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全球治理研究中心首席专家、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正处于转向的重要时期。经济增长在告别高速增长后，能否稳定在中高速水平，对今后我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本文旨在解读宏观经济政策转向宽松以实现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意义，并分别分析短期和中长期经济政策的重点。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深刻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提出了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和宏观政策。其中释放了一个重要信息：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正处于转向的重要时期。

　　事实上，转向从去年底就已开始，体现在近半年来政府的四个重要会议中。第一个会议是去年12月的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二个会议是今年3月初的“”；第三个是3月16日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的专题会议；第四个为5月2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2021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出现了三个重要信号：一、提出“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和“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二、提到“政策发力适当靠前”；三、把多年来“宏观杠杆率保持基本稳定”的提法删掉了。

　　1）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将重新定位于稳增长或促增长，前些年将经济增长与经济质量对立、淡化甚至贬低经济增长的观念得以纠正。

　　2）宏观经济政策的导向将从前些年的“从紧”转向“从松”，或从“偏紧”转向“偏松”，中财办副主任韩文秀在解读会议精神时特地提到应“慎重出台有收缩效应的政策”。

　　3）不提“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就是放松对宏观杠杆率水平的要求，意味着宏观杠杆率不一定要降，有需要可续升；其实，中国人民银行2021年三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就已经删掉了“不搞大水漫灌”和“管好货币总闸门”的提法。

　　今年3月初“”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加强了政策转向的基调。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稳增长”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确定今年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即“稳”是第一位的，而且同时还要求“进”。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的“稳”和以前的“稳”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在经济的高速增长期，“稳”大多是相对于经济增长的上行压力而言，目的在于将经济增长速度“稳”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防止经济增长过快导致市场泡沫和增长后劲透支。而现在，“稳”是针对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目的在于将经济增长速度“稳”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防止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过快从而低于当前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速。

　　这一本质性差别背景是，经过了四十余年的高速增长后，我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增速放缓的新发展阶段。现阶段或今后20至30年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要在中高速，即在4%-6%之间。一般认为，6%以上为高速；4%-6%为中高速；2%-4%为中低速；2%以下为低速。所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将经济增长速度“稳”在中高速水平。

　　1978至2019年，我国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9.4%。这是人类历史上时间最长、增长速度最高、稳定性最强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奇迹。但从2020年开始，我们就告别了这个高速增长期，2019年经济增长6.1%，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后一年。由于新冠疫情，2020和2021两年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5.1%。但即使没有新冠疫情，这两年的平均增长速度也应该在6%以下，大概在5.5%-6.0%之间。也就是说，有无疫情，中国经济都已告别了高速增长期。

　　首先是可能性问题，即经济增长能“稳”在中高速水平吗？从各国的历史经验来看，是有理由担心的。二战以后，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的四个亚洲经济体——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年均经济增速曾达到了9%左右，但高速期后都没有稳定在4%-6%的中高速区间，而是很快就放缓到了中低速区间，即2%-4%，甚至是低速区间，如日本只有1%左右。因而，高速增长期后并不一定要经过中高速阶段再到中低速或低速阶段。

　　第二是必要性的问题，高速增长期后实现中高速增长对我国的发展目标来说是必须的和至关重要的。显然，如果今后20至30年我国经济实现不了中高速增长，那么我国在2035年人均GDP再翻一番和在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发展目标就无从实现。要从当前人均GDP1.2万美元上升到发达国家人均GDP4万美元的水平，没有20至30年的中高速增长是不可能的。

　　所以，中高速增长的实现是必须的。但是，潜在增长率的实现，需要天时、地利之外还需要人和，现代经济下人的努力中很重要的一环是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

　　十四五规划期间（2021至2025年）是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第一个五年。鉴于经济增长曲线的抛物线特征，中高速增长曲线年间经济增长速度应该争取位于5％-6%之间。这就是为何“”《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我国经济增长目标定在5.5％左右。

　　政府对经济增长目标高于市场预期的情况并不多见，因为一般情况下政府需要更全面、更保守的考虑，而市场上的声音往往更激进一些。这就表明宏观经济政策的宽松转向，势在必然，并不是短期偶然和暂时的选择，而是中长期、必然和持续的政策选择。

　　“”前，关于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在什么数字，业内也有讨论。一种观点是，经济增长不重要，经济质量和控制风险才重要——这是一种消极的观点，将经济增长和经济质量对立起来了，看似成熟但实际上没有正确理解经济增长和经济质量的关系。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处于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如果没有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质量的提高也实现不了。这一观点是时候退出了。

　　当然，由于3月后疫情又突然恶化，导致二季度经济增长大大低于预期，今年5.5%左右的增长目标难以实现。但不能因此否认3月初设定5.5%左右目标的合理性。疫情是天灾，人类难以控制，但总会过去，过去后经济就会回到应有的增长轨道。

　　除了“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还分别提出“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要有机结合”和“宏观政策要强化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意味着宏观经济政策要兼顾好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加强统筹协调和系统观念的落实。特别是“跨周期”和“逆周期”两个调节放在一起，是一个新的提法。

　　首先是“跨周期”，不但考虑当前的周期，也考虑下一个周期或下几个周期。“跨周期”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一种表述，在2020年7月中央局会议上第一次提出。对经济学有所了解的人应该知道，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本质上是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就是经济过热了冷却一下，经济过冷了刺激一下。但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有长远经济规划的经济体来说，宏观经济政策不是纯粹短期的。因此，“跨周期”的含义是，经济增长短期应适应市场的供需变化，长期应有可持续性。

　　关于“逆周期”，宏观经济政策本质上就是逆周期政策。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核心就是削峰填谷。为什么当前要强调“逆周期”呢？因为相对于增长潜力，近几年来我国经济面临着三重下行压力，一是需求收缩，二是供给冲击，三是预期减弱，而新冠疫情的出现，更加重了这三重压力。疫情是全球性的天灾，非人力所能控制，但压力再大也要克服，所以要求宏观经济政策“逆周期”而上，阻止经济增速不断下探。

　　3月16日国务院召开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专题会议，强调要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全力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全国“”部署：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并要求有关部门要切实承担起自身职责，积极出台对市场有利的政策，慎重出台收缩性政策，释放了宏观经济政策宽松加码的信号。

　　至于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宽松加码，总的要求是“稳健有效”，意味着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

　　第二，我国的财政稳健度比货币稳健度更高，政府债务与GDP之比为45%左右，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仅在60%左右，好于大部分国家。

　　今年的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上设定今年财政支出预算增长8.4%，远高于前年的2.8%和去年的0.3%，赤字率为2.8%，虽低于去年的3.2%，但是调入资金和使用结转结余资金规模超过2.3万亿元，是去年的两倍，加上去年三季度末企业加计扣除政策的“提前享受”，与去年同口径相比，其实将达到赤字率4%的效果。这还是3月初“”时的安排，3月后增长压力陡然增大的形势，财政支出将进一步增加，为此财政赤字率有可能上调。尤其是，对受疫情严重影响的中小微企业、个人和新经济行业的定向减税降费将持续加码；支出方面，前些年增加落后的基础设施投资应到了发力的时候，新、老基建都有扩张空间，尤其是新基建的发展潜力巨大。

　　首先，4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后，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为8.1%，比其他国家仍高很多，即使再降五次，每次降0.5%也仍有空间；今年有可能再降两次或以上。其次，公开市场操作常规性的逆回购、MLF（中期借贷便利）、SLF（常备借贷便利）等，会更加频繁并更具力度，且在有紧急需要时不排除采取接近于现代货币理论所主张的量化宽松操作。另外，减息，鉴于美国将持续加息，降低银行基准利率的操作只会在紧急情况下实施，但市场报价利率LPR有微步下行的空间。

　　4月疫情恶化，5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了33条稳增长举措，从财政、货币、投资、消费、产业链和就业等六大方面进行政策宽松加码，包括财政政策加码，全力支持小微企业保就业，货币政策多方位支持信贷修复，加快基建扩大有效投资，两大举措促消费复苏，打通堵点、卡点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推进能源安全建设，多管齐下稳定就业和房地产等。此会议的第三天，即5月25日，国务院又召开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将上述的六方面33条稳增长举措在5月底前出台可操作的实施细则，可见政策宽松加码之紧迫。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与近来的一系列政府会议及文件都提到“创新驱动发展”，并将其作为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

　　的确，经过了四十余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我国经济发展正告别由劳动力和资本规模驱动的阶段，今后的发展将主要由创新驱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经济起飞时期，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是劳动力和资本规模的扩大；经济起飞后，增长动力则取决于创新。

　　一、“双创新”是科技创新。从18世纪末蒸汽机的发明到现在新一代信息，世界经济已经经历了五轮科技创新，正是这五轮科技创新将世界经济发展到了今天。从目前来看，两个方向上的科技创新将决定世界经济的未来：一是智能创新，二是绿色创新。

　　今后的人类社会将是智能社会，通过亿万个传感器可实现万物物联、物联万物，智能创新将是今后人类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绿色由气候变化引起，但并不像听起来那么简单，为了控制气温上升，要求绿色科技赋能经济的各个行业和部门，并从根本上改造各行业，以达到绿色社会的标准，绿色创新也将驱动人类经济发展。

　　我国在这两大科技创新方面都已提前布局并走在世界前列。在智能创新的技术层面，我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还有一些距离，但在应用层面已处于世界前沿，尤其互联网经济处于全球领先位置。绿色方面，我国是世界上积极发展绿色经济、推动绿色创新的国家之一。

　　二、“双创新”是组合创新，源于熊彼特创新理论。熊彼特创新理论是关于企业发展的：企业生产要素的组合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个观点可推广至宏观经济，即经济要素更为优化的重新组合，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第一，城市群崛起是经济要素在空间上的组合创新，即人口、资本、商品、消费、投资等经济要素在空间配置上进行优化组合。城市群崛起首先带来人口向城市群流动，进而带来其他经济要素相应地流向这些城市。经济要素流动便产生经济增量，进而催生有效的经济增长。在我国，以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为五大支柱的城市群正在形成，将是今后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撑。

　　第二，经济结构升级，是经济要素在自身结构上的组合创新。我国有着全球第二大经济规模和第一大购买力，但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中高端产业占比相对较低，这要求经济结构加快升级。对我国而言，在经济结构水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之前，经济结构升级将形成经济增长的强力引擎。

　　第三，进一步改革开放，是经济要素在制度上的组合创新。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使命仍未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包括国有企业体制、金融体制、财政体制、投资体制、消费体制、贸易体制等都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必将提升体制效率，而效率提升就意味着经济的更快增长。

　　在当前语境下，进一步的改革就是搞好“内循环”，也就是今年4月发布的《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中提出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搞好“内循环”，实际上是要排除制度上的障碍让经济要素在全国范围内“循环”起来，“统一”起来，从而得到更优化的组合。这里，“统一大市场”不是把市场统一管起来的计划经济，而是让市场更有效地循环起来的制度化组合创新。

　　以上两大科技创新和三大组合创新使得我国已经走在世界创新的前列，将成为今后我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是中高速增长的根本性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