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54期）于线上举行。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聚焦“需求不足和结构矛盾下的就业市场”，来自学界、企业界的知名经济学家及行业专家毛振华、卢锋、曾湘泉、丁安华、李超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教授曾湘泉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

　　总需求不足是宏观经济目前的主要特征，尽管短期情况也有一些变化。9月份，国家统计局PMI预期指数比上个月增加1.1个百分点至53.4%，回升到扩张区间。但从需求订单看，新订单指数是49.8%，仍处在收缩区域。总体而言，宏观经济是“供强需弱”，从预期来讲还可以，但实际订单来看，仍反映的是需求不足。

　　财新杂志发布的PMI有所不同，但需求不足的认识趋于一致，企业预期有明显下滑，需要提振居民和企业信心。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编制的CIER指数支持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7-9月份的情况来看，特别是刚刚过去的9月份，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CIER）月度数据有所上升，7月是1.50，8月1.59，9月1.63，但总体回升乏力。这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变化幅度接近，该指标降幅也非常小。

　　排除季节因素，蓝领（BLUE）指数与CIER指数变化趋势基本一致。2021年下半年以来，蓝领就业市场发生急剧变化，就业景气指数大幅下降。去除季节因素，该指数2021年4月曾达到4.48的高点，随后开始下行。2022年6月份该指数已跌至1.19的历史低位，较之2020年3月疫情暴发时1.57的水平还要低。7月份以后，蓝领指数止跌回升，但幅度非常有限，显示整体回升乏力。

　　下图展示了2022年前三个季度蓝领用工需求同比降幅最大的几个行业状况，其中制造业、物流等行业受到的影响较大。

　　不同职业蓝领用工需求变化情况类似。部分工种的用工需求降幅达到80%-90%之多。最近一年，蓝领指数如此大幅下降与宏观经济指标下行基本吻合。

　　近年来，中小企业就业市场景气指数变化较大。2021年2月，中小企业蓝领就业指数曾达到2.0的高点，之后迅速下降，2021年8月降到0.82，2022年6月底达到最低点0.34，尽管7-8月份止跌，但仍在低位徘徊。

　　应当看到，当前招工难结构矛盾有所缓解，但这更多源于经济下行导致的制造业招聘需求下降，而非就业市场匹配效率的改善。结合CIER指数以及蓝领就业景气指数两方面来判断，当前宏观经济已呈现出明显的总需求不足的特征。

　　就业质量，特别是工资收入的变化是宏观经济总需求重要的观察指标。自十九大提出要“推动实施更高质量的就业”以来，就业质量已成为判断就业市场状况的重要内容。尽管人社部、国家统计局等部门目前还未制定并发布这方面的指标，但不可否认的是，疫情已构成对工资和工时等方面的影响。从相关数据来判断，当前工资或收入增长缓慢，甚至下降，已成为总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中国企业雇主-雇员匹配数据调查”显示，2021年疫情期间企业停产率为26.13%，全年平均利润总额下降16.29%，实际在岗人数下降33.87%，受疫情影响，员工每月平均税后总收入下降4.98%，其中每月基本工资下降11.64%。分行业来看，文化、体育、娱乐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制造业等行业收入存在明显的下降。

　　另外，全国总工会劳动关系研究中心2022年4月的就业质量调查显示，全国9成以上的职工在工作和生活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疫情的影响。48.8%的员工表示收入减少或稳定性变差，其中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受影响群体占比分别是63%和59%。在受影响的群体当中，灵活就业，特别是非正规就业劳动者受到的影响最大。

　　就业市场需关注总量、质量和结构这三个方面。在这三方面中，结构矛盾是我国就业市场面临的主要挑战。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降，由于劳动力供给下降，我国就业市场的总量问题，从中长期来看，并不突出。目前的主要问题是质量和结构。而质量更多也与结构有关，加之结构问题具有长期性和战略性，解决起来具有更大的难度，因此，结构矛盾是我国就业市场面临的主要挑战。

　　短期来看，我国就业结构矛盾主要表现为“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就业难”，是指青年（按国际劳工组织定义为16-24岁）失业率较高，特别是应届高校毕业生表现得尤为明显。当然，按照国际劳工组织失业的测量标准，我国的调查失业率既有低估，也有高估的问题。低估主要是经济不景气时，农民返乡视为“退出劳动力市场”，高估是我国采用调查周前3个月进行工作搜寻，而国际标准则是前4周。

　　与青年失业率处于高位的同时，蓝领就业市场“招工难”问题则依旧突出。制造业普工、技工，以及生活服务业的家政等普遍用工短缺。

　　将统计局发布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和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与青年失业率对比来看，本季度，特别是6月份以后，城镇调查失业率和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在下降（下降幅度较小主要是因为采用的是类似美国U3的指标，这个指标不是很敏感），而青年失业率则在不断上升，最高达到19.9%。尽管8月份下降至18.7%，仍处于高位。全国失业状况好转，而青年失业率则上升，这也反映了结构矛盾。

　　我们通过识别招聘平台中高校毕业生的数据，在CIER指数基础上，构建了高校毕业生的CIER指数。该指数自2018年达到1.74后持续降低，2022年二季度达到历史低点0.53，之后，三季度反弹至0.57。高校毕业生CIER指数同全国就业市场CIER指数差距不断拉大，也反映出我国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不断加剧的状况。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供给人数大幅增加，今年高校毕业生是1076万，明显高于去年，这还未将回国留学生计算在内；二是招聘需求人数小于去年同期。尽管8月份有所缓和，但由于2023届毕业生开始求职，9月份的CIER指数又有所下降。高校毕业生就业景气指数与统计局发布的青年调查失业率变化也基本保持一致，CIER指数指数下降，失业率则上升。

　　7-9月分职业的高校毕业生招聘需求和求职申请前10对比显示，结构矛盾更为具体和清晰。求职者大部分都处于文科内低门槛专业，比如行政、文员、人事、销售顾问等。市场招聘需求多的岗位则是销售顾问、客户服务、普工技工等。

　　下图是2022年二季度需求量前10职业的蓝领就业景气指数。尽管蓝领整体需求下降，但普工、操作工、包装工、线装工等需求依然非常高。

　　从供给量前10职业的蓝领就业景气指数数据来看，尽管受疫情影响，营业员、服务员等景气指数低于1，但普工、保安、分拣员等仍处于较高位置。

　　从长期来讲，现在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人口老龄化加速。如果不考虑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人口下降和老龄化加速会导致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就业结构矛盾可能会更为突出。相关预测表明，中国人口发生重大转折，2021年成为中国人口的峰值年，从此由正转负。由于婚姻观念转变，新冠疫情冲击等导致生育率加速下降，负增长比以往预测提前了5-10年；中国将有可能成为人口负增长最快的国家，按照推算未来80年将减少6亿。从目前到2050年将减少1亿，2050年以后每10年减少1亿；在人口内部，负增长是从低年龄组逐步波及到高年龄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由2020年接近70%下降至21世纪末不足一半；中国成为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未来30年还将迅速走向重度和深度老龄化。到21世纪末，中国人口中超过40%的是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接近一半是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老龄化非常严重（参见陈卫，中国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趋势预测，社会科学辑刊2022年第5期）。

　　在老龄化的背景下，如何提高劳动参与率是我们未来面对的挑战。发达国家退休人口重返劳动力市场成为一个新趋势。2000年-2018年，OECD国家65岁以上老年人劳动参与率提高约5个百分点，达到15%，其中65-69岁的人口平均劳动参与率提高到27.8%。美国是以移民为主的国家，但是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仍然很高，2018年达到20%。日本是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国家，2010年以来老年劳动率参与率快速提高，2018年达到25%，韩国超过30%。从七普数据看，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劳动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6亿人，占总人口比重达到18.7%，较2010年提高5.4个百分点。人社部数据显示，城镇离退休职工从2000年的3200万人增长到2018年的约1.2亿人，全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71岁提高到约77岁。然而，我国退休群体更倾向于加入“跳广场舞”队伍，重返劳动力市场积极性并不高。按照2016年城市劳动力住户抽样调查（CULS）数据计算，退休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仅为4.2%，其中男性为4.9%，女性为3.7%。65岁以上老年人劳动参与率只有1.8%，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参见程杰等，中国退休人口劳动参与率为何如此之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照料需求增长与供给间的结构性矛盾将很突出。照料经济的需求巨大，供给端严重不足。随着家庭规模日益缩小，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照料能力下降。七普数据表明，2015年家庭平均规模3.10人，2020年2.62人，减少了0.48人，市场化的照料无论数量和质量都严重供给不足。照料经济非常重要，有巨大的发展需求，但社会对家政行业有严重的就业偏见，认为它是伺候人的工作，这导致供需结构矛盾非常突出。

　　扩大内需是保增长和稳就业前提。我国提出要建立“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外需更多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而内需主要是靠收入增长。现在我国各行各业普遍缺乏收入增长机制，不管是企业还是公共部门，包括公务员，都没有这个机制，所以内需矛盾很突出。最低工资水平对低收入人群很重要。按照《最低工资条例》中的规定，最低工资应占平均工资的比重是40-60%，但根据实际情况来看，按照企业统计口径目前最低工资大概占到40%左右，而非企业仅能占到20%，这和《最低工资条例》提出的40-60%的差距很大。

　　此外，受疫情冲击或影响，灵活就业人群非常敏感，他们的工时和收入都在减少。比如，很多网约车在空转，出租车司机的“份子钱”可能都拉不够。非正规群体的就业问题很突出，对他们遭受疫情影响目前没有收入补贴机制，减税或免交社保之类的政策对他们用处不大。

　　公共部门比如大学、医院，甚至包括公务员，这些群体工资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绩效。而绩效与宏观经济的总体变动有关，以公务员收入为例，其绩效收入比重超过一半，大学和医院就更不用说了。现在基本工资比重太低，应该考虑提高公共部门的基本工资占比，致使总需求不至于过快下降，通过收入政策来实施反周期调整，维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对我国来说，中小企业是未来创造高质量就业的主体。要发展中小企业，一方面要扩大加速折旧范围。我国已经开始在4个行业实施加速折旧，从日本的经验看，要推动技术进步、通过加速折旧的方法是非常有效的措施。同时，应研究启动千亿人力资本投资计划，通过政府和市场化的平台构建模式，定向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数字化应用和培训服务，通过提升中小企业岗位创造能力和规模，为未来几年日益增加的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出路。现在高校毕业生不愿意去中小企业，这与中小企业的硬条件还是软环境上都有一定关系，要亟待解决。

　　人社部实施每年一百万的“见习计划”，主要是针对失业两年的高校毕业生。建议把实施范围前移，前移到现在就业率比较低的普通高校，缩小这类高校与企业人才需求的认知差异，提高人才培养和实践要求的匹配度，为中小企业提供人才储备。

　　目前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从城镇调查失业率指标上还看不出来。城镇调查失业率变化幅度非常小。加之，未排除季节因素，其与宏观经济联系的敏感度较低。因此，需要完善就业监测体系，制定多口径的调查失业率监测指标。美国有U1到U6多个指标，我们至少应增加符合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有效指标，比如U4。目前不能简单地把返乡农民工都当作是退出劳动力市场，他们很多人是因为找不到工作，按照美国的说法叫做“丧失信心人群”。要提高监测的敏感性，更重要的还在于构建包括工时和工资变化在内的就业质量监测指标体系。

　　另外，还需要建立劳动力需求或职位空缺调查制度。国际上广泛开展了有关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与周期失业关系的研究，即所谓贝弗里奇曲线的研究。OECD国家都能描绘出贝弗里奇曲线，甚至美国的每个州也都能描绘出来，而由于我们没有开展职位空缺调查，反映这一重要关系的贝弗里奇曲线刻画和描述几乎是空白。我们中国就业研究所开展了超过十年的就业市场大数据监测，弥补了问卷调查数据的不敏感、不及时，甚至是不客观和不真实的缺点，但大数据限于特定人群，线下招聘未被纳入，相关的判断和结论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从去年到今年的青年失业率上升，有宏观经济和劳动供给方面的原因，也有一些政策干预造成的需求冲击或影响的问题。比如房地产互联网和教培行业，这三个行业的政策对青年就业，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影响特别大。因此，建议今后国家出台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前，要引入就业效果评估，尽可能降低对就业的冲击和影响。

　　对于高校本身来讲，也要推动改革，要引入人才培养的需求分析流程，构建知识地图和能力清单。最近中国人民大学深化本科生教育改革，也在强调知识地图，但还需要强调能力清单。当前高校毕业生这个问题非常突出，由于整个招生规模中文科生过多的问题很突出，未来几年文科生的就业将面临巨大挑战，各类学校亟待提高对市场的反应速度和能力。

　　最后就是要完善反就业歧视立法，推动相关司法工作。现在市场中有很多错误信号，实际上和歧视有关，因此我国需要推动反就业歧视立法和司法。从国际的经验来看，提高就业中的劳动市场匹配效率，一个重要方面是推动就业市场反歧视工作，特别是反歧视的司法，不仅要制定公平就业的法规，更需要有一套技术或方法来实施，包括职位评价制度等，由此来具体落实反就业歧视的司法。

　　论坛第二单元，结合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各位专家围绕“青年失业率高企的原因、中国就业的结构性矛盾解决方法”等问题展开讨论。

　　招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丁安华指出，从中国城镇失业率调查来看，成年人就业率和年轻人就业率的走势，从今年4月份的高点开始出现了明显的结构性背离。当前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率水平高于美国和欧盟，年轻人存在着就业的劣势。从雇主的角度来说，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没有太多工作经验的新人更容易失去工作，存在着“后进先出”的现象。从年轻人自身来说，初入职场时大多数人对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还很迷茫，容易出现“摩擦性失业”。

　　从全球来看，我国目前成年人和年轻人就业率的背离处在极端位置，这个问题非常严重。这可能不止是需求的原因，也可能是由于在疫情和经济下行的冲击下，中国成年人的实际劳动参与率在下降。当前的主要问题是从需求端发力，尽快解决结构性的矛盾。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认为，从中长期来看，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大问题，可能会导致劳动力短缺，并与劳动参与率和退休年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息息相关。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倾向是不可逆的，而且有进一步加快的趋势。

　　我国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失业现象和劳动力短缺同时存在。从总量来看，失业率在上升，当前就业市场压力较大。年轻人就业困难是双向选择的问题，不仅是就业岗位机会的提供，也有他们自己择业的选择。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存在结构性的劳动力缺口，很多岗位招不到人，或者要用很高的成本招人。这里的问题不仅在于观念和教育，更主要的问题是在于收入匹配。目前中国对重体力劳动以及大家不愿意从事的劳动工资给得依然不高，对价并不到位。美国也存在招工招不到的问题，一部分原因是群众整体就业降低，包括疫情过后的心理现象。此外，也可以从社会安全网的制度来思考，完善的救济体系可能会降低年轻人的工作。

　　就业问题还和收入消费有关。扩大消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扩大就业者的收入，扩大他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报酬的部分。这是一把双刃剑，提高收入会带来成本上升，从而降低我们的竞争能力，并且不以劳动生产率提高为基础的收入提高也相当困难。从政府补贴着手提高劳动者工资需要非常慎重，要考虑比较成本和竞争力。

　　总体而言，就业问题已经上升为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它非常复杂，从长期和短期来看都很尖锐。各个维度的讨论，包括老龄化、劳动参与率、退休年龄等，都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怎样合理建设社会安全网，使其既能起到保障作用，又能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认为，今年秋招的竞争形势非常激烈，青年失业率很难回到和过去几年平均值接近的水平。要实质性化解目前我国面临的青年就业的突出压力，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来思考：第一，与历史上我国面临的三次就业压力相比，当前的青年失业率持续飙升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情况，需要结合疫情、经济和政策环境的特点加以分析，针对性地提出应对政策；第二，需求面总量因素和结构因素是青年失业率高企的主要原因。总量方面，受疫情影响，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增长率波动水平成倍上升，从现实和预期两方面影响企业的招工需求。结构方面，防疫政策对第三产业的冲击导致服务业占比下降，互联网、房地产和教培行业加大监管，以及疫情散发和局部流行的特点，都造成了青年就业困难。

　　总体而言，最近的青年失业的压力是极为特殊的情况，它跟疫情期间我国经济增长新机制和形态的特点有关。要想实质性地化解青年失业压力，关键是要对疫情防控策略做出调整和优化，提升宏观和结构政策的增长取向和功能，充分释放我国的潜在增长能力。

　　浙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超指出，失业率的改善以及相对偏低的情况与农民工返乡有很大的关系。每年对调查失业率影响最大的变量，一个是大学生，一个是农民工，这使得每年调查失业率的季节性因素非常明显。二三月份农民工在返城找工作时，会形成“摩擦性失业”，导致调查失业率上升，之后就会回落。七八月份，随着大学生进入劳动市场，调查失业率也会阶段性上行。现在我国有2亿的灵活就业人口，非常庞大，即便经济还没有回到潜在增速，这也能够反映出调查失业率总体有所改善。

　　青年失业率比较高的根本原因在于整个教育体系以及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出现了比较大的背离。因此，首先要做好教育和就业的匹配，制定适应“十四五”重大经济产业结构变化的就业政策和教育体制。由于海外有高通胀且供应链不稳定，当前经济修复比较弱，剧烈刺激总需求可能带来高通胀的风险。如果整体调查失业率不高，通过总量政策解决结构问题，可能会导致通胀，衍生出更多的问题。

　　调查失业率目标不能简单地根据奥肯定律制定。GDP衡量的经济增长是物量的反应，而失业率更多是社会稳定的问题，只要社会稳定没有太大的问题，没有必要过度的去使用刺激变量。如果过度在短期追求需求侧政策，会面临很大的压力。

　　针对根本性地解决中国就业的核心问题，李超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第一，不能用总量政策解决结构性问题；第二，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应该有专门的方法，产业结构调整不能过于剧烈，教育体系也应该更加匹配社会的需求；第三，要重视就业相关的文化，从社会意识导向上扭转不好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