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二五”时期，中国在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创新驱动、建设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优化和扩大对外贸易与投资、坚持推进改革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些成绩为中国在新常态下实现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未来的经济前景与“十三五”规划密切相关。在“十三五”时期，中国保持不低于6.5%左右的年均增速的目标，既是在2020年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所必要的，也比较符合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特点；同时,必须进一步发挥好消费、投资、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协调拉动,而劳动、资本投入和效率提高是决定中长期经济发展的关键。

　　2016年中国将开始实施“第十三个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2015年是中国“十二五”时期的最后一年。讨论中国经济的现状，首先应该分析“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怎样的成绩，这是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始终处于深度调整之中，复苏进程曲折艰难。面对比以往更加复杂混沌的情况，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注意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并重，发挥规划的综合导向作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重要作用、投资消费促进政策的关键作用，保障了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第一，增长速度领先全球主要经济体。“十二五”前四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0%。总体上看，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看起来比以前有所放缓，但这是在很高基数上实现的增长，而且是质量效益稳步提高的增长。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较，中国仍然处于绝对领跑者地位。2015年前三个季度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了6.9%的增长速度，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30%。这说明，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

　　第二，经济结构逐步优化升级。从要素结构看，由以前主要依靠劳动力数量和资本存量增长来驱动经济增长，正在逐步转变为主要依靠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本增长来驱动经济增长。从需求结构看，由以前主要依靠投资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逐步转变为主要依靠消费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2014年消费率提高到51.2%，消费需求对增长的贡献率提高到50.2%。从供给结构看，由以前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逐步转变为主要依靠服务业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2014年服务业对增长的贡献率提高到48.9%。

　　第三，综合国力稳居全球第一阵营。从经济实力看，2014年中国GDP总量为10.4万亿美元，占全球比例为13.4%，牢牢占据世界第二位。从产业竞争力看，2014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制造业产值份额上升至25%，自2010年起稳居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之位。从科技实力看，科技经费投入规模居世界第二位，科技人员规模居世界第一位。从设施看，高速铁路营业里程、高速公路通车里程、4G网络规模、互联网用户规模均居世界第一位。从国际竞争力看，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自2013年起稳居世界第一位，2014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首次居世界第一位，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自2012年起稳居世界第三位。

　　“十二五”以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完善受到高度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政府一切工作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十二五”特别是以来，中国坚持把增长建立在就业基本稳定、收入同步增长的基础上，不断健全以基本公共服务为核心的民生保障制度，多措并举增投入、补短板、兜底线、织密网，将财政用于民生的比例稳定在70%以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增进。新时期促进就业创业的政策体系初步形成，城乡就业比较充分，就业质量逐步提高。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5%，快于8.0%的GDP增速，收入差距逐渐缩小。首次明确提出基本公共教育、劳动就业服务、社会保险等9领域44类80项服务项目，基本与非基本的政府职能边界得以明晰，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继续提升。

　　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是中国长时期的战略任务。现代产业体系是保证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基础。“十二五”以来，中国产业重大结构性问题得到改善，新的增长动能逐步形成，新旧动力有序转换，长期发展后劲持续增强。

　　第一，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高。中国毫不放松地抓好粮食生产，2014年粮食产量达到1.2万亿斤，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个“十一连增”；2015年夏粮增收，秋粮增产可期，全年有望实现“十二连增”。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得到提高，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占比超过52%，主要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盖。农村土地流转率提高到30%，家庭经营、集体经营、企业经营等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的格局初步形成。

　　第二，工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制造业是国家间经济角力和竞争的主战场，彰显着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近年来，中国一手抓淘汰落后，积极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一手抓转型升级，改善品质质量，取得了良好成效。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智能制造开始兴起，成为制造业的新生力量。一批拥有自主品牌和核心技术的企业脱颖而出，带动了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基础零部件水平提高，拉动了产业整体素质提升。

　　第三，服务业发展保持良好势头。2014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提高到48.2%，2015年上半年进一步提高到49.5%，自2012年起超过二产。服务业成为经济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在企业越来越依靠服务维持市场地位、产业越来越趋向服务引领制造的新趋势下，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有效供给不足、质量不高的问题有所改善。

　　第四，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由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催生的新兴产业大量涌现，经济新增长点生机显现。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7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快速扩大，占工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提高到14.8%。海洋生物医药、海洋电力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

　　近年来，中国提出了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并出台了扶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体系，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带动全面创新，以健全教育体系培养人才，以打造人才队伍支撑创新，推动产业链、创新链、教育链、人才链的有机衔接，促进经济发展更多地依靠创新驱动。

　　第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初步建立“双创”扶持政策体系，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等“双创”支撑平台快速发展，市场主体开办新企业、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的速度加快。依托国内互联网规模优势和应用优势、活跃的互联网经济，以及快速成长的互联网骨干企业，各行各业商业模式创新层出不穷，线上与线下结合的“双创”活动迅猛发展。

　　第二，科技创新正在成为发展内生动力。科技创新投入大幅增长，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科技成果产出持续扩大，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4.85件，突破一批核心关键共性技术，特别是探月工程、卫星应用等重大科研项目取得新突破。

　　第三，教育普及程度全面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持续提高，自2012年起稳定在4%以上。各级各类教育全面发展，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70.5%，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2.6%，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86.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7.5%，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规模日益扩大。

　　第四，人才队伍不断壮大。科技领军人才、企业家人才、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规模快速扩大，科技人才规模位居世界第一。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作用逐渐增强，人才流动制度障碍逐步破除。保障人才以知识、技术、管理、技能等创新要素参与利益分配，以市场价值回报人才价值。

　　新型城镇化是消费需求的倍增器、投资需求的加速器，是稳增长与调结构的黄金结合点。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以来，特别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出台后，国家围绕与新型城镇化相关的人、地、钱等多个领域，出台了一批重大政策文件，启动了2个省和62个城市（镇）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城镇化进入了速度与质量同步提升的新阶段。2015年，围绕解决好“3个1亿人”问题，重点实施了“一融双新”工程。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加快，24个省份出台户籍制度改革方案，2014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54.8%，以城镇为主的人口分布格局已经形成。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三大城市群继续发挥引领作用，成渝、长江中游等中西部城市群加快发展。

　　资源环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紧的约束、最矮的短板。以来，国家实施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形成了改革和政策组合拳。这些举措彰显着这样的理念：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是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使发展建立在资源能支撑、环境能容纳、生态受保护的基础上，使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生态文明建设不是局限于种草种树、末端治理，而是发展理念、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涉及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与生产力布局、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紧密相关，是一项全面系统的工程，是一场全方位的绿色变革。

　　“十二五”以来特别是以来，中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打造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方的对外经济走廊，努力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特别是，习总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把“一带一路”战略作为开放的总抓手和新引擎，助推了外向型经济水平稳步提升。

　　第一，对外贸易结构持续优化。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稳定出口、增加进口，努力保持中国的国际市场份额。2014年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4.3万亿美元。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明显提升，初级产品出口额占比下降到4.8%。贸易主体格局更趋合理，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比下降到46.5%，民营企业进出口额占比提高到36.4%。

　　第二，对外资的吸引力持续保持。坚持“三个不会变”：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2014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196亿美元，首次居世界第一位。2015年前8个月，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数同比增长10.7%，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之一。

　　第三，对外投资全球配置。中国资产全球配置速度加快，国内资源短缺得到有效弥补，境外盈利能力得到增强。2011—2015年上半年，对外直接投资累计达到4466亿美元。李克强总理曾说，加快中国装备走出去和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有利于形成优进优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使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在更高层次上深度融合。几年来，通过投资建厂，建设基础设施、产业聚集区等多种方式，积极与相关国家开展产能合作，合作国数量达到17个，形成了更加均衡普惠的全球产业链。

　　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源。“十二五”以来，中国坚持改革方向不动摇，行政、财税、金融、价格、投资、国企、科技、开放、城乡、民生领域改革取得新进展。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一批带有顶层设计性质的改革方案相继出台，一批具有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的改革举措陆续推出，一些多年想改未改的重要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为经济社会发展释放了大量制度红利。抓住经济体制改革这个“牛鼻子”，可以促进其他领域深层次矛盾的化解，促进其他领域改革的协同深化。“十二五”以来，一方面，从更大的广度和深度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另一方面，更好地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

　　从国际经济环境来看，目前世界经济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2015年世界经济增速可能会略有回升，但总体复苏疲弱态势难有明显改观，国际金融市场难以平静，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剧烈，地缘等非经济因素影响加大。世界经济格局中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很多，争取趋利避害、顺势而为，防范各类风险的难度有增无减。

　　从国内宏观经济来看，自2013年以来，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多重困难和挑战相互交织。2015年上半年全国GDP增长速度和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分别为7.0%和6.3%，与2013年和2014年相比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减慢。

　　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投资增长乏力”。2014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为50.2万亿元，同比增长15.7%，这一增速是从2002年来最低的。2015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11.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5%），投资增速在继续下降。

　　二是“新的消费热点不多”。2014年社会商品零售额名义增长12%，实际增长10.9%，消费增速有所减缓，与2013年相比，分别下降了1个和0.6个百分点。2015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0.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5%），增速继续回落。目前中国消费模式正在从过去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阶段转化，在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方面，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三是“国际市场没有大的起色”。2014年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加强，预计2014年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在15%左右，创2008年以来最高水平。但是进出口增速不仅明显低于经济增长速度，而且与上年相比均有较大幅度下降。以人民币计价，2014年进出口总额增长2.6%，增幅比上年下降了5.3个百分点；出口增长4.9%，增幅下降了3个百分点；进口增长0.6%，增幅下降了6.7个百分点。2015年上半年，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6.9%。其中，出口增长0.9%；进口下降15.5%。另一方面，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针对中国企业的调查数量依然较多。2014年共有22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贸易救济调查案97起，涉案金额104.9亿美元。正如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所说，“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外部环境趋紧和国内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相互叠加，中国产品遭遇国外贸易救济调查的案件数量将继续保持高位”。宏观经济在投资、消费和外需方面存在的一些亟待克服的问题，集中表现为经济下行压力。

　　在财政方面，主要受工业生产、消费、投资、进出口、企业利润等指标增幅均不同程度回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持续下降，房地产市场调整，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扩大等因素影响，各级财政收入增速普遍下降。2014年中国一般公共财政收入140350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8.6%，增速比2012年和2013年分别回落4.3个和1.6个百分点，为多年来的新低，近23年以来财政收入增速首次跌破两位数。受楼市不景气拖累，2014年地方政府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增速大幅放缓。2014年地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42606亿元，同比增长3.2%，增速比上年下降41.4个百分点。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减收、刚性增支、偿还政府性债务等问题的财政压力十分巨大。

　　在金融方面，2014年国际金融形势的复杂性较往年有增无减，国内存在结构调整和产能过剩尚待化解等问题，金融领域风险隐患必需高度重视。中国经济要实现平稳发展，需要货币政策灵活应对，增强前瞻性和针对性，适时适度预调微调，难度较大。从货币供需状况看，一方面，2014年M2（广义货币）余额122.84万亿元，增长12.2%。由于外汇占款明显减少等多方面原因，货币供给增长较上年增速下降了1.4个百分点，增量也低于有关方面的预期。不仅实体经济仍然感觉难、融资难，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经济活跃度不足。另一方面，社会融资存量扩张较快，初步统计，2014年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是2002年末的8.27倍，年均增长19.3%，比同期人民币增速高2.7个百分点；同期名义GDP的比率为193%，比2002年高69.6个百分点，形成潜在的金融风险。面对这一情况，更需要密切监测房地产市场和影子银行，增加地方政府债务的透明度，认真防范和积极化解潜在金融风险。

　　在微观运行方面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工业产品价格持续下降，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当前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消费者价格指数与生产者价格指数的“剪刀差”进一步扩大，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升趋于平稳的同时，到2015年10月底，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已经连续44个月同比负增长。在工业产品价格持续下降的同时，生产要素成本却在上升，特别是劳动力成本明显上升。2014年全国共有23个省份公布了企业工资指导线％左右。大多数省、市自治区较大幅度调高了最低工资标准。以京津沪为例，北京最低工资标准由每月1400元调整为156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由15.2元提高到16.9元；天津最低工资标准由每月1500元调整为168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由15元调整为16.8元；上海最低工资标准由每月1620元调整为182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由14元增至17元。企业主要生产要素成本的上涨，会挤压企业盈利空间，生产经营困难的企业会增多。

　　二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近年来，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措施越来越多，力度逐步增强，受惠面有所扩大。但很多小微企业反映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依然存在。存在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于政策落实方面存在的障碍：就银行方面而言，其一是商业银行受制于存贷比等限制，在存贷比约束下，银行揽储难度加大，特别是在吸收存款上不占优势的中小股份制银行融资难度更大，成本难以降低。其二是规模被过度管控。规模的过度管控直接限制了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小商业银行小微的投放力度，难以满足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就小微企业方面而言。一是信用不足导致难。传统的信用评级是基于财务数据，而小企业一般没有财务数据积累，很难获得较高的信用评级，所以难以获得信用放款。二是融资性担保难、担保贵。很多中小企业因为资产少、抵押物少，如果没有担保公司担保，很难从银行贷到款。三是企业融资链条长。小微企业能够用于抵押的财产非常有限，经常只能借助担保公司或者第三方担保，拉长了链条，同时融资成本大幅度提高。加之银行与中小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使得银行顾虑重重，增加了小微企业融资难度。

　　在经济结构方面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发展方式比较粗放，创新能力不足，产能过剩问题突出”。产能过剩是发展方式粗放、过度依赖投资和外需、经济结构失调的产物。国际金融危机后产能过剩矛盾日益突出，是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根源之一。近几年由于内外需不足，消化过剩产能明显缺乏动力。不仅许多传统产业中产能过剩矛盾尤甚，而且一些新兴产业也出现了产能过剩现象。从产业领域来看，重化工业曾主导过去十年的产能扩张，也是当前产能过剩的重点领域。从地区结构来看，东部地区的产能利用率受外需大幅萎缩的影响较大，出口企业产能过剩较严重影响了总体产能利用水平。受危机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的影响，西部地区的很多资源型、重化工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也在下降。产能过剩给宏观经济稳定运行带来一系列问题：首先，产能过剩制约了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加大了经济下行压力。其次，产能过剩加剧会给宏观经济带来通货紧缩风险。最后，产能过剩行业杠杆率持续上升加大了相关行业的债务风险。产能过剩行业资金链断裂甚至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近来时有爆出的信用债项目的兑付危机、违约风险，有很多都涉及产能过剩行业。

　　二是“农业基础薄弱”。近年来农业生产成本快速上升，特别是生产性服务费用支出年均增幅达到8%~9%，对农产品成本的上涨推动力很大。国家发改委曾对2013年四大粮食品种的收益成本做过调查分析，亩均产值增长0.2%，而费用增长了4%，使得亩均收益同比下降了2.4%。另外，2014年国际市场上大宗农产品价格持续下降，中国农产品进口继续增长，使得农业生产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国内农产品价格倒挂压力。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天花板下压，国内农业生产成本底板上挤，农业生产空间越来越小，生存越来越困难。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首先让人感受深刻的是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甚至超高速转变为中高速。确实，过去5年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由2010年的10.4%逐步下降到2014年的7.4%。2015年上半年增速进一步减慢到7%，如何看待这种增长速度的变化？

　　经济增长从高速到中高速的转变，有利于中国经济迈上中高端水平和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的新台阶。首先，中高速增长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济实力与大国地位严重不相称，经济发展水平严重落后于世界水平，甚至国民经济一度濒临崩溃的边缘。不把经济搞上去，其他事情都谈不上。因此，改革开放的首要任务是加快发展经济。在改革开放的前30多年，中国经济保持年均9.7%左右的高速增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但与此同时，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问题日益突出，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脱节的现象日趋严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日益明显。如果继续沿袭粗放增长方式，盲目追求高增长速度，不仅会损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而且会阻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中高速增长则给经济发展留下较大的调整空间和回旋余地，有利于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其次，中高速增长有利于继续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态势。中国经济体量已经非常庞大，2014年中国GDP总量达到63.6万亿元，1个百分点的增长就意味着6000多亿元的新增产出。如此庞大的经济体量，继续保持高速、超高速增长不仅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初期曾有过较快增长阶段，以后便在经济波动中减慢下来。20世纪一些新兴经济体利用后发优势，实现高速增长，但最多持续10年左右。中国持续3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创造了独一无二的世界奇迹。随着经济体量的不断扩大，经济增长速度逐步减缓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在已具备较为雄厚的物质实力、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多项重要产品生产能力位居世界前列、产业门类比较齐全、各项基础设施日趋完善、抵御各种冲击能力明显提高的情况下，中高速增长完全能够继续保持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的良好态势。

　　最后，中高速增长可以保障就业。在宏观调控诸目标中，国家已经把就业放在首位，高度重视保障和扩大就业。过去几年，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但新增就业岗位逐年增加。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速的就业弹性有所提高，已经不需要太高的经济增速就可以实现就业预期目标。另一方面，中国三次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的比重加快上升，服务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高于工业，也进一步为保障就业创造了条件。

　　近几年，在中国经济增长从高速向中高速转变的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要成就，为在新常态下实现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奠定了坚实基础。本文的第一部分已经对“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在宏观经济方面、在经济结构方面、在微观经济效益方面、在资源环境方面，以及在人民生活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绩进行了描述。在当前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能取得这份亮点频现的优异成绩单，实现增长减速而经济社会发展不减速，有力证明了认识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重要意义。

　　在这些可量化表述的成绩背后，还有两方面的成绩可圈可点。第一，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与方式。在应对国内外纷繁复杂的各种问题中，特别是面对两年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态势，中国没有采取短期强刺激措施，而是积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牢牢把握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上下限，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注重定向调控、精准发力，有效降低宏观调控成本。宏观调控通过促改革激发发展动力，通过调结构增强发展活力，通过惠民生挖掘发展潜力，保证了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和可持续。第二，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审批。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本届政府从自身改起，把加快转变职能、简政放权作为第一件大事。截至2014年底，已经减少1/3的行政审批事项，为引领新常态提供了制度保障，调动了社会大众的创新潜力，激发了经济社会发展活力。

　　引领新常态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较之原来注重增长速度的经济发展模式，新常态要求经济社会多目标协调平衡发展，更加注重通过结构调整和创新驱动实现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更加注重扩大就业、社会和谐和改善人民生活，更加注重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勇于担当、攻坚克难，敢于直面前进中的困难和挑战。

　　坚持发展，主动作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必须看到，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目前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需要化解前进中的各种矛盾和风险。没有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一切都是空谈。经济发展新常态不是不要经济增长速度，而是要能够实现比较充分就业的增长速度，要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投资回报率、资源配置效率为支撑的增长速度，要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在经济下行压力大的形势下，应保持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特别是注意控制投资增速过度下滑。从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来看，经济结构的增量调整要靠投资实现，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最终也要体现在形成投资上。当前，在继续发挥消费推动经济发展基础作用的同时，应注意发挥合理和有效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解决好调优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的问题。

　　坚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和激发经济社会活力，是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内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之所以能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力得到巨大解放，靠的就是改革。面对前进中的各种困难和挑战，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各项既定目标。当前，在着力推进财税金融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价格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特别应着力深化国企国资改革，因为国企国资改革不仅关乎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而且关乎整个实体经济的活力、效率和前景。

　　稳定和完善宏观调控。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主动性、稳定性和连续性尤为重要。经济波动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现象，只要波动在合理可控范围内，就要保持平常心。应认真分析和正确对待经济运行中的长期趋势因素和短期波动因素，既要尊重和引导长期趋势，也要善于利用有利的短期因素、克服不利的短期因素。应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加强预调微调和定向调控，通过激发微观活力和提高创新驱动发展水平促进宏观经济稳定。

　　提高政府工作水平。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政府工作来讲，一方面应倡俭治奢、强化服务、依法行政，创造性地履行职责；另一方面应坚决反对和治理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的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现象。公开曝光和严肃处理那些在其位不谋其政、该办的事不办、“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人。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展望中国经济前景，必须关注“十三五”规划。与前面的五年规划相比较，“十三五”具有较为特殊的特点。一是它的起点面临明显的经济下行压力，以及国际环境复苏举步维艰的外部条件。起步就面临较大的困难和更为严峻的挑战。二是规划期间面临“三期叠加”困难，较少具备以前五年规(计)划那样的惯性趋势，需要强力转向的挑战明显多。三是规划期结束时要完成的任务目标崇高伟大——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从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排位的名次上升速度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步伐确实不同凡响：1990年中国居世界经济第10位，1995年超过巴西、西班牙、加拿大上升到第7位，2000年超过意大利居世界第6位，2005年超过法国和英国居世界第4位，2007年超过德国居世界第3位，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十二五”期间，预计中国经济年均增长近8%，不仅高于同期世界2.5%左右的年均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也名列前茅。就宏观经济总量来说，必要的增长速度是中国在较短的时期内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重要原因。

　　“”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十三五”规划必须紧紧围绕实现这个奋斗目标来制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一个既强调增长质量，又有增长数量要求的目标。与以前的五年规划相比，“十三五”期间宏观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的设定区间明显的缩小了。以前的五年规划中年均增速可在1~2个百分点的区间内设定，既可以为了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把增速目标定得略高些，也可以为了留有较充分的余地将增速目标定得略低些。而在“十三五”期间，一方面，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由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年均增速逐步减缓到7%左右；另一方面从“十二五”规划的执行情况来看，为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翻番数量目标，“十三五”期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速度需要保持在不低于6.5%左右的水平上，给GDP增速设定留出的余地并不多，可供选择的区间只有0.5百分点。保持不低于6.5%左右的年均增速的目标，既是在2020年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所必要的，也比较符合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特点，经过努力可以有把握实现。

　　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在“十三五”之初，面临着稳增长难度加大的复杂局面。近几年，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增长速度换挡期，因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然出现的结构调整阵痛期，以及为化解多年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而必经的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形成的“三期叠加”，成为我们在“十三五”开局之时 必须面对和进一步化解的问题。“三期叠加”问题的存在既是我们面对的挑战，也为如何开好“十三五”之局梳理了思路、厘清了方向。

　　消费、投资、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十三五”期间如何认识这三驾马车的动力问题？首先要搞清两件事，一是它们各自的作用；二是它们各自的特点。之所以要分析消费、投资、净出口的作用，是因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原有粗放式的增长模式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解决国内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的根本举措，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针对以前经济增长过多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造成经济结构的失调，中央多次明确提出，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这些年来，我们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消费对增长的拉动作用日益上升，“三驾马车”协调拉动增长的格局日益明显。

　　“十三五”期间，为了实现宏观经济的中高速增长，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必须进一步发挥好消费、投资、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协调拉动。其中，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无论是从应对当前挑战的实际需要出发，还是从长远发展的根本目的看，都必须把扩大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放到扩大内需更加突出的位置。中国消费潜力巨大，但还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在实际工作中，扩大投资的办法较多，扩大消费的办法较少，这种状况必须扭转。要完善鼓励居民合理消费的财税、信贷等政策，着力改善消费环境，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尤其要增强居民消费能力。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同样不容忽视。必须认识到，在现代社会中，单纯依靠消费拉动是不可能实现必要的中高速增长的。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虽然已位居世界第二，但是人均GDP仍然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仍面临着追赶发达国家的艰巨任务，必须保持必要的投资增长。此外，消费的拉动作用与投资的拉动作用是紧密相连的，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必须通过投资的增长来实现。只有最终能形成投资、导致投资增长的消费，才是真正有效拉动经济增长的消费。在“十三五”期间的投资工作方面，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解决好“投多少”、“投到哪”和“谁来投”的问题，充分发挥好投资对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作用。

　　关于消费、投资、净出口在经济“新常态”下的特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了很充分的科学分析：在消费需求方面，中国的消费从过去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向现在个性化、多样化消费特征转变。在投资需求方面，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投资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在出口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中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中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我们要准确把握新常态下消费、投资、净出口的新特点，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

　　在供给侧分析中，效率是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效率决定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主要是他们经济效率相对较高。在当前所处的条件下，“十三五”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需要从多方面入手和综合施策。

　　创新包括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体制创新等诸多方面。创新对经济的推动作用，首先表现在极大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通过质量和效率的提高进而实现经济总量的增长和社会进步。当前中国的创新能力不足，远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我们必须把建立创新型国家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坚实基础。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就是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激发全民族创新精神，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

　　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还需要做好以下各方面的工作。一是更积极主动地调整经济结构，只有经济结构合理，才有有效率的增长。二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发挥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这是保证效率的根本，特别是在保持稳定经济增长方面。三是不断调整和改善收入分配结构，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从增长中得到更多实惠，同时控制不同阶层收入差距扩大，实现共同富裕。此外，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力度，实现可持续增长，在更广泛义的意义上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效率。

　　[1] 国家统计局.新常态新战略新发展——“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斐然[EB/OL].

　　[5] 国务院研究室编写组.十二届全国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国言实出版社，2015年.

　　China Economist （中文刊名：《中国经济学人》）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主办的面向全球发行的中英文学术期刊。China Economist创刊于2006年3月，始终致力于向全球传递中国经济学与管理学最前沿研究进展，搭建中外学者相互交流的学术平台和研究阵地，向全世界宣传能够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诉求的研究成果，促进国外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不断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中国经济学人》先后被EconLit、EBSCO、ProQuest、SCOPUS等全球主流、权威数据库及索引系统收录，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是“代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英文刊最高水平”的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