为109.3%、104.7%、73.3%，所以从第一季度来看，服务业已经拖累了全年的经济增长。以2021年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作为权重，并按照第一季度三次产业增长表现来估算，全年经济增长预计在4.93%左右，进一步考虑到疫情更为严重的4、5月份的服务业表现，全年经济增长率将会进一步下降至4.6%左右。如果从6月份开始，全国疫情防控实现动态清零目标并且疫情不再大规模反复，总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将会获得补偿性增长，全年经济增长率预计可以达到5.1%左右。再来看服务业增长放缓对就业的冲击，根据奥肯定律，并选取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银行等机构估算的2022年潜在增长率5.5%来推算，如果我国全年经济增长率为5.1%，则我国的实际失业率将会高于自然失业率0.8个百分点，进一步以5%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作为自然失业率，那么2022年全年平均实际失业率将会达到5.8%左右。如果再考虑到服务业就业占全部就业近50%、疫情对服务业冲击更大、高校毕业生人数创历史新高等因素，实际失业率可能会高于自然失业率1.5个百分点，达到6.5%左右。

　　正因为服务业受疫情影响更为严重，要在短期内促进服务业快速恢复与增长，还应从经济政策和防疫政策的精准性上下功夫。

　　首先是经济刺激政策。要在中观和微观层面实施更加精准的结构性宽松政策。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不同于传统的经济危机，传统的经济危机往往是由长期积累的供需矛盾引起的，并且常以有效总需求不足为主要特征，应对这类危机一般是在宏观层面上采取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导致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迅速下降、供应链随时中断和消费者收入下降以及消费需求锐减，从而造成经济各项指标短期内快速下滑。但不同行业受疫情影响程度迥异，服务行业受到的影响尤为突出并且其内部不同行业受疫情影响也完全不同，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服务业往往属于传统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对经营性现金流依赖程度较高的行业，如餐饮业、旅游业、娱乐业、住宿业、交通运输业等，其中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受冲击更加显著，一般情况下这类行业和企业的固定成本占总成本比重较低，而日常经营过程中的人力成本占比较高，因此一旦发生疫情，这类企业会很快陷入困境。

　　疫情对经济冲击的上述特征决定了在实施宽松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时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是财政政策方面，各级政府和部门可以对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服务行业设计出针对性更强的宽松政策。一是设计并细化与疫情及其防控政策挂钩的税费减免政策，具体可以根据疫情持续时间、暴发规模、防控区域、所属行业、防控等级等方面的差异对相关企业给予税费、国有房屋租金的减免与缓交，当一个地区的疫情发展到规定程度后自动实施，并随着疫情的结束自动结束，形成疫情防控财税自动应急政策，发挥局部经济调控的自动稳定器作用。二是考虑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确保新增财政资金直达市县基层和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比如可以发挥数字技术在特殊转移支付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减少转移支付的中间环节。三是考虑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增加政府购买支出，具体可以通过发放服务消费券的方式增加政府购买，在消费券设计时，一方面应考虑到刺激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另一方面特别要发挥其对消费者支出“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最终发挥政府购买支出的乘数作用，以此撬动服务领域的更大消费需求。四是增加发行支持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受疫情影响较大行业的纾困特别国债，同时进一步压实特别购债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的责任，加快资金使用，确保专项债券及时转化为实际投资。五是从总体上开展新一轮的面向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减税降费政策，在长期中进一步降低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成本，提高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对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

　　其次是货币政策。面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传统的降息降准刺激新增的政策效果并不明显且相对滞后，也容易导致部分增量资金流向房地产市场从而抵消“房住不炒”的调控效果。因此，应该针对上述疫情对经济冲击的特征精准实施货币政策和创新货币政策工具。一是更大程度上对存量债务进行展期来帮助企业渡过暂时性难关，以国有银行为主导设立全国统一的中小微企业融资担保平台以解决众多服务行业缺乏固定资产和抵押物的难题等。

　　二是在实施货币政策过程中配以适当的财政政策，比如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餐饮、住宿、旅游、交通运输行业的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鼓励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提供融资担保支持，推动金融机构加快放贷过程，不盲目抽贷、压贷、断贷，并将符合条件的融资担保业务纳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再担保合作范围。

　　三是进一步降低存量和新增利率，近年来的社融数据表明，疫情对融资需求的影响显著，当融资需求转弱时，企业和消费者的存量债务利息压力凸显，相对于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刺激新增，降低利率更能直接缓解企业和消费者因疫情冲击而产生的利息压力。

　　此外，进一步创新服务业态，加快传统服务行业数字化进程。疫情之所以对服务业造成重大影响，主要是因为疫情来临之后的防控措施必须阻断人员的流动和外出。相对于投资和出口，服务消费相当程度上更需要消费者与服务提供者之间的接触与交流，需要消费者身临其境，而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为解决防疫与消费之间的矛盾提供了可行方案。一是运用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5G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提高无接触服务的比重，如大力发展数字教育、数字医疗、数字文旅服务等；二是利用数字技术增加专业化和安全程度高的中间服务和平台服务，让专业化的中间服务和平台服务连接消费、生产、流通等领域，从而减少和替代大量消费者与供给者之间的直面接触，这些中间服务和平台服务除了能有效提高生产与消费过程的安全性、产品和服务的可追溯性之外，还可以提高上下游产业与消费需求之间的匹配度，从而降低疫情防控对服务生产和消费的不利影响。需要说明的是，在增加数字化中间服务和平台服务的同时需要在防疫安全、信息安全和市场垄断等方面对其加强监管，以避免中间服务和平台服务提供商利用自身优势损害上下游客户利益。

　　最后是疫情防控政策。一要提高各级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疫情防控责任意识，进一步压实疫情防控责任。目前世界范围内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我国疫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疫情多点散发的风险时有出现。这些都是影响我国服务业和宏观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因此，在世界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前，各级地方政府和管理部门必须深刻认识到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明确疫情防控过程中每一层级以及部门的责任，在防控工作中主动排查和消除本地和本部门的所有风险点。同时，加强对公民疫情防控的宣传教育，提高百姓对疫情防控的认识水平，做到每一位公民从自身和公共安全出发自觉防疫并主动配合相关部门的防疫工作，严格遵守各项防疫规章制度。

　　二要形成并完善标准化、精细化和各地相互统一衔接的疫情防控措施和体系。自2020年以来，我国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相关部门可以根据不同行业、区域、场所、人群的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标准化、精细化和统一化的疫情防控措施。首先，标准化和精细化是为了在疫情发生之前降低风险，疫情一旦发生可以迅速采取措施，在尽量小的空间范围内将其扑灭；其次，在标准化、精细化防控措施的基础上，全国各地区和各部门之间应建立标准统一、互通互认、相互衔接的防控体系，防止地区防疫政策差异和不衔接对人流和物流造成不必要的障碍。只要做到疫情防控过程的标准化、精细化和统一化，就可以做到疫情防控的有效性和及时性，从而尽最大可能减少不必要的防控成本和疫情对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