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一个特定的人群当中，对经济学家的批评和贬抑正在成为潮流。在他们看来，中国的经济学家是市场化改革的设计者、参与者、获益者，是强势集团本身的一部分，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以西方经济学树立自己的学术霸权地位，默认中国的权力资本化。有人甚至说，要警惕经济学家“搞垮中国”。

　　但是，评判中国经济学家，必须和中国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必须和中国改革的实践进程联系起来。中国的经济学家，不是用“主流”、“非主流”之类的词汇能够概括与衡量的。可以说，截至目前，中国经济学家只有一类，就是“中国改革经济学家”——这是因为，当代中国有两大任务，一是发展，一是转型。或许，以后会出现“标准的”、“与国际接轨的”经济学家，但那还需要一个过程。

　　实际上，有关转型问题，老一代经济学家从1950年代就已有思考，最杰出的是孙冶方，还有广东的卓炯，在1960和1970年代，应该是顾准。当时，他们已经开始探索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自主发展道路，反对照搬斯大林模式。

　　一是关于经济运行机制的变革。在1992年南方讲话之前，薛暮桥、杜润生、于光远、高尚全、吴敬琏、刘国光、董辅礽、谷书堂、何伟等中国经济学家，以及科尔奈等西方经济学家，都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设计做出了有益的工作。在1985年召开的巴山轮会议上，科尔奈提出了两大类四种模式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A类，就是计划模式；B类，就是市场模式。A类又分A1和A2两种：A1就是计划指令型的计划经济，A2就是有弹性或有指导性的计划经济；B1就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B2就是由政府宏观调控的竞争体制。经过七天的封闭讨论，与会人员达成共识，确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B2模式——即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

　　二是推动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暂行条例》1988年出台，在此之前，企业被称为个体户、专业户，其合法性一直受到质疑。而经济学家林子力则从《资本论》的一个算式里边找到一个例子，推论出“八个人以下就叫做帮手，八个人以上就叫雇工，八人以下不算剥削”。由此，当时的规定，家庭专业户和个体经营户的雇工不能超过八个，超过八个就要有限制，尤其是党员干部不能超过八个雇工。

　　再如薛暮桥。薛老最早主张可以自谋职业、可以搞长途贩运，在1980年代，这种主张需要极大的勇气。再如董辅礽先生，他是对中国的所有制改革贡献最大的理论家之一，是从理论上说得最清楚、最透彻的一个人。另外还有高尚全、马洪、厉以宁、王珏、晓亮等，也一直在为民营经济鼓与呼。当然，其他领域的学者，如费孝通、陆学艺以及记者出身的吴象等，在支持乡镇经济和农村多种经营的发展上，也做出了贡献。尤其是1980年代初，中央政府连续发出了五个一号文件，杜润生与他所带领的中青年经济学家们，起到了一般经济学家所起不到的作用。

　　在国有企业改革上，我们走了很多弯路，其中绕了一个十多年的大弯子，就是承包制。当时一些人认为，承包是国企改革的根本出路，结果，就把产权改革回避了十多年。现在“赶着来改”，却又搞成了运动式改革、政绩式改革，继而出现了“自己定秤自己做买卖”的“内部人主导的改革”。但是，出现这样的局面，主要是缘于配套改革的滞后，与主张产权改革的经济学家并无直接关系。

　　对国企改革做出贡献的经济学家，有蒋一苇、马洪、高尚全、吴敬琏、厉以宁、杨启先、刘诗白、周其仁、张维迎等等。我们认为，不能因为国有企业改革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对主张产权改革的经济学家进行妖魔化，这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

　　的设立与规范、电信分拆、西部开发等许多重要关头，我们都能看到经济学家的身影。另外，还有一批经济学家出身的学者型官员，如周小川、王岐山、楼继伟、郭树清、李剑阁、陈锡文、刘鹤、陈元、宋晓梧、李克穆、范恒山、石小敏、王建等等，在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时候，仍然工作在改革与发展的第一线。

　　毫无疑问，在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中，经济学家将会继续扮演重要角色。因为，我们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许多工作需要经济学家去做。当然，经济学家也不能故步自封，要考虑在更加开放的平台上发挥作用，经济学家之间、经济学家与其他学科专家之间需要通力合作。中国经济学家的使命，还远远没有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