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经济具有由外部需求驱动的经济波动国际耦合机制和由资本积累驱动的内生经济增长机制，将在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发展模式下长期保持高速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率的历史趋势。中国经济具有附加需求的总供给函数与容纳滞后效应的菲利普斯曲线，能够通过以增加国内投资需求为轴心的积极需求管理，促进经济复苏并且实现最高可持续增长率（HSGR）政策目标。

　　19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封闭经济到开放经济以及从农业经济从工业经济的三重协同转型方面长足进步，实现年均速度10%以上的实际GDP高速增长。特别是在经历1991-1999年间的完整波谷—波谷经济周期而进入本次经济周期后，中国经济景气从2003年起强劲扩张而在2007年达到本次经济周期波峰，在2003-2007年间形成高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的良好配合格局，如图1所示。

　　中国经济景气在2008年进入本次经济周期的收缩阶段，从2007年到2008年实际GDP增长速度大幅度降低而通货膨胀率快速攀升。2009年前期中国经济景气继续收缩，PI指数与PPI指数均呈现通货紧缩状态，虽然以前趋势或者周期性通货膨胀以及停滞膨胀的悲观预测相应消失，但是仍然重复萧条时期低速潜在经济增长预测伴随低速实际经济增长度量的普遍事件。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在消极评价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能力的同时，倾向于低估过去中国经济潜在增长速度而高估过去扩张阶段中国经济景气的过热程度，倾向于低估现在中国经济潜在增长速度而低估现在萧条时期中国经济景气的衰退程度，并且倾向于低估未来中国经济潜在增长速度而高估未来扩张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通货膨胀危险。

　　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贸易政策具有明显的出口导向性，促进中国国际收支在1994年完成从贸易顺差与贸易逆差交替向持续贸易顺差的历史性转变，并且在加入WTO以后出现巨额贸易顺差。中国经济结与美国经济结构互补而长期增长趋势相互依存，与美国经济共同成为2000年代世界经济的重要增长极。同时，1981-1993年间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基本同期波动，而1994年以后中国经济周期相位与美国经济周期相位是逐渐分离的，如图2所示。

　　在中国经济景气强劲扩张时期，美国实际国民收入却持续处于其潜在生产能力以下，其经济景气在2005年与2006年微弱反弹后，在2007年中国经济景气波峰年度显著回落，因而似乎发生中国经济周期与美国经济周期脱藕现象（de-coupling）。正是部分基于经济周期脱藕现象的经验认识，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忽视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逐渐扩散的严重逆向需求冲击，在2007年不适当坚持中国需求管理的从紧政策取向而在2008年迟缓中国需求管理政策取向的宽松化调整。

　　对于2006年以来中国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国际贸易顺差过大与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三位一体”问题的形成机制，其分析方法存在着结构主义与货币主义的类型区别。结构主义假设固定资产投资膨胀而货币主义假设人民币汇率低估，却同样判断中国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银行体系流动性与国际贸易顺差相互激发的非稳定循环性，如图3所示。

　　结构主义从国有与非国有企业以及地方政府的非理性投资行为出发，描述始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膨胀的中国经济链式作用过程：“投资规模增加→国内供给能力增加（超过国内吸收能力）→净出口增加（吸收国内供给能力）→外汇储备增加→货币供应增加→信贷规模增加→投资规模增加→”；货币主义从持续巨额贸易顺差的弹性分析出发，描述始于人民币汇率低估的中国经济链式作用过程：“净出口增加→外汇储备增加→货币供应增加→信贷规模增加→投资规模增加→国内供给能力增加（超过国内吸收能力）→净出口增加（吸收国内供给能力）”。除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相应结构主义政策主张与升值人民币汇率的相应货币主义策主张外，中国经济正反馈循环的内在不稳定性隐含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及其通货膨胀后果，必然支持控制投资规模、控制贸易顺差以及控制货币供应和信贷规模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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