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中国摆脱新常态低迷期、走向高质量发展模式的关键年。世界经济结构与秩序的裂变、中国经济结构的转换、深层次问题的累积释放期以及中国新一改革的推行期，决定了中国宏观经济的历史方位与国际方位，这也决定了2019年经济运行的模式可能发生变化。

　　2019年全球经济复苏共振接近尾声，全球增长率预期下降为3.7%。其中，美联储加息、财政赤字剧增以及贸易保护加剧等因素将使美国经济增速出现回落，英国脱欧和意大利等国财政问题可能使得欧洲经济增长放缓，新兴经济体在国内经济困境下被动跟随美联储加息以稳定汇率和遏制通胀，国际原油价格由大幅上涨转为下跌使得大宗商品出口国直接面临经济财政困难。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需求还将持续回落，出口增长面临更大压力。

　　2019年中美贸易战对于中国非贸易途径更为深层次的不利冲击将开始显现。国际分工格局正在重构，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脱钩”愈发明显，可能会使得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不利地位，同时，技术、投资等壁垒的增加也会阻碍新技术的传播，导致生产率下降。随着中美贸易战影响的逐步显现，对经济预期和市场信心打击加大。中国宏观经济外部环境的动荡与冲突的常态化意味着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步入新阶段，中国开放战略及其模式必须做出调整。

　　在中国经济结构转换的关键期和深层次问题的累积释放期，中国宏观经济的景气传导仍存在大量的机制体制性的障碍，市场型内生增长动力难以在短期内快速回升，市场性力量替代政策性力量而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的核心还需要一段时期。同时，以积极的产业政策为核心、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为工具的中国经济政策调控空间已经受到债务负担、金融风险和产业空间的强烈约束，难以保持传统的刺激力度，政策性复苏力量已达到极致，债务-投资驱动模式难以为继。

　　特别地，我国宏观经济对于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长期依赖，对今明两年经济走势和长远发展形成严重制约，也使宏观调控政策陷于两难境地。2018年前3季度基建投资增速的大幅回落，拖累总体投资增速下降近3个百分点，但面对投资增速的持续下滑，却难以重回大搞基建投资的老路，因为当前的债务负担已经绑架了整体经济增长的模式，大搞基建只会进一步加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恶化资源配置效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地方政府及其融资平台已经没有可持续的财务能力承担大规模的基建投资。目前房地产投资增速维持在10%左右，是当前总体投资和民间投资增长的最大支撑因素，但在现有的房地产调控模式下，房地产企业的债务风险和房地产市场调整的风险已经累积到一定程度。

　　因此，尽管中央局会议明确提出做好“六稳”工作，但对于宏观调控的一大挑战在于“六稳”之间相互关联，存在难以协调的矛盾，特别是如何握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

　　在中国经济结构转换的关键期和深层次问题的累积性释放期，收入分配和房地产挤出等深层次结构问题，从基础动力上制约消费增长并影响最终需求。首先，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叠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放缓；其次，居民储蓄增幅开始低于增幅，净储蓄开始出现下降的态势。近几年收入分配发生较大积极变化的主要是低收入群体在脱贫攻坚战中受益，但是中下收入阶层可支配消费性资金支撑力则大幅度削弱，导致消费行为模式发生重大变化。

　　具体来看，2018年消费名义增速首次出现低于10%的情况，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消费增长更呈现加速下滑的趋势。消费下滑背后潜藏着深层次结构原因而具有趋势性：首先，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开始低于GDP增速，收入增长放缓必将影响居民消费增长；其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导致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居民收入比重降低，使居民消费性支出增长与收入增长背离，进一步加剧了消费下滑；第三，居民储蓄增幅开始低于增幅，净储蓄开始出现持续下降的态势。2018年居民净储蓄余额（存款减去）同比下降7%左右；第四，居民财富缩水，消费基础受到削弱。

　　2019年不同区域、不同行业和不同类型企业的分化问题还将持续存在，并影响经济复苏动力。上下业盈利的背离、国企与民企及外企盈利的背离，使得国企的资产负债表得到一定的修复，但民企的杠杆率却出现被动攀升，外企的利润增长出现明显下滑，由此可能带来民企和外企的投资行为产生变异，并最终导致整体经济增速下滑和企业利润普遍下降。而不同地区之间增速分化调整的局面也可能持续。

　　中国新旧动能转化没有结束，政府扶持型新动能向市场型新动能转换刚刚开始，新动能不仅难以在短期中撑起中国宏观经济的基石，同时还面临自身造血功能缺失的问题，宏观投资收益难以在短期得到根本性逆转。在经济结构转换的关键期，旧结构、旧动能开始在衰退，新结构、新动能在政策推动中崭露头角，但是仍然没有完全替代。同时，大量的创新项目和高新工业园区存在过度刺激和过度同质化建设等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亟需对培育新动能过程中的一些政府失灵问题进行一定的整顿和清理，并对培育新动能里面所产生的一些呆坏账、烂尾工程，给予高度的关注，否则将会形成经济循环中间的阻力和经济发展的障碍。

　　与以往不同的是，在2018年各类宏观参数回落和市场情绪变化的背后隐藏着更为重要的变化，这就是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和三大经济主体的行为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异。一是企业家在生存空间挤压下投资意愿和行为模式开始发生巨大变化；二是消费者在房地产去库存中债务率大幅度上升，消费基础受到严重削弱；三是政府行为发生了积极变化，地方政府作为投资发动机的动力已经大为减弱。这些微观基础的变化以及微观主体行为模式的变异意味着当前很多参数的下滑不是短期波动，而是中期趋势性回落，短期宏观调控政策难以在短期改变这些微观主体的行为模式。

　　具体来看，首先是企业行为模式发生了不利变化。一是生产成本的上升、市场需求的回落，已经导致企业投资意愿出现持续回落。二是工业企业在产业间和所有制上的利润分化，进一步加剧制造业企业经营困难和“脱实向虚”。最后上市公司投资泛化和“房地产化”，进一步凸显了上述问题。

　　其次，消费者行为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相比其他宏观变量，消费表现一般比较平稳，今年出现的新变化引发市场关注。究其背后的原因，一是由于房地产市场的不健康发展，居民在住房投资上过度支出，已经严重挤压了居民的消费基金。二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导致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居民收入比重降低。居民收入平均增速与中位数增速之间的背离、以及各阶层统计收入与真实收入的背离，进一步抑制了消费的增长。三是中高端消费供给不足，导致消费升级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由于我国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不健全，政府对教育、养老、医疗等公共服务支出不足，导致居民预防性储蓄过高，不利于促进居民消费。

　　最后，政府行为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前投资下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基建投资的急剧下滑，核心原因是政府行为发生了积极变化，地方政府作为投资发动机的动力已经大为减弱。基建投资增速有史以来首次低于总体投资增速，导致总体投资增速下降近3个百分点，背后的一个核心因素与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变化有关。投资下滑特别是基建投资的下滑，与政府行为特别是地方政府行为的调整密切相关，这样的变化在未来会是常态。按照改革的目标，地方政府的职能要重构，从过去管制型政府、投资型政府转变成服务型政府、法制型政府，这种转变要求政府的投资能力弱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挤水分”。在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下，新一届政府在投资数据上已经发生实质性变化。过去投资占GDP的比重虚高，现在正在进行全方面调整，地方政府不能举债、搞政绩工程，更不能在数字泡沫上加泡沫。因此，对于目前投资的下滑，也应该看到现象背后的本质。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42期第2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