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传导机制中，三方面因素决定了传导效果。第一，金融合约的期限长短。如果金融合约的期限很长，银行必须等待金融合约期满，才能更改存利率。在合约期间，央行的货币政策利率调整无法影响银行处在合约中的存利率，因此货币政策的传导会受到阻碍。

　　相反的，如果金融合约期限非常短，则银行可以很及时的根据央行利率调整来改变自身的存利率水平，其对货币政策的反应灵敏度大大提高，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也将有很大改善。

　　第二，金融合约未期满时，银行有权调整存利率的区间。这里与第一点理论的小冲突在于，第二点讨论的对象是那些金融合约到期前存利率可调整的国家。如果银行可调整存利率的区间较宽，则银行存利率对于货币政策的理论响应程度更大、调整频率高。

　　第三，银行中发生存活动的本金是否与价格水平、汇率等名义变量指数挂钩。在许多高通胀国家，长期存利率都与指数进行了挂钩，此时，存利率水平可被看作是真实利率，是货币政策变动对于金融市场影响的信号。

　　不过鉴于存利率与名义指数挂钩，预期的通货膨胀及汇率变动无法对存利率产生影响，也不能由此作用于实体经济借款人的现金流量。考虑无资本管制的金融市场环境，外汇制度、国内外金融资产的相互置换能力决定了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在浮动汇率制下，货币政策调控存在两种传导机制。

　　第一，货币供应量是央行外生给定的，货币政策可以通过调节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进而改变利率和流动性以影响实体经济。第二，货币政策也能通过汇率变动影响市场中的价格与总需求，当国内外金融资产置换能力很强时，货币政策对汇率的影响效果较大。

　　然而在固定汇率制条件下，国内外金融资产置换能力对货币政策的响应与浮动汇率制刚好相反。如果国内外金融资产能够完全置换，则货币政策无法发挥实际作用，因为货币政策冲击引起的国际资本的跨境流动会抵消掉货币政策对市场中货币流动性的改变。

　　反之，如果国内外金融资产可置换程度较小，国际资本的跨境流动受到阻碍，国内市场流动性会随货币冲击发生改变，货币政策能够对实体经济起到调控效果。此外，从信贷供给层面看，海外融资渠道为企业提供了一种良好的非银行融资渠道，减轻企业在国内受到的信贷市场约束，进而削弱了货币政策对于实体经济中投融资行为的控制能力。

　　紧缩性货币政策将抬高国内利率，企业处于成本考虑会转向国际市场进行融资。这一方面靠市场供求机制阻碍了利率的继续上行，另一方面也对冲了货币政策对于实体经济的调控效果。但由于国家在跨境交易中的种种限制，不是所有企业都可以进行跨境筹融资，具备这种能力的往往是一些可以赚取外汇的大型进出口贸易企业。

　　因此货币政策的冲击主要由无法进行跨境融资的小企业和家庭承担。因此，资本流动对于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的影响主要取决于资本跨境流动的资金自由度，需要在相关的汇率制度、国内外金融资本置换能力及企业跨境融资能力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量。

　　现有的金融加速器理论探究均是建立在信息不对称前提上对企业资产负债表状况通过影响外部融资成本升水，改变企业投资决策，这一传导机制的剖析。本文将金融冲击的顺周期性分为两个方面：

　　资本金要求和损失拨备是银行体系弥补信用坏账、吸收损失的方法，资本金要求用于吸收未预期到的损失，这部分损失并不常见；损失拨备则用于吸收已经预期到的损失，这部分损失发生频率较高。

　　这两者是两种非常重要的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它们的存在必不可少，但也有一定缺陷，即会造成金融市场上一定程度的信贷紧缩，进而使经济周期产生波动。Blum & Hellwig首次研究金融中介机构资本监管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

　　他们认为，相比于银行资本不受监管的情形，资本监管使得经济市场上的总需求波动变大，产出和价格水平也面临更大幅度的震荡。为了继续检测银行系统对资本监管的内生性反应，Chami & Cosimano 提出银行可以预测到下一期所面临的资本约束的假设，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动态的代表性垄断银行模型，观察银行资本对于资本监管的响应。

　　现阶段不受资本约束，不意味着将来也没有，银行需要对于未来可能面临的资本约束进行合理预估。央行货币政策对于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作用可能会波及整个银行业界的信贷供给，其中也包括目前没有资本约束的银行。Cecchetti & Li认为对银行进行资本约束会同时放大经济市场上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双向冲击。

　　银行的资本监管会通过供给和需求间波动的相互作用放大冲击的宏观效应。Cecchetti & Li、Chami & Cosimano、Blum & Hellwig的研究指向一个共同的结论，即资本监管会使银行体系的供给出现更加强烈的顺周期性，其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将被大幅放大。

　　许多学者对于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质进行了实证检验，其中Borio等人通过分析1980-1999十年间十个OECD国家的统计数据得出结论，相较于数量与资产价格，银行信贷风险拨备的顺周期特征更为明显，其拨备数量与经济周期波动显著负相关。

　　这意味着，只有在宏观经济的增长率明显下降，经济出现近乎停滞状态时，银行才会考虑增加计提拨备来弥补未来预期出现的损失。Repullo & Suarez也明确提出，信贷损失准备计提政策是造成银行对于冲击顺周期效应的重要因素。

　　它通过改变银行内部的资本金进而影响银行的信贷供给能力，加剧银行体系的顺周期特性及经济周期的波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渠道与资本约束类似，也具有顺周期性特征，其可以通过增加信贷供给放大经济周期的幅度。

　　当经济处于繁荣期时，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状况良好，其供给能力提高，企业获得融资增加，市场流动性的活跃刺激经济繁荣。

　　相反的，当经济处于衰退阶段，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状况变差，紧缩额度和市场流动性，企业可得融资减少，经济进一步紧缩。Chami&Cosimano(2001)认为银行系统明智的做法是持有比银行资本监管要求更多的资本，通过留存一定缓冲资本的方式，在扩张的同时预备应对未来可能面临的资本约束。

　　Zicchino对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资本约束进行仔细分析后得出，在风险资本充足的情况下，资本监管下的银行体系信贷供给顺周期特征更加显著。

　　这意味着银行有极大的可能在经济景气时进行大幅信贷扩张，在经济萧条时剧烈紧缩信贷，加剧金融市场的信贷周期和宏观经济周期，更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危害到整个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的稳定性。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Adrian & Shin在金融加速器理论的基础上，开创性的提出了金融冲击顺周期性的理论，他们认为外部经济环境会对银行资本产生影响，作用于信贷杠杆进一步影响宏观经济，形成“强则愈强，弱则愈弱”的循环往复。

　　传统金融加速器机制承袭于新凯恩斯主义，其理论虽然精辟，但视角略显单一，对于企业资产负债表的过度重视使其忽略了银行体系资产负债表的冲击。

　　因此，在拓展金融冲击及其传导机制理论的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探讨金融冲击传导与经济周期波动、货币政策有效性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以及货币政策工具和规则的改进和优化方向，该研究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