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大定向调控力度。”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创新宏观调控摆在突出位置。

　　就在五中全会召开的前两天，人民银行宣布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和存款基准利率0.25个百分点；同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已是央行年内第3次“双降”，第6次降息，第5次降准。

　　形势决定政策。日前，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的“宏观调控创新”研讨会上，专家学者纷纷表示，当前错综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更需因势而动，创新宏观调控方式。

　　新常态下，如何既保持定力，在“换挡”中实现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在不违背经济规律基础上，拉升经济增速；又科学作为，适时适度调整，防止经济惯性失速，有损经济升级和社会稳定大局？

　　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马建堂指出，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的中国经济进入速度换挡、结构优化和动力调整的新常态。但我国内在的下行调整碰到了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国内外因素的叠加加剧了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

　　以发展理念把控宏观调控。“当今世界，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增长都是主旋律。”马建堂认为，不唯GDP但也不能不要GDP，释放改革红利推动发展，挖掘大国潜力支撑发展，培育创新动力驱动发展，对稳定信心发挥了重要作用。

　　用底线思维托底宏观调控。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王小广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当前经济增长不能失速。”增速换挡与保住底线是统一的，经济失速不是换挡，不是新常态，要确保经济增长速度不滑出底线，努力使经济增长调速不减势。面对新的发展动力一时难以形成的客观情况，实现经济由高速转为中高速但不失速并不容易，需要提升宏观调控能力。

　　凭创新观念驱动宏观调控。当前政府推进的蓬勃发展的“双创”实践，需要“十三五”久久为功。“把‘双创’实践上升为政府调控观念的主音符，将搞活宏观调控一潭活水。”王小广认为，不断扩充发展的内涵，努力克服高增长低效率的发展模式，围绕推动转型升级，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把政策的着力点放在提质增效上，放在转方式调结构上，激发活力，释放潜力，培育创新力。

　　靠全球视野聚焦宏观调控。中国“咳嗽”，世界紧张。专家学者表示，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已深度融合，宏观调控应放置于国际大坐标体系中，通过打造“一带一路”、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和创建亚投行等战略举措，开拓我国发展空间，扩大我国产品、装备和服务的市场需求。同时，在加快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中，实施科学的利率汇率政策，促进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为世界经济增长充分展现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众所周知，传统意义上宏观调控有四大目标——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亦有两大目标直指物价和就业，还有货币政策目标单一盯住通货膨胀率。

　　“从长期实践看，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宏观调控平均用力追求四大目标的同时实现。”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指出，在现实中，促进就业和反通胀是多数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甚至一些国家宏观调控只追求物价稳定，并就此形成“通货膨胀目标制”。

　　“目前德国、瑞典、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实行这种调控方式，偏重处理来自需求面的扰动，而在处理供给面的因素时缺乏必要的弹性，忽视了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以及频繁变动政策工具对实体经济的不利影响。”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进一步分析。

　　2013年，国务院提出了区间调控的新思路，确定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上限”是通胀率目标，“下限”是增长率目标和失业率目标。王小广表示，这一思路将复合目标组成的区间目标代替单一目标，防止了顾此失彼。

　　“简单来说，如果仅盯住失业率，搞不好会发生通货膨胀；如果仅盯住增长率，当出现滞胀状态时就会进退失据。”王小广认为，区间调控则是把三个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组合起来，分别作为经济运行的“上限”和“下限”，既防止了单目标可能带来的风险，又更易于稳定市场主体对政策的预期，增加了对运行波动的容忍度，从而增加了宏观政策的稳定度，防止了宏观政策的频繁调整。

　　“但如果深入分析货币调控具体实践过程，就会发现，有个潜在的目标很重要，那就是劳动生产率。”李扬以美国为例谈到，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做决策，并不单独关注物价、工资率等变化，而是将这些指标与劳动生产率变化相比较。如果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超过物价上涨，超过工资率上涨，那么他就认定经济没有问题，货币政策便保持不变。

　　对此，张占斌表示赞同，他认为，劳动生产率反映了实体经济的变化，而货币利率、物价水平的变化则发生在虚拟经济层面。“宏观调控应着眼于实体经济发展状况。”

　　比如，2014年提出的针对“三农”和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薄弱环节的定向调控，精准发力，有针对性地降税、降费、降准、降息。这种“点穴式”调控、“滴灌式”调控，显然比“全身施疗式”、“大水漫灌式”更为有效。

　　李扬则分析指出，宏观调控的金科玉律是“逆风向而动”，因此当务之急是判定“风”的性质——它从哪儿刮来，特征是什么，强度如何，变化趋势怎样，可持续性如何等。他认为，本轮全球危机就是一种长期趋势发生变化的长期经济波动。中国目前面对的也是一种趋势转变的状况。“因此，我们的宏观调控，也应考虑采取比较明确、比较剧烈的措施，像目前这样‘犹抱琵琶半遮面’，不把问题说清楚，各种调控措施一点一点向外‘挤’，形不成稳定预期，可能事倍功半。”

　　“创新宏观调控是否应考虑从目标管理转向预期管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陆磊表示，由于信息高速流动，导致宏观经济变量波动的往往不完全是基本面因素，预期在其中的作用非常大。他举例说，格林斯潘之后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和耶伦都采取了充分跟市场沟通、强调前瞻性指引的办法，以便形成一致性预期，实现货币政策操作“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国宏观调控引入预期管理方式很有意义。”陆磊进一步指出，当前在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中，存在一些沟通不畅的问题，预期管理存在一定困境。比如，前不久，央行推广信贷资产质押再试点，由于沟通不够，被解读为新一轮7万亿QE，但实际上各地对此类再的线亿元，相差巨大。这反映出政策制定者与媒体、社会公众、市场等沟通还存在一定问题。

　　与此同时，陆磊还提出，创新宏观调控是否应考虑从微观审慎监管转向宏观审慎管理。目前，我国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导，银行“大而不能倒”，在经济下行、不良率上升时，就应该实行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管理，而不是单纯看资本充足率、单纯考核银行不良率，应提高对不良率的容忍度，否则会导致“经济紧缩——信贷紧缩”的恶性循环。

　　此外，创新宏观调控指标体系是改进完善调控手段的重要措施。“近年来，一些统计数据虽然相对微观，但在宏观决策中较为关键。”张占斌指出，指标体系是纲目，唯有指标体系真实客观反映经济状况，纲举才能目张，调控方能有效有力。

　　比如，当前铁路货运量与工业用电量指标走弱，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反映出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又如，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反映出一种预期和市场的信心。随着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等单位GDP耗能率、货运率、占用资金率较低的行业加快发展，统计监测体系比重也应有所完善和创新，应更多地采用服务业占比、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和新产业新业态生成等指标，丰富宏观经济运行评价指标体系。

　　马建堂特别强调，创新宏观调控应利用大数据提高宏观经济监测能力。应构建大数据经济分析模型，对国民经济各领域的运行状况及时监测，提高宏观调控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具体而言，利用电商平台获取大数据反映消费市场走势，利用高速公路影像系统获取物流大数据反映实体经济走势，通过物联网获取工程机械开工率反映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利用互联网搜索引擎关于房地产点击信息研判房地产走势，等等。同时，积极探索以国家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为基础，运用大数据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对市场主体的全方位服务与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