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宏观经济蓝皮书：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20～2021）》。

　　本年度“宏观经济蓝皮书”分为两个部分，总报告回顾了2020～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的经验事实，随着中国GDP不断增长，以城市人口聚集推动的服务业和消费比重不断上升，服务业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新引擎，逐步替代增长靠工业、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物质生产模式；第二部分为区域经济发展前景报告，通过对中国各省区市可持续发展情况和发展前景进行分析，得出了中国30个省区市的发展前景和各一级指标经济增长、增长潜力、政府效率、人民生活和环境质量的指数、分级和排名情况，并进行影响因素、雷达图等相关分析。

　　受2020年同期低基数以及境内疫情零星散发、寒冬和就地过年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中国经济2021年第一季度实现了同比增长18.3%，较2020年第四季度环比增长0.6%，比2019年同期增长10.3%，两年平均增速为5.0%。

　　从需求方面看，第一季度最终消费复苏势头总体偏弱。受疫情在年初零星散发等因素影响，1月、2月国内最终消费恢复较慢，这拉低了第一季度消费的增速，但随着境内本土新增病例趋零，3月消费复苏态势开始由弱转强，后续变化仍有待观察。2021年第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累计实际同比增长17.6%，与2019年同期相比，两年平均增速为1.4%，低于GDP两年平均增速。1～2月累计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2019年同期相比，两年平均增长3.1%，低于GDP两年平均增速；3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2019年同期相比，两年平均增速回升到6.3%，已快于GDP两年平均增速。其中，1～2月累计餐饮业销售收入，与2019年同期相比，两年平均下降2.0%，3月转为1.0%的正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方面，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基建投资增速恢复较好，快于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而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恢复则较慢，慢于整体增速。2021年第一季度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部分）同比增长25.6%，与2019年同期相比，两年平均增长2.7%；其中，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9.8%，两年平均增长-1.5%（疫情前两年平均增长4.2%），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25.6%，两年平均增长7.7%（疫情前两年平均增长10.4%），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同比增长26.8%，两年平均增长3.0%（疫情前两年平均增长5.6%）。

　　2021年第一季度，出口增长态势总体仍较强劲，但3月出口增速较1～2月有所放缓，进口受价格因素影响，增速较1～2月有所提高。第一季度，以美元计价的进出口同比增长38.6%，与2019年同期相比，两年平均增长12.5%。其中，出口金额同比增长49.0%，两年平均增长13.5%，分别低于1～2月出口累计同比增速60.6%和两年平均增速15.2%；进口金额同比增长28.0%，与2019年相比，两年平均增长11.3%，分别高于1～2月进口累计同比增速22.4%和两年平均增速8.3%。贸易顺差增速较1～2月有所下降。

　　从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来看，2021年第一季度，最终消费、资本形成、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63.4%、24.5%和12.2%，已基本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消费发挥了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在政策逐步走向正常化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将成为决定经济恢复进程的关键性因素。

　　在境内疫情防控形势趋好、疫苗接种速度加快的情况下，消费增速有可能会加快恢复。中国经济在2020年率先实现复苏，以及2021年经济复苏内生动力的加强迹象，可能会促使政策进一步回归正常化。疫情出现以来，中国推出了一系列救助政策，这些政策对经济的复苏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如果这些政策长期持续会推升宏观杠杆率，催生一些资产价格泡沫，抑制市场优胜劣汰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当前，在继续统筹推动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政策措施可能应更加注重寻求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平衡、处理好短期经济增速与长期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关系，以及促进创新与经济高质量转型。

　　针对部分企业和个人违规将投向房地产领域的问题较为突出这一现象，中国银保监会等几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防止经营用途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的通知》，严控经营用途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一些热点城市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政策继续加码。这些措施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影响房地产投资，但对贯彻“房住不炒”方针、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将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同时，近期我国对平台经济加强了反垄断监管，对相关高污染行业的环保督查全面启动，这些在短期内也可能会对经济增长形成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有利于中长期实现竞争和创新的良性互动、加快经济高质量转型。

　　随着全球经济总体复苏，全球贸易总量2021年将有望继续回升，从而对我国出口产生一定的支持作用，但考虑到全球其他地区产能恢复，以及我国2020年下半年出口的高基数和进口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因素，2021年下半年我国净出口增速可能逐步收窄。

　　综合各方面因素，如果疫情不发生大的反弹，在2021年剩余的三个季度中，GDP环比增速将恢复到疫情前正常年份的较为稳定的水平，但低于2019年。2021年第二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速将在7.4%左右，第三季度为5.5%左右，第四季度为4.0%左右，全年增速在8.1%左右，与2019年全年相比，两年平均增速为5.2%。世界银行2021年3月发布的《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半年报》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1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对中国经济2021年增速的预测值分别为8.1%、8.4%。

　　2021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到，2021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之一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以上。这是为了和2022年、2023年经济发展目标衔接，推动经济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从而不至于造成经济大起大落而提出来的。从目前情况来看，经济实际增速高于6%的可能性较大。

　　“十四五”时期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在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之后，我国将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我国经济在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过程中将面临发展条件的深刻变化。而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而提出的，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我国超大市场规模优势，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打通与补齐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环节中的堵点和短板，是事关全局的深层次的变革。为此，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在重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上重视需求侧管理，实现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态平衡。

　　新发展格局下，要从注重增长规模向注重增长质量和增长效率转型。大规模工业化阶段依赖生产规模扩张的增长模式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很难实现增长效率的持续改进。

　　具体表现在：第一，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的人口红利优势不可持续，未来应重视人口质量提升和人力资本积累。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以及用工成本的提升，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渐弱化。2008～2020年劳动投入增长率已呈现负增长，劳动投入下降0.016%，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也由1985～2007年的年均1.58%的水平下降至2008～2020年的年均0.079%的水平，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进一步降低。预计未来5年劳动年龄人口会变为负增长，年均下降0.44%。老龄化和生育观念的转变使得整个社会老年人口逐渐增多而生育率却逐年走低，虽然目前国家放开了三孩政策，但新生人口成长成劳动年龄人口仍需要差不多二十年左右的时间，短期很难扭转人口数量红利消失的趋势。未来应重视劳动力质量提升和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积累过程，积极诱发产生人口质量红利，实现整体增长效率提升。

　　第二，工业化阶段依赖高储蓄和引进外资的粗放资本积累模式不可持续，未来应重视资本使用效率和配置效率提升。我国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始终处于较高水平，1985～2007年资本贡献份额为68.72%，2008～2020年已达到年均贡献80.74%的水平。1985～2007年和2008～2020年资本投入增长率年均水平保持在10%以上，但资本效率却并未表现出改善的特征，资本效率由1985～2007年的0.52下降至2008～2020年的0.24。

　　第三，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实现的“集约式增长”，能更好地实现效率提升与价值创造，推动新经济循环体系形成和经济高质量发展。2008～2020年，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1.6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达到18.86%，预计未来5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能达到30%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数字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传统生产要素如劳动力、土地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逐渐下降，数据、技术和人力资本将逐渐成为增长效率重塑和核心竞争力形成的关键因素。

　　经济复苏、“双碳目标”和绿色增长背景下，宏观经济政策应保持稳定性与可持续性，兼顾稳增长与防风险

　　蓝皮书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不久，中国就采取了较为及时有力的应对措施，给全球各国提供了成功防控公共卫生危机的范例。同时，中国各级政府也迅速推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救助性政策措施，加快推动复工复产。中国2020年全年GDP实现了2.3%的增长，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1年第一季度，在前两个月受零星散发疫情影响的情况下，经济仍维持了较为强劲的复苏势头，GDP同比增长18.3%，两年平均增长5.0%，特别是消费在3月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回升势头，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有所增强。但在经济持续恢复的过程中，也应看到全球经济复苏的前景仍充满不确定性，疫情冲击对经济的长期影响还有待观察。宏观经济政策应保持相对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同时还要注重把握好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平衡。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渐成共识的情况下，应在公共投资中，增加绿色基础设施投资，合理安排碳排放强度的下降进程。

　　一是注重防范各国复苏进程差异导致的政策调整不同步对金融市场可能产生的冲击。从目前疫苗接种和政策刺激力度来看，发达国家中美国的复苏状况会好于日本和欧洲国家。美国还存在一些产出缺口，核心通胀仍保持相对温和，但在产出缺口闭合之前，美联储会逐步释放紧缩信号，从而可能对国际金融市场带来冲击。我国经济的率先复苏和金融市场开放步伐加快，会促使外资通过各种方式进入我国金融市场，但如果国际利率出现相对变化，一些短期资金可能会大量流出市场，从而对我国汇率和部分资产价格造成影响。因此，货币政策在主要服务国内市场的同时，也要兼顾内外平衡。

　　二是在政策缓步回归正常化过程中，应使一些缺乏市场生存能力的企业顺利退出市场，加快市场出清，同时增强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在疫情冲击之下，有市场前景的企业和缺乏市场生存能力的企业都面临着生存威胁。此时，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利于防止有市场前景的企业退出市场。但在宏观经济政策回归正常化的过程中，缺乏市场竞争力和难以实现转型的企业就会面临非常大的生存危机，对于这些企业应使其顺利退出市场，加快对其资产和人员的重组进程，防止出现新的僵尸企业，提高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同时，应加强银行资本金补充，增强银行的抗风险能力。

　　三是加强绿色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人们选择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的成本，形成示范效应，从而扩大市场需求规模，促进碳排放强度加速下降。在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应注重提升绿色基础设施投资占比，引导经济社会向绿色低碳转型。与碳税和碳排放配额从供给端对碳排放加以限制不同，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从需求端对人们选择绿色低碳生产和生活方式增加激励和降低成本。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一部分可以通过碳税和碳排放权拍卖获得，另一部分可以通过发行长期绿色债券实现跨代的利益补偿。绿色低碳转型的收益超越了一代人，因此如何合理分担转型的代际成本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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