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去年的发展态势,并且考虑口径调整因素,预计2005年经济增长将达到9.5%以上,保持全年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已成定局。从经济周期的角度出发,虽然从2005年开始宏观经济增长速度即已出现下行趋势,但是只要2006年宏观经济政策保持中性,完全可以使经济在稳定增长的平台上继续发展,问题在于,我们必须防止产能全面过剩的出现和由此引发的通货紧缩风险。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固然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通货紧缩也会对经济产生破坏作用。

　　目前为止,我们还无法确定2006年是否能够有效避免通货紧缩的出现。从统计数据来看,各种物价水平基本处于下降通道。特别是2004年宏观调控的重点行业钢铁业,它们价格水平的下降已经成为带动整个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的关键因素。如不引起足够重视,很可能会成为2006年发生通货紧缩的重要诱因。此外,由于2004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局部过热,煤、电、油、运全面紧张,直接推动了这些行业的快速发展。实际上,这些行业完全可能在不久的将来由2004年的过热行业转化为新一轮的过剩行业,必须引起足够警惕。

　　需要指出的是,必要的宏观调控措施对于我国经济实现持续、健康和快速发展十分有利,但是宏观调控特别是行政手段不能完全代替市场机制,否则将会本末倒置。为了防止我国经济反复出现过热或者过剩式的大起大落,最为关键的措施就是加快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提高微观个体对价格信号的灵敏度,而政府只应在投资经营活动中起引导作用。除此之外,政府也要尽早开放垄断行业。民营资本的进入,有助于垄断行业依照市场规律办事,提高经营绩效。

　　从宏观经济政策角度出发,2006年仍应以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基调。从财政政策角度出发,政策力度应以保持赤字绝对规模不变为前提。一方面,这样的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没有刺激作用,不会导致经济过热。另一方面,上述提法虽然意味着赤字/GDP相对下降,但是也不会对经济产生紧缩作用。这是因为,1995年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始终保持上升,已经从当时的10.7%上升到2004年的19.3%,几乎上升了1倍。因此,保持赤字绝对规模不变并不意味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不会上升,并不意味着财税活动(财政收入和支出)对经济行为的调节作用已经受到削弱。

　　就2006年的财政税收政策而言,关键是如何沿着公共财政的思路继续完善我国财税体制,推进各项改革。公共财政具有公共性、公平性、公益性和法制性四大特征,而从目前内外资企业税收制度来看,由于对外资企业实行超国民待遇,与公共财政的公平性原则明显相悖,而且也带来严重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和贸易摩擦。建议个别政府部门及早转变认识,着眼国家全局,加快内外资企业税率并轨步伐。除此之外,我们也要加紧进行物业税制度研究,并在时机允许的时候作为一项稳定的政策而不是宏观调控的杠杆出台,引导公众对房地产的理性消费。

　　作为货币政策,2006年应当继续延续2005年的稳健基调。一方面,考虑到我国经济总量逐年增加,人民币信贷增幅的绝对数值也应当有所增加。另一方面,考虑到以债券融资为核心的直接融资将有一个很大的发展,未来我国企业对银行信贷的依赖程度将会有所下降,M2/GDP增长速度可能减缓甚至下降,货币信贷增幅不宜设定过高。值得关注的是,2005年货币和信贷增幅出现了明显差异,前者增长超过后者4个百分点左右,这主要与今年净出口增幅明显扩大相关。由于明年净出口增幅完全可能减缓,相信货币和信贷增长之间的缺口也会逐渐合拢。但是,上述现象容易引起错觉,即两者之间的增幅反差会使我们认为监管当局对信贷控制过严。实际上,监管部门对银行资金的监管早已不是改革开放之初的直接信贷管制,而是按照国际通行标准,进行资本充足率监管,保证银行发生损失时不致发生清偿风险。

　　我国经济发展正朝着四个方向全面推进,即城市化、工业化、国际化和市场化。其中,城市化既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有效手段,又是拉动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就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而言,政府和学界已经有非常清晰的轮廓。关键在于加快推进城市化,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同时又不至造成过大的社会矛盾。当然,城市化只是一种长期政策,为了防止城乡差异进一步扩大,我们也需要短期政策,即对农村给予适当补贴。

　　作为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之间的中长期政策,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还在于机制创新,切实提高和培育农村居民自我发展的能力。首先,要加快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等相关领域改革,使得农村居民能够真正轻装上阵开展生产经营。其次,要加大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以及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投入,既使他们认识世界,也要使世界认识他们。再次,要加快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包袱轻了、设施技术有了,没有资金农村经济也发展不起来。

　　与此同时,城市化也为城镇地区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众所周知,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城市化比率大约要低20至30个百分点左右,而达到这一比率决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实现。也就是说,由城市化带来的房地产业快速发展,很可能会在未来10年甚至20年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房地产业的发展也必然拉动上游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进而拉动更上游煤炭、电力、石油、交通等行业的发展。毫不夸张地说,房地产业的好坏也是国民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可以预见,既然城市化和房地产业发展已经成为经济生活的长期主题,2006年宏观调控就应继续关注房价及相关行业,使它们保持平稳发展的态势。

　　对于2006年的银行业改革来说,最为关键的是要坚定信念、澄清认识,防止改革出现回潮。外资入股中资银行,这相当于把真金白银放在国内银行业,只要我们牢牢把握住登记、结算、托管系统,外资将完全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况且,我国银行监管部门对外资也有严格要求,能够有效地避免境外战略投资者成为心术不正的投机者。事实上,中国银行业不改革、不对外开放,就不能实现自身体制和机制的更新再造,就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就不能维护国家的金融安全。

　　此外,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以及今年10月召开的五中全会文件都已明确提出,要稳步发展多种所有制金融企业,而目前为止我国全国意义上的民营银行只有一家,这值得我们深思。银行业的发展也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改革。可以看到,之所以目前我国商业银行选择海外上市,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国内容量不允许,而且又处于股权分置改革的关键时期。更为重要的是,我国银行业资产占整个金融业资产90%以上,一业独大的现象非常明显,以致广义货币M2/GDP比例已经达到200%左右。大量风险积聚在银行业,这不利于我国的金融稳定。

　　因此,2006年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债券市场发展,尽快修改现有《债券管理条例》,另外一方面也要在政策试验的基础上,尽快解决股权分置问题。正像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一样,股权分置久拖不决只会使问题变得更糟,而且由于股票价格极易受到市场信心和预期影响,渐进式的改革方案显然很难成功。而在短期之内解决股权分置问题,这不仅需要证监会和国资委的胆识,而且对国家高层也是一种考验。

　　2005年1至11月,在基本保持2003年和2004年出口增长速度的同时,我国进口增长速度大幅下降,仅维持在17.1%,比2003年和2004年进口增长速度均回落20个百分点左右,导致贸易盈余迅速上升,达到908.2亿美元。按照这样的增长速度,2005年全年贸易盈余完全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贸易盈余的扩大也引起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预计全年将达到8200亿美元左右。

　　由于贸易摩擦、2005年净出口基数较大等原因,2006年继续产生如此巨大的贸易盈余的可能性已经很低,因此必须切实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以扩大内需作为发展经济的根本原则。但是,由于外汇储备的大量激增,我国中长期将面临着一个如何用好外汇储备的问题。

　　为了使外汇资金平稳流出,我国可以考虑建立外汇储备投资基金委员会,并在法律允许或授权的框架下合理使用。基金的用途决不应拘泥于购买美国国债的传统老路,可以选择在价格适宜的时机,购进石油等自然资源作为国家战略储备；可以用于购买国内难以获得的技术、设备,并且用于国内人才的海外培训；可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教育、医疗等领域,以较低的风险换取较高的回报；除此之外,还可以在外汇储备投资基金下设立宏观风险管理基金,用于社会和经济突发事件例如自然灾害和瘟疫等的应急处理。

　　王召:1970年生,北京市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博士、理论经济学博士后(已出站),本报特约供稿人。曾在多种经济学全国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近期在国内著名报刊上发表政策研究性独立署名文章40余篇；参与完成《改革攻坚30题》、《中国发展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报告选》等多部著作的写作工作；主持、参与多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研究课题。有多篇研究报告得到省部级以上领导同志的批示,历年均有独立署名报告入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候选优秀调研报告。现供职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任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运行与宏观经济政策、金融体制改革以及数量经济学。（王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