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我派的活，包括发下去的讲课题目，都是让我讲记者的公关与采访。但说实在话，我对把“公关”这个词引到新闻领域，尤其是引到记者采访中，有些不同的看法。我觉得公关是在市场经济运作中产生的，功利性和商业的目的性很强。如果把我们整个的机构当做一个企业去经营，我们要研究中新社总体怎样学会公关，以打开我们的知名度。因为我们的国内的知名度实在太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要知道咱们这个社已经40来岁了，过了不惑之年。但即使在北京，还常常有人问是不是中国图片社呀。所以说作为中国新闻社的总体，我们应当研究如何公关。但是具体到业务领域，尤其是记者的个人采访，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合适的提法。那么我今天就主要讲讲如何采访吧，再捎带讲一讲怎么和采访对象交朋友。

　　我看了一下讲课人的名单，发觉除了我以外，都是总社各部门的领导或是总社的领导，大家除了讲新闻的基本理论以外，还有各部门报道的具体要求。而我和他们有很大的不同，跟在座的各位同志们却有很多相同，我也是第一线的记者。我跟大家不一样的地方，只是比大家早来了中新社几年，年长几岁。其实对一个记者来讲，早来和年长都不一定是好事。早来了，对中新社的套路比较熟悉了，熟悉了就有框框，就容易因循守旧。年长跑不动了，就容易有惰性，而缺了记者的三要素，腿勤、口勤、手勤。惰性绝对是当记者的第一大忌。另外面对大家，我还有个感想，咱们中新社的记者队伍从来都是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尽管今天在座的绝大部分人我都不认识，但是很多人的文章我已经在《中国新闻》上拜读过了，我深深感到了后生可畏。很多分社记者，也包括总社的年轻记者，从采访上已远远超过我们。所以今天我绝对不是讲课，只是和大家交换一下在第一线采访的心得，而且讲的纯属个人意见，没有任何部门和官方的背景。所以如果我讲的不合适，与社领导和各部门领导口径不一致，观点不一致，你们权当一家之言，欢迎讨论。如果我讲的有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

　　我还想讲一讲促使我接受了这次讲课任务的一个原因。我发现这次讲课只有我一个女的，我为中新社的“半边天”有点打抱不平。女记者从来都是中新社的特色之一，我们在中新社占有相当数量，大约三分之一强吧，今天我数一数，不到三分之一。中新社的女记者有相当的能量。从在座的女记者来讲，我已经看过你们写的不少东西，确实写得很好，很有潜力。另外从中新社的老一辈领导来讲，不少是从女记者中成长起来的。在各个分社，也都有一批女记者曾经做过开拓性的贡献，如福建分社、上海分社等。咱们再讲点大实话，按照弗洛伊德理论，目前在这个仍然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女记者采访的成功率往往比较高，当然后边我要讲，女记者怎样才能获得成功率。所以我希望中新社的领导，各部门的领导，各分社的领导，要充分发挥女记者的才能和作用，要帮助女记者解决自身的困难，给她们以培养和使用的机会。当然啦，我刚才已经讲了，重视女记者，这是中新社一贯的传统，我只是希望发扬光大，并没有提意见的意思，更不是宣扬女权主义。

　　现在闲话少说，书归正传。我先讲讲采访的重要性。具体地说，回答两个问题。第一，采访在中新社，或者是说，在一个通讯社里应该占有什么位置，第二，采访在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记者生涯里占有什么位置。我认为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只有一个，即采访应该是灵魂，应该是核心。已经有好多人在讲课中阐述了通讯社的特点，我不想再重复，我只想强调，如果你把新闻工作的本质作为一个信息来看待，即收集、加工与传播信息的产业来看待，把中新社定位为全球华人的信息中心，那么采访就是获取信息，写作、编辑和其他加工都是处理信息。若没有这第一道手的采访，没有这个获取信息，一切都无从谈起，后边的搞无米之炊什么都做不起来。作为一个通讯社来讲，采访绝对是它的灵魂。

　　把通讯社和其他传媒比较，也可以看出采访的重要。通讯社，尤其我们中新社没有版面、没有载体，就是给各家传媒传递信息，而这个信息怎么处理，则是编辑的事。因此，咱们跟其他传媒比较，如果不能够提供大量的、层出不穷的新信息，你这个通讯社就没有生命力，甚至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放眼看看国际上的各大通讯社，共同的特点是拥有一支庞大的记者队伍。这支队伍数量多，质量高，遍布各地，能量大。当然我强调记者采访，绝没有贬低编辑重要性的意思，我完全赞成为了稳定和加强中新社的编辑力量，在奖惩、评级等方面给编辑所做的政策倾斜。我只是认为，根据通讯社的特点，在研究如何提高中新社的业务，增强中新社的实力的时候，应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记者队伍的培养上，而且要从全社上下左右都树立为第一线记者服务的意识，只有第一线活跃起来了，信息才能源源不断，层层出新，中新社这部机器才能转动起来，生产和加工信息产品，满足新闻市场的需要。如果第一线不活跃，起码是巧妇难为无米炊。如果总编室每天靠编报、编新华社稿过日子，编编抄抄将难以为继。我记得原来新闻部是在新华社内，那一段生活特别感到新华社这部机器是全面为第一线服务的。这种运作跟中新社现在不太一样。来到这边，越来越感到机关化的沉重。我还记得当时我们新闻部的领导胡本英同志，每次拿到《中国新闻》，都希望看到这天有很多鲜活的东西，用广东的话来说，想看到生猛的玩艺儿，就是活活灵灵的新闻，最新的信息。而最新的信息只有记者才能采访到，而不是炒买炒卖的转手货。所以我觉得中新社的《中国新闻》应该树立这样一个标准，每天起码保持三分之一是鲜活产品。这样，我们的工作质量才能提高。但这靠什么？只能靠采访。

　　对于一个新闻工作者来说，在他一生事业的轨迹中，无论当编辑，当记者，或者当部主任，甚至当老总，都应当有一段采访实践，因为这是干新闻的基本功。只有采访，才能切身体会到新闻工作的真谛和乐趣。最大的乐趣恐怕就在于记者的生活永远不会停滞，永远处在变化中，它始终面对一些新的人、新的事，不断地开阔新的眼界，这种新鲜感只有在采访中才能体验，才能实践。我很珍惜我的每一次采访机会，尽管我岁数大了，我仍然希望尽可能地延长我的采访生涯，因为这就是在延续自己的新闻生命。

　　我想根据自己的体会谈谈在采访中应当加强的四种意识：第一，现场意识；第二，拼抢意识；第三，流动意识；第四，宏观意识。

　　现场意识最重要。当记者，必须有遇到一件事情就要奔向现场的强烈冲动。新闻现场在哪里，记者就应当出现在哪里。美国名记者索尔兹伯里说，“我渴望身临其境的现场，只有现场才使我激动，才使我自在，才使我有用武之地。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不去现场，不是好事之徒，不如改行去搞成本会计。”这是新闻界一位前辈讲的线多岁高龄的时候，要求沿着当时中国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路线采访，到现场去感受和了解这段历史，去完成他的采访和写作。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真是活到老，到现场采访到老。

　　但是，现在我们的新闻圈里，这种现场意识却越来越弱化，记者变得越来越懒。我觉得这非常危险，我常看到一些年轻记者遇事不冲动，激动不起来，兴奋不起来。甚至推也推不动，太沉。看着真让人着急，在这里我要大声疾呼：趁着你们年轻，利用当记者的这段大好时光，行动起来，不要坐在办公室里，不要埋头在请帖中报纸堆里寻寻觅觅，这绝对没有出息。请到现场中去，请到人群中去，这样你的新闻眼就会打开，你就一定会有很多与众不同的新感觉。这不是我在蛊惑，而是作为比你们年长几岁的同行，对你们的一点希望。因为基于我的理解，记者就是个行动着的职业，行动的目标就是现场。

　　我之所以反复讲这个意思，因为我觉得目前的新闻界特别需要改进的正是从请帖里、从发布会或现成新闻稿里摆脱出来。我再强调一次，当记者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一定要亲自到事情发生的地方去看一看。

　　这里讲一个机会，第四期的业务通讯，何耕新同志评了我的一篇稿，写的是北京规划局向外国记者介绍总体规划的情况。当时到场的人挺多，除了外国记者外，还包括中央和北京的一些记者。这条稿子两种写法，一种写法它有现成的新闻稿，也就是后来北京日报发的那条稿子，如果要懒了，第一，我可以不去，拿这条稿子编编就行了；第二，去了以后，我可以不费劲，也就是说，听不听都可以，点个卯就走，现在有些与会记者拿包礼物就走，或者拿红包就走，所谓“赶场子”，有的人一个晚上能赶三场。反正都有新闻稿，他赶那场子是赶那包去了。但是这次我到了会场，并把全过程听下来，于是发现真有新闻，一个是北京市规划部门的主要官员向记者透露了北京市在维护古都的风貌的同时，准备网开一面，在北郊的望京小区建一批超高层的建筑，其中包括88层300米高大厦。另外一个新闻，外国记者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申办奥运会失利了，北京城市规划改变不改变，这两点抓住了就构成了这篇报道。何耕新同志认为它完全突破了程式化，不是官样文章，而这些新闻信息，你不到现场是寻不到的。所以我说即使你们拿到一个会的请帖，也请务必到会，从头到尾听完，这里面可能会有什么新东西。这也是一种现场，当然这种现场不完全是我讲的，我希望脱开会议的现场而更多地到生活中去。这一点我很佩服广东分社，广东分社有几位记者，例如张传熙同志，他写的几篇社会新闻，不身临其境是写不出来的。

　　我还想讲一条我自己获全国好新闻一等奖的作品《北京人争赏香山红叶》。那是在一次秋游的时候，大家一起玩，咱们社里同志都去玩了。我一到香山，看到人真多，简直拥挤得要命，这时我就产生了一种采访的冲动，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于是马上进行了现场采访，这条获奖新闻就是这样捡来的。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所以我希望大家勤跑一点多捡一点，按照中新社记者的文字水平和实力，会“捡”来许多的好作品。

　　第二，我讲一下拼抢意识。主要讲速度，包括到现场去的行动速度、采访速度以及最后的成稿速度。我觉得，速度问题是通讯社记者必须练的一个基本功。作为一个报纸的记者，只要他在截稿时间前交活，就算完成任务了。但是作为通讯社的记者，早一分钟发稿，就多一分钟价值。这个观念在我们这里还不大容易形成，因为我们虽然号称B级通讯社，国际通讯社，其实咱们根本没有加入到国际新闻界的竞争行列中去，咱们所谓的对手就是新华社，而新华社还是官方机构的体制，送审速度比较慢，发稿速度比较慢，所以咱们容易沾沾自喜，但如果真的有朝一日，咱们参加到国际新闻界的竞争里去，或者中新社的领导们有志气，今后咱们中英文稿件都发，真正向国际新闻界的行列去靠拢，那时我们就会觉得咱们的记者素质在速度问题上绝对不行。大家可能注意到，在报道一些重大事件时，比如说中国党十四大召开，《参考消息》上的外电，都详细注明路透社驻京记者、法新社记者、共同社记者、美联社记者各在几点几分发出。拼抢就在几分钟之内，抢这个速度。尽管我们目前还不可能这样去做，但是我们应该用这样的高标准去要求自己，去提高自己的采访素质。不要过了一二年，觉得中新社不就这点玩意吗？我已经适应了。速度绝对是我们不断要锻炼自己的一方面，它能训练自己的智慧，训练自己的应变，训练你非常快的就能抓住一个东西的新闻眼在哪儿，这绝对是一种脑力的训练，也可以考验自己的实力究竟怎么样。我认为一个记者一旦进入状态，就要有一股动如脱兔的气势。在成稿时候，也要有快速写作一气呵成的本领。即使现在不需要用这么快速度，但是只要是当天新闻，我觉得应该自己去累累自己，自己去要求自己，一个事件或者采访一个人物结束了，很快成稿，你们可以记一下每次的成稿时间，经过这样自我训练一定有好处。

　　我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建议中新社的记者最好轮流去体育组实习一段。因为我觉得体育组很锻炼速度，当然外事组也可以，但这个组对记者要求稍微高一点，要讲什么大名单、小名单。这跟体育记者不一样，体育采访竞赛完了就要出稿。如果不太好做这种轮换，那么各分社记者，在你们地区采访里可以有意识地找一些体育报道试一试，练练自己。

　　第三，我想讲流动意识。我过去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在文中我主张记者所采访的地区、对象、部门间隔一段时期，就做一次更换，不必从一而终，多少年一贯制。我非常不赞成我们的记者，尤其是通讯社记者实行从一而终制度，这一辈子就采访这个领域，或者这一辈子就采访这一地区。我看到一份材料，介绍日本朝日新闻社为培养和提高新闻记者的素质采取一种转勤制度，就是说它们的记者大约三四年就要变换一次工作岗位，或者是到总社的各个业务部门之间轮换，或者是到外地的支社去执勤，或者到国外的分社去。郭沫若有一个孙子在《朝日新闻》当了4年的摄影记者，在东京总社工作3年以后，就到北海道去了，他北海道的顶头上司是一个50多岁的编辑总务，从业30年，他在本社内部和外地支社之间转勤了13次，也就是说在30年的新闻生涯里，他13次的变化自己的采访领域，或者是地区，或者是部门，或者是采访对象，甚至是采访的国家。我理解这种转勤就是记者的运动或者说是记者的流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目前咱们采取的做法呢，是记者和采访对象对口。这也有它的好处，在一定程度上，它有利于记者熟悉它的部门系统业务情况，现在还是讲究人熟好办事，那么你熟悉了以后，对方就会给你提供很多采访的方便，中新社有些独家新闻或重头稿件，确实得益于这些多年的关系网，这多年的长相知。另外熟能生巧，时间长了以后，有些记者就成了这方面的行家。

　　可是我觉得也必须看到它的弊端，主要的一条就是限制了记者的活动范围，束缚了记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这个固定的天地里轻车熟路，容易滋长惰性。应反复强调，记者最怕这种惰性，最怕没有新鲜感，到哪儿都觉得不过就是这样子嘛，没有新鲜感是最危险的。另外，还有一个更加有害的倾向，就是多年来某个记者专跑一条线会成为这条线的代言人，有可能丧失了准确、清醒、客观的判断。

　　所以，我想树立这种转勤制度或流动意识，就能使记者始终处在一种进取之中，使记者不断熟悉新的领域，学习一些新的知识，去积累一些新的知识，摆在我们大家面前的始终是一种竞争，这样培养出来的记者一方面是采访的多面手，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什么题目都可以做，而且新闻嗅觉比较灵，不会闹感冒，不会堵鼻子，不会到哪儿都闻不出味来。外国记者一直强调要有新闻鼻。我们有这样一批记者，通讯社的面貌恐怕会大不一样了。其实我们社里面不乏通过这种转换和流动以后出现新局面的例子。比如有一些部门，记者分工调整以后，有些领域长期不出新闻，换了一个新的记者，按照新思路和新的做法耕耘以后马上就果实累累。我也不举例子了，分社有这种例子，总社也有这种例子。另外还有一些记者，异地采访，比如从北京到了上海，或从北京到沈阳，或从北京到了什么地方，马上就采访了一些很有分量的新闻，在那些见惯不惊的地方挖出来了。我记得很清楚，福建分社的周景洛到北京来开会，到处转了一圈，看见北京早晨老人的晨练，遛鸟的呀，唱戏的呀都非常有意思，他就写了一篇北京的晨练，一条很有情趣的社会新闻，外面的采用率就不错。可是我到北京记者站，现在成分社了，已经八年了，真正感到自己对好多东西已经见惯不惊，有一种惰性了。还有一次上海分社的潘索菲，来这儿采访亚运会到街上转了转，看到家庭健身器材热销得很厉害，也写了一篇东西，也是很好的社会新闻。

　　这种异地的采访流动，确实会发挥出中新社集体的或个人的潜质。比如我们可以由总社出面组织到各地区进行一些专题采访，热点呀，冷点呀，冷点也可以进行采访，有时候挖冷点新闻也很有意思，就是长期封冻起来的新闻。见异思迁这个词，用到别的地方是贬义的。但是如果用在新闻记者的业务进取上，我觉得应该提倡。也就是说，记者过几年就变化一个采访领域，尝试一种新的题材，或者争取一段时间去别的分社和记者站采访，这对个人业务素质的提高有益而无害。总之，树立起这种流动观念会增强你的进取心。一般来讲，一动不如一静，但对记者来讲，一静不如一动。目前咱们社里的体制吧，还基本是采访的位置比较固定，照目前来讲，采访位置固定的优越性也还需要充分发挥。我希望在这种情况下，在训练我们的记者队伍的时候，可以先进行一些局部的、灵活的，小范围的运动。

　　第四，我讲一下宏观意识。讲这一点，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这个问题好像有点玄，到底什么叫宏观意识？我想讲自己的一种体会，一种感觉。

　　我们干什么事都常说感觉，比如说学语言，就说这个人的语感很好，比如说比赛，或者上运动场，你都要找对自己的一种感觉。采访和写作也有感觉，找到了就会很成功。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我觉得要跟你采访的对象有一种距离感，不要站得特别近，要逐渐培养一种从你采访的新闻中跳出来，再回过头来认识新闻的洒脱劲。有了这种洒脱劲，你就会比较容易地找到新闻眼。我这么讲不知大家能不能听明白。我把这种新闻距离感叫做宏观意识，也就是说你在采访的时候不要就事论事，不要局限在目前你所接触到的具体的事情上面，你要争取换一个角度，跳出来看这件事，别趴在新闻里头，别让它把你淹没了。站起来的时候，你对这个新闻的认识才有立体感。趴下去不识庐山真面目，站起来横看成岭侧成峰。

　　我想讲自己的一个例子，也是何耕新同志评我的另外一篇稿，就是外国银行竞相角逐在北京开办分行。这条新闻是一条外事新闻，北京市市长李其炎会见日本东京银行的行长。这种外事新闻很容易程式化，如果你趴下去，跟着他走，就只能写成一条一般化的新闻，李其炎说了什么话。我采访了几次这样的外事，产生了一种念头，我想换角度写，不从李其炎角度写，从外商角度写，看看外商到底怎么看待这种事情。因为外商可以带来一些新的对外的视角，而这个视角可能恰恰是中新社所需要的。我掉转了一下角度，反客为主，从客人的角度去看，这是第一。第二呢，把眼光放宽一点，也不局限在这一个客人，一个银行行长。他可能带来的是一个领域的信息，也可能是一个国家的信息。比如说李其炎接见了某个国家的客人，是不是这个国家忽然想到中国投资了？比如法国，中法关系紧张(现在当然缓和了，已经好了)，那么法国企业家到北京来投资，市长接见了法国企业家，带来的一种信号就是法国跟中国关系的一种复原，法国在重新找回中国市场。另外一种就是我说的一种领域。比如说东京银行行长，他带来的信息在北京设立分行，这个信息就不仅仅是日本人想做了，而是说北京现在可以做外资银行，整个外商都想在这儿做外资银行。确定了这样一个角度以后，我就大量地加背景，加的第一段背景是李其炎市长在三天的时间里会见了两家日本银行，17日会见的三菱银行行长也提出这个请示，也要设立分行。第三段还是背景，北京市获准即将开办两至三家中外合资银行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外国银行激烈竞争。会见结束以后，我马上采访了中国银行行长卢勇，他讲已经有四五十家银行和他们探讨，其中最多是日本银行，其次是美国银行，欧洲银行，还有香港银行。三段材料有了以后，这个新闻就立起来了。

　　所以我想讲的宏观意识，就是找一个新闻感觉。当你采访任何事情的时候，你不要平面地在那儿思考，不要困在这个新闻里头，而要脱出来，要争取跟你的采访者或他所提供的材料，保持一点距离感，不要他说什么是什么，不要按他的思路去写，保持一点距离感。然后呢，充分调动你的积累，去认识这件事情。

　　我以为作为一个记者，平常要特别注意积累。你是半桶水，你写出的稿子就是半桶水的水平；你是一桶水，写出的稿子就是一桶水的水平。要积累，千万要注意学习，在你不再采访的时候也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张开信息眼，打开你的触角，随时像个海绵一样吸收，吸收各种各样的信息，这样的信息积累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会起作用。它可能变成背景，也可能变成主要的新闻，也可能变成一种思路，放在你要采访的东西里，使你的稿件增加了厚度、深度。咱们中国新闻社的新闻从灵、快、活上来讲，是好的，但是深度方面欠缺，我觉得这跟咱们的记者学习积累不够有关。当然中新社记者很辛苦，经常处在一种疲劳的作战状态之中，在这种状态之中，就容易忽视学习和积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在你们再忙的情况下，完成一段采访之后，也要有一段让自己沉淀沉淀的时间。因为大家年轻，时间也比较宽裕，没有别的负担，你总要给自己一段沉淀。这个沉淀呢，是把你所采访的东西再看一看，写过的东西看一看，把有用的一些线索理一理，成为下次采访的一个新题目。另外一个积累我觉得要学习，要看报，要看书，厚积薄发，广泛地读，什么都接触一点。记者本来就应该是杂家，这个对提高自己全面素质是很好的。

　　跟我同时毕业的新闻系的同学见到我，说我的特点是高来高去，整个儿一高层采访。这高层采访，是我现在的一个缺陷，就是说，在我的采访结构里面，有欠缺，有倾斜，缺乏了一些普通人的采访。而作为一个好记者，要两方面结合，你才能更好地认识生活，也才能写好你要采访的高级官员。当然咱们中新社的特点，讲求名人效益，但是我总是希望大家在自己的采访过程中间，采访一些普通人，各行各业的普通人，我也要这样做。这样，能使自己的人物采访更完整一点。反过来，在采访这些高级官员和名人的时候，会有一种平民的意识，才不会盲目地去捧一些人。要学会用百姓的眼光去看这些官员。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还是想强调，我不大同意用“公关”这个词。大家不要刻意去公关，使劲去做的结果，功利性很强，反而不容易达到采访的目的，还是要交朋友。当时跟我谈这个题目的时候，包括总编室的同志也跟我讲，你可以谈谈采访张百发的体会呀，谈谈采访吴仪部长的体会呀，在我所接触的这些名人里面，知名度比较高的可能是这两个人。讲起这两个人，我只能讲更多的是缘分，是一种随缘。张百发同志是我在国家建委的时候就认识，十几年交往，熟了。吴部长在她没有当北京市副市长的时候就认识了，六年交往，也熟了。所以我想，我们的每一个记者，尤其是分社的记者，采访高层官员的时候，还是从交朋友开始，让他们了解你，不要急功近利。我还是在否认那种公关意识。但确实这里面有个采访的诀窍，怎么能那么快就跟采访对象很熟了？我觉得记者应该练一种基本功，就是善解人意。因为记者要在非常短的时间里，跟采访对象有一种沟通。你要学会非常善于倾听别人的话，能够很快判断出来，对方的困难是什么，对方的喜怒哀乐是什么，对方最关心的是什么事情。

　　当然在采访这些高级官员的时候我也碰到了比较多的难题，这也是我为什么不想讲公关的原因。建立了一定的关系后，就要出问题了。比如我这次从美国采访回来之后，手头上起码接到了五份要求转给经贸部的文，申请进出口许可证的，申请配额的，等等。就这玩意，你不是认识经贸部长吗？请你帮我们做点这种事，就开始利益交换了。因为我现在认识的这两人，大家知道百发同志是北京市土地爷，审批什么的都在他手里，包括咱们社里，涉外，各种各样的人，就开始来这些东西，就有这种要求了。我为什么特别不愿意用公关这个词呢，就是“公”下了关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利用他们了。可是呢，所以能够跟这些领导保持这么长期的朋友关系，我当时严格做的地方就是不利用这些关系，不去做这种事情。

　　作为一个记者，在目前商品大潮的情况下，怎么处理这种关系，真是一个困惑。我也希望跟大家讨论，如果我把这些事都拿去办，那么我觉得我跟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也就完了。因为他们信得过我，所以有很多话愿意跟我谈，正是因为我是一个中央新闻单位的记者，又是一个对外的记者，跟吴仪他们没有什么利害关系，张百发跟北京日报的记者就不能这么谈，吴仪跟国际商报的记者也不能那么谈，那么，对外的，远距离的他可以跟你这么谈。但是我一旦把一些经济利益，一种经济利害，一种经济公关引入和这些人的关系里头去，就再也没有真诚坦率的友谊了。我担心这么一个难题，我不知道大家在采访过程中，会不会遇到类似难题。可能我本人也是文人，反正我特别不会处理这种关系。

　　我再讲一些小节问题。在进行人物采访的时候，特别要注意一些小节问题。比如第一个要准时。你跟他定好什么时间，你一定准时到，一定要守时间，这是一个记者的特点。一定要守时间，千万不要跟人家定的3点半，却3点45到，让人家等你，一定你等对方，这是一种尊重，也是记者的一种信用。咱们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跟他们建立一种沟通，因此你的小节，你的举止言谈，都会很快地让他产生一种印象：“这个记者我可不可以信任，可不可以谈，可以谈到什么程度。”所以第一个感觉得从采访开始，准时，这第一个要做到。

　　第二个，着装。记者的服装应该研究研究。我觉得记者的服装应该是一种职业装，要整齐，要利落，要线条明快，不要花花绿绿，不要太扎眼。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女记者的着装。女记者采访的时候最好不要化浓妆，另外不能用记者的透明度去争取的透明度，即着装非常。我以为女记者要保持自己人格尊严，要让对方尊重你。作为女记者，刚才我讲过在以男性为主的社会里，采访会有很多方便。但这种方便必须缘于男的采访对象对女记者的尊重。另外一般女记者善解人意，比男记者在跟人感情上沟通这方面确实快点，女人采访女人也是沟通得快点，所以我觉得女记者发挥的优势应该是这些方面的东西，而绝对不要一下子用“形象”去公关。如果说到记者的形象，那么它应该是非常朴实，非常朴素的形象。

　　中国新闻社，简称“中新社”，是中国以对外报道为主要新闻业务的国家级通讯社，是以台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华人和与之有联系的外国人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国际性通讯社。

　　经定名，1952年10月1日，中新社由中国新闻界和侨界知名人士发起成立。前全国会副委员长廖承志是中新社的创办人和领导者。发起创建中新社的还有金仲华、胡愈之、洪丝丝等文化界、新闻界知名人士。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金仲华担任第一任社长。中新社的前身是1938年在周恩来的参与策划下，由进步文化人士范长江、胡愈之等发起成立的爱国进步新闻机构——国际新闻社。 中新社担负的职能主要是：对外新闻报道的国家级通讯社，世界华文媒体信息总汇，国际性通讯社。履行职能主要通过四种形式：一是传统形式的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通稿，专稿等；二是新形式的报道，主要是网络、信息、视频、手机短信等；三是对海外华文报纸供版；四是社办报刊。

　　中新社现有员工2000余人，总社设在北京，拥有46个境内外分社。在北京、纽约、香港设立发稿中心。建有多渠道、多层次、多功能的新闻信息发布体系，每天24小时不间断向世界各地播发文字、图片、网络、视频、手机短信等各类新闻信息产品，客户和合作伙伴遍及世界各地。

　　中新社是亚洲上网最早的中文媒体。于1995年在香港创建。1999年1月1日，中新社总社在北京开办中国新闻网，简称“中新网”。中新网秉承中新社的传统风格，追求“快速、平实、客观、理性、专业、雅致”，在众多的网络媒体中别具一格。中新网是中国重要的新闻网站，也是全球中文互联网原创新闻报道最重要的内容供应者。 中新社于2000年1月1日创刊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已是中国最知名的时政周刊之一，并以英、日、韩、意等4种外国语出版5种版本。周刊以其敏锐、深刻、犀利、独到的精神坐标在国内新闻周刊中独树一帜，其个性化标签“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已鲜明地印刻在读者心目之中。

　　中新社每两年主办一次“世界华文传媒论坛”，是规模最大的全球华文传媒领袖峰会，从2001年开始已连续举办了六届。2009年第五届论坛期间，在中新社倡议下成立了以“服务、互动、平等、共赢”为宗旨的“世界华文媒体合作联盟”，目前联盟有34个国家和地区的304家成员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