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储备系统肯定能够拒绝给予美国经济大量的货币，而没有这些货币，就不会发生大规模的通货膨胀……实际上，联邦储备系统甚至在今天也能在全国实施剧烈的通货紧缩……货币紧缩是控制通货膨胀最容易的方法———比增加税收和缩减公共开支，或比工资或物价管制，或比商品的供求控制，带来的痛苦都要小得多。

　　他在其论文的结尾处写道：“对于货币政策可能做出的贡献，我们并不乐观。在目前世界危机的状态中(1951年春)，我们应该首先依靠财政政策，其次依靠对收入和其他方面的有限控制”。

　　翻遍全文，读者将白费力气，找不出介于两者之间的实际联系，表明第二段引语中开出的处方是得自第一段引语中做出的诊断的一个站得住脚的推论。但是读者将会看到一个解释，说明一个人怎么能做出这两种陈述的解释。由于哈里斯如此彻底地混淆了预言和处方，以致很难说，他什么时候是在记录有可能去做的事，什么时候是在建议应该去做的事。他的“建议”有时候似乎只是混淆了陈述语气和祈使语气；而他的“预言”有时候似乎是一种间接手段，用以支持出于其他理由而提出的建议。

　　在我看来，经济学家在讨共政策时的作用，似乎是用“能做的事”来描述“应该做的事”，将置于一边，不去预言什么事是“上可行的”，然后建议去做这件事。因此，我不打算去详细批评哈里斯的评论。相反，我将明确而固执地阐述我自己对货币政策在当前应发挥什么适当作用的结论，然后再来考察反对这种立场的一些意见。由于不可能孤立地来谈货币政策，我对自己立场的最初阐述必将涉及广泛。

　　货币和财政措施是控制通货膨胀的唯一适当手段。直接管制———价格和工资上限、商品的限量配给、信贷数量控制———都不是控制通货膨胀的适当手段。直接管制对全面战争不仅对于像目前一样的动员阶段来说，而且对于全面战争来说，都是这样的。充其量，这类管制只是抑制了通货膨胀压力，而没有消除通货膨胀压力，就连抑制通货膨胀压力的能力也是十分有限的。直接管制除了是控制通货膨胀的软弱工具外，还阻碍生产和分配，并威胁自由货币政策社会的基础。

　　货币措施和财政措施在很大范围内可以相互替代。大量预算盈余意味着，相对宽松的银根不会带来任何通货膨胀；平衡的预算要求收紧银根以防止通货膨胀；而预算赤字，更要求收紧银根。同样，通货膨胀是紧财政政策或紧货币政策的替代品。然而，替代的可能性恐怕有限；在有非常大的盈余时，恐怕没有足够“松”的货币政策能防止货币紧缩，或是，在有非常大的赤字时，恐怕没有足够“紧”的货币政策能防止通货膨胀。

　　还不清楚，是不是有一种货币和财政措施与通货膨胀程度的“最佳”组合。然而，一种好的组合会是一个大致平衡的预算加上能够防止通货膨胀的无论哪一种伴随的货币政策。远离这种组合的政策都不可能是合适的政策。但是，当资源总量中政府使用的部分非常大，而且是反常地大时，朝着预算赤字的方向离开这个组合，更多地依赖货币政策，甚至大概就连允许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都可能是合理的。主要原因是，超过了某一点，由高利率的激励产生的从其他用途释放出的资源，将会比对肯定是粗糙的税基征更高的税产生的从其他用途释放的资源，能更好地适应个人能力，并因此而既较为公平，也较少损害激励。同样，超过了某一点，轻微通货膨胀所蕴含的税收也可以像额外加税一样对公平，并较少损害激励。然而，此刻，我们已经远离了根据这些理由能为通货膨胀辩护的那一点。

　　在当前，在目前情况下，货币政策应该专门被用来防止通货膨胀，而且必须主要采取在公开市场操作政府证券的形式，根据联邦储备系统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判断进行。这些措施只应该用于防止通货膨胀，完全不该考虑它们对政府证券利率的影响。如果预算是大致平衡的，我想，成功的反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不会使政府债券的利率升高很多；但这只是个猜测，而与合理的政策无关。利率的大幅上升只会意味着，要抑制的通货膨胀压力更大。

　　相信相机抉择的公开市场操作是处理当前紧急情况最好的货币工具，并不意味着承认它就是稳定政策的永久工具。在较为常见的情况下，这样一个政策很可能不合理，它很可能增加而不是减少不稳定性。作为一项长期改革，我愿意看到联邦储备系统现在的形式被废止，并被一个100％的储备储蓄银行系统取代，在这个系统中没有对货币数量拥有相机抉择权力的货币当局。哈里斯间接提到的证据使我相信，联邦储备系统的建立是一个错误，该系统未能促进建立它所要实现的目标。尽管目前与任何时候一样，是开始这项长期制度改革的好时机，改革却不能在一夜之间完成。我们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必须用目前的制度应付目前的紧急情况。而且，这个紧急情况的真正本质以及伴随的通货膨胀危险，使预测相对容易，极大地简化了相机抉择货币政策的(作为问题对立面的)技术问题。

　　在这里显然不可能为这一立场做详细的辩护。因此，我将集中来谈它的一个重要部分：我认为，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控制货币数量，能够也应该成为控制通货膨胀的一个主要工具。我以为，这是个要害问题，因为拒绝承认这一点，也就或明或暗地拒绝接受刚才所说立场其他部分。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为了简化，我将假设在物价不变的情况下，预算大致是平衡的。

　　首先，有可能提出来反对我的立场的一个理由是，货币政策无法执行分派给它的任务，它是无效的。但是，我认为这并非真正的反对理由———从实际情况来考虑，大家都会同意哈里斯的看法：“联邦储备系统甚至在今天就可以对全国实施严厉的通货紧缩政策。”假设联邦储备系统打算卖掉价值100亿美元的政府证券，还有与此相关联的成员银行的大约一半储备余额，通货膨胀还会继续吗？即使还在继续，它卖掉150亿美元的政府证券如何？200亿呢？显然，货币供应足够急剧的减少会使经济活动几乎停顿。如果有人回答说，不可能卖掉这么大数额。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这无异于说，用不着卖掉这么大数额就会产生通货紧缩。

　　我认为，要是把这个分析再深入一步就会发现，反对使用货币政策的真正理由采取了两种形式之一：第一，只有在货币政策是“极端”的情况下，它才可能是有效的，而且在那种情况下，它肯定就走得“太”远了，并产生了通货紧缩；第二，货币政策可以在防止通货膨胀方面有效，但要以在其他方面出现不合需要的后果为代价。

　　第一个反对理由的本质是，货币政策的效果中有某种不连续性———和缓的措施不够劲，极端的措施太过头，没有任何中间道路。这种不连续性是什么呢？如果联邦储备系统卖掉100亿美元的证券是太多了，就没有什么小点儿的数额可以正合适吗？我认为，人们肯定同意，是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因为，我们怎么能肯定就能找到这个数额呢？这个重要的不连续性难道不会是在错误的结果中吗？如果在不可避免的反复试验过程中，出现了太多的错误，这难道不会引起能产生明显的累积性变化的各种预期吗？而这些预期只能用反方向的、易于犯同样错误的“极端”措施来抵消。我非常赞同这类论点；其实，这正是我极端反对在“平常”时期实行相机抉择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的部分理由。但是在我看来，它并不是在目前情况下站得住的反对理由。因为正是在目前的情况下，“错误”最不可能引起造成强烈不稳定的预期。实际上可以肯定，政府开支在今后会更大，而且人们广泛认识到“政府过去所有的大规模开支项目都伴随着通货膨胀”，在我看来，这两点是防止出现通货紧缩预期的足够保证。在朝鲜战争爆发时，联邦储备系统大肆销售政府证券会可能造成广泛的通货紧缩预期，连此后的购买也不能克服这种预期，这真的是可以想象的吗？再者，这种反对意见也同样适用于任何有效的反通货膨胀手段，包括财政措施和直接管制，因为这种反对意见指望的不是政策的不可逆转性，而是预期的不可逆转性。

　　第二个论点说的是，货币政策可以防止通货膨胀，但必然以不合需要的后果为代价，该论点会随着人们认为哪些后果不合需要而变化。有一类这种后果可以立即被处理掉，即那些防止通货膨胀的办法内在固有的后果。如果出现这类后果被认为不合需要，正确的结论就是，应该允许出现通货膨胀，而不是说，货币政策是不合需要的防通胀手段。例如，哈里斯说：“动用货币之斧可以干预产出的增长”，从上下文中看，他暗中把增长归结为通货膨胀本身。不管他的论点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它同样适用于任何其他防通胀方法。认真想一想，它赞成允许有限度的通货膨胀。而问题依然是，用什么方法可以使通货膨胀保持在这个限度内。

　　更一般地说，通货膨胀是这样一种情况：消费者、企业和政府机构都想要买进更多的实际商品数量，这个数量超过了可供销售的商品量。如果没有其他办法，只能走通货膨胀这一条路，有些潜在买主的希望就会落空。因此，没有人会反对一种让某些经济单位希望落空的防通胀手段，必须这么做。有效的反对意见要么是，让不该受阻的单位(或更准确地说，实际开支)受阻了；要么是，那些单位以不必要的方式受阻了。

　　我认为，我们最好能将这种反对意见的有效成分剥离出来，而去探索货币政策能阻止开支从而防止通货膨胀的渠道。这个过程可以用两种不同的语言进行描述——数量理论的语言和凯恩斯主义的分析语言。由于反对给货币政策分派重要任务的人和喜欢使用凯恩斯主义语言的人高度相关，我自己也将使用凯恩斯主义的语言，尽管有人怀疑，就这个问题而言，使用这种语言是否更富有成效。

　　联邦储备系统在像目前的情况下(银行几乎没有多余储备)在公开市场上销售政府证券，往往会减少公众手中的货币总量。这反过来又会提高“现行”利率。对利率的数量影响将取决于货币持有者用债券替代货币的意愿，即取决于流动性偏好。与利率有关的流动性偏好表越是有弹性，政府债券某次销售所能推高的利率幅度就越小。但是显然会有一定升高；或者换句话说，无论流动性偏好函数在目前的位置有多大弹性，它在哪儿都不会有无限弹性，因此总是会有一定数量的销售会推高利率。

　　仅仅是用债券替代货币这件事本身并不重要：人们持有什么样的资产无关紧要，除非他们的或其他人的(开销)行为，受到他们持有资产的影响。如果在证券价格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他们愿意将一种资产换成另一种资产，那就表明，他们对持有什么无所谓。

　　实际上，证券的价格必须降低，以使他们愿意持有更多证券，这意味着，他们并非无所谓。因此公开市场销售，只有在影响了“利率”时，才可以说是防止了通货膨胀。

　　当然，“利率”是个复杂概念，全面分析就要求详细说明这个概念。而在这里，只要指出以下一点就够了：利率代表了使控制资本变得更为昂贵或更为困难的任何事情。银行或其他放贷人规定的名义利率可能没变，但是他们愿意放出的“条件”可以提高；有点令人遗憾的是，可以有所谓的“资本配给”。因此，我认为，在先前利率水平上获得的可能性减少了，就等于提高了“利率”。

　　利率提高往往会减少想要进行的“投资”；就是说，会减少个人或企业想要买来增加其资本货物存量或替代已消耗掉或卖出的物品的商品数量。在这个背景下的投资不仅包括对厂房和设备的开支，还包括对存货和在制品的企业开支，以及消费者对耐用消费品和住房的开支。减少了多少投资，当然取决于投资需求的利息弹性。利率的上升也将以两种方式减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消费倾向)。首先，它将使“存款”更具吸引力。其次，利率的上升往往会减少现有收入流的资本价值，并由此降低财富—收入比，可以料到，这反过来会使人们更渴望增加财富。

　　因此，利率的上升往往会减少投资和消费两方面想要进行的开支，由此消除了“通货膨胀缺口”。那么，在有通货膨胀压力的时期，利率将必须升高多少呢？这首先取决于压力的程度，也就是，肯定被抑制了的尝试开支量；其次取决于对应着利率的相关投资表和消费表的弹性，即开支能被阻止的难易程度。注意，不能完全依赖流动性偏好函数本身的弹性，它只能决定必须减少货币存量的多少数量，才能产生必要的利率上升。还要注意，断言相关的投资表和消费表对利率完全无弹性，因此不存在将会消除通货膨胀压力的利率上升，那就等于是说，依靠公开市场操作不能减少货币数量，无论多大数量，而减少货币数量将能防止通货膨胀性的价格上涨。最后还要注意，要求利率大幅度上升的情况，也是将会迫使任何其他防通胀手段走得很远的情况，因为有必要阻止相对大量的想要进行的开销，而阻止那些开支将会遇到巨大阻力。

　　即使资本市场是“完善”的，想要进行的开支也会依据私人利益而必然减少；但私人利益可能不符合公共利益。这是反对价格制度的一般意见的特殊形式，显然不可能在这里进行讨论。所以，我只是表示不同意，并提示，公共利益也像私人利益一样，可以用为商品出的价来表示。

　　资本市场实际上是不完善的。因此，尝想要进行的开支的减少会被不恰当地分配。有着大量流动资源、与银行有良好关系的人和单位，将会受到偏袒。这种反对意见是必须同意的。只要市场是不完善的，对于由此造成的资源分配，就无话可说。然而，我自己的判断是，市场的不完善并不是意义非常重大的。或许更重要的是，必须把市场的不完善与阻碍想要进行的开支的各种方法做一番比较。我认为，迄今提出的各种方法都是非常不完善的，甚至会导致对资源最佳分配更大的偏离。

　　高利率给“国库”带来了预算负担。这一直被当作最为重要和最为明确的理由来反对采取有效的货币措施。否则，它简直就不值一提，因为它实际上的重要性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显然，支付政府债务的利率就其本身来说并非是一个目标，必须用其后果来判断它。允许通货膨胀或征收更重的税可以得到较低的利率，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政府利息的支付水平是在选择想要的通货膨胀程度时或在还是选择想要的财政政策时，最不重要的考虑之一。

　　利率 “现在”的上升将会使以后的利率很难降低，而低利率在以后防止“滞胀”时会是必需的。暂且将“滞胀”的意义或它将是危险的可能性完全搁置一边，人们也应该注意到，这个论点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假设投资市场自始至终是自由的，那么，当滞胀的威胁不是“低”利率而是“更低的”利率时，需要做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后来的刺激就不会来自“低”利率，而会来自用作“高”利率替身的对投资或消费威慑的取缔。

　　公开市场操作必会产生的利率升高，将会“扰乱”证券市场；它将产生“混乱”，或具有“不稳定效应”，等等。我必须承认，我看不懂这种论点，除非说，这就是前面提到的那种不连续性论点的一个翻版。在我看来，“被扰乱的”市场正是我们所想要的，也就是说，这个市场中，人们甭想用没有实物商品与之相匹配的开支得到资本。

　　最后，利率上升改变了财富与收入的关系。据说，必须阻止的想要进行的开支大概有100亿美元；全部的国民财富总共为10000亿美元。干嘛要动用这么大一笔钱去实现所需的那么一点减少呢，杀鸡焉用宰牛刀？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借以堵住这些开支的一个办法，肯定是改变财富—收入比。因此，对财富—收入比的干扰会分摊到必须抑制的开支量上。若开支量被认为不大，那么对财富—收入比的干扰也无须大。

　　大概还有其他货币紧缩的后果，被认为是不合需要或不必要的，而且可以用另外的经济政策来避免。如果是这样，货币政策的反对者就有责任准确地指出，那些后果是什么，以及如何能够避免。就我所知，他们至今还没有这么做；他们倒是往往用含糊的提出警告的措词来逃避困境。这类内容，正如我已经在刚刚列举出的这六点中给出的这些措词，看来都不是对大力使用货币政策非常严峻的反对意见。

　　货币与财政政策的适当组合，能够也应该被用来防止通货膨胀。这样一个组合会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大致均衡的预算，一是为防止民用开支造成通货膨胀所必需的无论多松或多紧的货币水平。在我们的货币和银行结构进行长期改革以前，应该通过公开市场买卖政府证券实施货币控制，专门用于防止通货膨胀。这类公开市场操作应该保留，而不管它们对政府证券或其他证券利率的影响。这样一种政策能够防止自朝鲜战争爆发以来我们就在经历着的那种通货膨胀，也能够防止任何进一步的通货膨胀。

　　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通货膨胀影响的一个绝佳概括说：“一大堆流行的疗法徒劳地妄想治愈当前的各种弊病，而这些疗法本身——补贴、价格和房租固定不变、打击奸商，还有暴利税——最终都变成了那些弊病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避开这些“疗法”现在成了赞成采取货币政策的最为重要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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