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大国博弈加剧、全球供应链产业链深度调整、主要经济体由滞胀步入衰退等预期下，外需大概率将持续回落，国内大循环内生动能亟待加强。结合“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以及大会精神，预计明年宏观政策将主要围绕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等方面持续发力，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将加大配合，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预计2023年经济增长将在5%左右，若疫情防控成效显著，经济增长或有望实现更高水平。

　　从消费端来看，伴随疫情对消费场景和消费信心的冲击逐渐降低、失业率的下降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叠加低基数效应，预计2023年消费将逐渐恢复，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和贡献率将提高至合理水平。

　　疫情仍将是影响消费的第一大不确定因素，但预计伴随疫情防控政策更加科学精准，疫情对消费场景以及消费意愿的冲击或将逐步降低。与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前不同的是，这几年因疫情多点散发及疫情防控，消费场景受限问题成为制约消费恢复的一个重要因素。2022年11月11日出台的疫情防控20条标志着疫情防控向更为科学精准的方向发展，因此预计2023年不会出现封城、全城静默等情况，同时跨省旅游以及省内出行等也有望恢复正常，这些因素均将大幅缓解消费场景受限问题。此外，因2022年4月份上海等大城市封城，消费者信心也随之大幅下跌，由于消费者信心指数主要与疫情以及防疫政策相关，因此预计2023年伴随防控政策更为科学精准，消费者信心指数及消费意愿将逐渐回升，并对消费的回弹起到积极作用。

　　在失业率下降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等内生因素以及货币、财政政策等外生性因素等共同作用之下，2023年消费能力有望继续恢复。2023年，伴随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及其接续政策的不断落地所带来的经济企稳回升，以及疫情防控更加精准科学对中小企业特别是服务性行业的冲击不断减弱，叠加各地稳保就业政策的持续推进，失业率有望持续改善，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幅也将持续提升，这将有助于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此外，预计2023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也将在扩内需、促消费方面持续发力，预计居民消费意愿及消费能力均将有所提升。

　　从结构上来看，消费分化问题有望得以缓解。一是伴随疫情防控更加科学精准以及出行、旅游恢复正常，餐饮收入将会显著恢复。商品零售中，食品、药品等疫情下的必需品仍将保持平稳增长；服装、化妆品等社交类消费品将伴随社交出行趋于正常化增速由负转正；汽车类消费随着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退出，其月度增速或将低于2022年下半年水平，但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的继续免除以及疫情影响的逐渐降低将使2023年全年汽车消费增速高于2022年水平；伴随俄乌冲突的常态化以及全球经济衰退风险上升所带来的需求下降，石油、天然气的价格相比2022年将更加平稳，石油及制成品消费增速将比2022年有所放缓；伴随房地产政策的实施以及低基数效应，房地产行业降幅有望收窄，与之相关的消费将有所提振，降幅将低于2022年水平。二是疫情多点散发，传播较快的特征之下，网上消费仍将坚挺，同时伴随疫情防控更加科学精准，线下消费也有望持续恢复，网上零售额占社零的占比有望保持稳定。三是伴随疫情防控更加科学精准，同时考虑到低基数效应，预计城镇消费的恢复速度将快于农村。

　　从投资端来看，预计2023年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仍将处于高位，同时伴随一系列房地产政策的落地叠加低基数效应，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幅度将会收窄。

　　2023年预计投资端仍将继续发力，并继续作为稳增长的主力。从投资的三大领域来看：一是基建投资增速在2022年高基数效应下可能略有降低，但预计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重点领域的基建投资将保持高位。首先，伴随2022年稳经济政策及其接续政策的实施，2022年下半年基建投资快速增加，这些项目后续的落地仍需要持续的投资，这将对2023年基建投资形成较大支撑作用。其次，2023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承前启后之年，也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对于十四五规划顺利实现以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预计将在交通、产业升级、城市、农村及等五大基础设施领域方面继续大量投入。从资金来源方面来看，伴随疫情防控更加科学精准，财政支出中用于疫情防控和三保的支出将会降低，可用于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出将会增加；政策性金融工具等准财政工具也将继续发力，并与财政资金共同带动民间资本投入。由于2022年基建投资增速较快，高基数效应下预计2023年基建投资增速相比2022年将略有下降，但用于上述经济结构调整，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建投资增速将实现两位数的增长。

　　二是制造业投资增速将继续维持高位，其中高技术制造业以及设备更新换代及技改等方面的投资将成为两大重要驱动力。一方面，2023年全球经济放缓甚至衰退所带来的外需走弱将对制造业形成一定的制约，同时国内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在2022年3月以后基本处于荣枯线%，其中小型企业PMI已连续19个月低于荣枯线，分项数据中新订单指数11月份跌至46.4%，新出口订单连续19个月低于荣枯线，对未来国内、国际订单的预期偏弱也将使得制造业企业追加投资的意愿不足。另一方面，在结构性转型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以及信贷及结构性政策工具的支持下，高技术制造业的投资以及设备更新改造等方面的投资增速均将保持两位数以上的水平。2021年高技术制造业投资累计增速为22.6%，到2022年10月底这一数据进一步攀升至23.6%。疫情的多点散发、俄乌地缘冲突以及逆全球化过程中中国面临的实际卡脖子问题都使得“延链、补链、强链”成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及经济安全重要的因素，同时伴随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将成为制造业投资的一大重要发力点，信贷中用于制造业投资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投资的比重也将进一步上升。此外，2022年前十个月技改投资占全部制造业投资的比重为40.9%，2022年下半年稳经济及其接续政策中提出设立2000亿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重点用于制造业、服务业及社会服务等领域，目前多个城市都已积极投放了设备更新改造，预计这些将加快该领域的投资并撬动更多社会资金进入该领域，推动制造业投资的增长。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预计2023年制造业投资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三是在政策支持以及低基数效应的共同作用下，房地产投资降幅将相比2022年显著收窄，对经济的负向作用有所缓解。从政策面上来看，房地产政策边际宽松，在坚持“房住不炒”的大背景下，因城施策用足用好政策工具箱，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全国层面上继住房利率下限部分放开、公积金利率下降、换住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组合拳之后，11月23日的房地产金融16条从房地产融资、“保交楼”金融支持、房地产企业风险处置、住房租赁金融等多个角度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各个地方也因城施策，从供需端对房地产形成刺激；同时保交楼的持续推进，也将使居民购房意愿逐步恢复，这将有助于房地产市场的逐步筑底企稳。从房地产企业的投资能力来看，销售面积和销售额的持续下降使得房地产企业自身投资能力受限，对融资的依赖程度较大，特别是前期“保交楼”压力较大的公司其销售将出现断崖式下跌。从融资能力来看，目前大多数地产企业在海外融资渠道受阻，但金融体系从信贷、债券、股权方面“三箭齐发”，将推动房地产企业国内融资能力的改善，特别是治理完善、聚焦主业、资质良好的房地产企业将受到金融机构的重点支持，包括信贷的倾斜和债券、股票市场融资，以及预售监管资金保函置换确保其“保交付”和满足偿债需求等。相反，不满足上述条件的房地产企业融资能力将可能继续疲弱，房地产企业之间分化可能会愈发严重。从房地产企业投资意愿来看，由于土地交易持续下降，各家房地产公司拿地数量也有所收窄，同时各类城市的库存处于较高水平，特别是三四线城市的去库存压力较高，叠加房价的走弱，房地产企业倾向于放慢开发速度，投资意愿受到抑制。此外，因保障性租赁住房的需求较大，预计明年这类住房的投资增速将会加快，并从一定程度上弥补房地产投资意愿的不足。受上述因素影响，预计房地产投资仍受到一些制约，其中资质较好的企业投资增速会远高于“保交付”压力、融资压力及去库存压力都较大的企业，考虑到2022年基数较低，预计2023年房地产投资降幅将会显著收窄，特别是伴随政策的不断落地，下半年单月增速有望回正。

　　预计2023年外贸进出口将持续回落，外需拖累出口持续放缓，进口增长取决于内需回暖速度和幅度。

　　明年我国外贸进出口面临较大压力，受外需拖累，出口增速将持续回落，进口取决于政策拉动下的内需回暖速度。出口方面，目前海外通胀已经逐步从商品通胀转为工资、房租价格拉动下的高粘性服务通胀，商品需求加速放缓，下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新出口订单PMI在荣枯线下持续回落和美国制造业景气度的连续走弱也充分印证这一趋势。同时，美联储最近一次议息会议释放的信号显示，美联储加息策略将调整为“放缓加息幅度+延长加息时间”的组合，加息终点或将提高至5%左右，而同时欧洲通胀拐点未知，流动性大幅紧缩的节奏不会提前转向，预计欧美发达经济体连续的加息缩表进程将延续到明年上半年，与之相伴的是欧美财政支持力度将逐步减弱，明年欧美市场大概率进入实质性衰退，商品需求将进一步萎缩，拖累外贸出口增长。进口方面，明年海外通胀或将逐步回落，价格因素对进口总额的拉动效应将减弱。进口量能否企稳并保持进口总额的稳定将主要取决于明年我国经济回暖的趋势和内需动能修复程度。汇率影响方面，随着明年美国经济衰退预期的升温，美元指数单边强势上涨的趋势接近尾声，明年人民币兑美元贬值压力将持续减弱，汇率波动对外贸的影响将减弱。

　　预计2023年我国CPI将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PPI将前低后高，通胀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压力或集中于需求端。

　　明年在我国经济持续回暖预期之下，我国通胀会有反弹压力，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但将重点转向需求端。PPI方面，预计明年将呈现前低后高的走势，主要决定因素逐步转向国内定价工业品。明年全球油价回落或将在下半年出现，且原油供给端的不确定性仍然较大，因此明年上半年原油价格仍将保持高位震荡，但油价涨幅较今年将明显放缓。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受油价和全球经济衰退预期影响，价格涨幅也将逐步回落，进口大宗商品价格给国内PPI带来的压力将逐渐减弱。随着明年我国政策面对内需修复力度进一步加码，特别是连续出台的稳地产政策效果逐步显现，地产开工率将有所加大，带动黑色、有色等工业品需求上升，从需求端对PPI增速形成拉动。CPI方面，明年我国CPI或将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食品价格仍是主要拉动因素，但非必须消费品价格涨幅有望扩大。CPI价格主要受到本轮猪周期波动影响，今年四季度到明年一季度，在季节和节日效应带动下，猪肉需求增加，同时从目前猪周期的运营位置来看，生猪供需处于紧平衡，猪肉价格上涨周期尚未结束，预计猪肉价格拉动下CPI将保持上行趋势并在明年一季度保持高位震荡，随着本轮猪周期逐步进入尾声，CPI涨幅逐步回落。非必须品价格的涨幅则主要取决于疫情演绎形势，如明年疫情得到进一步稳定，社会生活逐步回归常态，线下餐饮娱乐和商品消费有望迎来较大反弹，非必须品和服务价格涨幅有望较今年有所扩大，进而带动核心CPI增速回升。

　　预计2023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会延续，扩大赤字规模的可能性上升，财政收支结构将有所改善，地方政府债规模仍将维持高位，财政体制改革将不断深化。

　　一是从财政规模上看，扩大赤字规模的可能性上升。从明年收支两端来看，财政收支矛盾仍较为突出。明年财政收入的压力和不确定性仍然存在，2023年可调入的结余资金将明显不足、央行上缴结存利润不可持续、新的减税降费政策有可能继续执行等因素，将对财政收入造成影响；如果疫情影响逐渐下降，疫情防控相关的支出将会降低。从宏观杠杆率来看，过去两年我国的宏观杠杆率并未大幅上行，还有一定加杠杆的空间。二是从财政结构上看，收入将部分改善，支出向供需两侧协调发力。在收入端，一方面2022年留抵退税已经基本完成，且多为存量税额，不可持续，明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将比2022年有所增加；另一方面，明年地方盘活存量资产力度将进一步加大，推动地方政府非税收入增加，成为财政收入增长的重要拉动力。但是，土地出让收入低迷将继续拖累政府基金收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融资也仍将低迷。在支出端，2022年政策更多是刺激供给端和扶持企业，明年支出将在供给端和需求端协调发力。供给侧方面，明年将继续延长减税降费等优惠政策或出台新一轮帮扶政策；需求侧方面，预计明年政策将会向需求侧有所倾斜，刺激居民消费的必要性有所上升。三是地方政府债规模仍将维持高位，靠前发力继续推动投资稳增长。预计明年的新增额度将与2022年大抵持平。从资金投向来看，将继续聚焦国家发展支持领域，以带动重点领域投资需求，依然偏重基建，产业园区、新基建的投向占比可能会扩大。四是强化财政预算约束的同时，加强风险的防控管理。从预算管理来看，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健全现代预算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广东、黑龙江等省市已经开展预算管理试点，未来深化预算改革将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推动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提升财力统筹能力，破解地方财政管理难题。同时，要筑牢安全的底线，我国地方经济发展已积累了较大的债务风险，坚决查处违法违规举债行为，是建立健全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效管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提高债务资金使用绩效，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

　　预计2023年货币政策仍以稳健为主基调，坚持以我为主兼顾内外平衡，发挥好逆周期、跨周期调节作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将聚焦重点、合理适度。

　　一是货币政策以稳健为主基调，坚持以我为主、内外兼顾，发挥好逆周期、跨周期调节作用。由于当前国内经济仍处于弱修复态势，稳健的货币政策将有利于引导市场主体预期和信心回升。明年上半年海外持续收紧的货币环境仍将对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空间产生一定影响，但将弱于今年。二是总量上保持合理充裕。2023年预计央行仍将灵活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助力经济运行实现更好结果。虽然目前市场利率已低至历史低位，但不排除再次通过降准降息进一步刺激融资需求以支持经济复苏的可能。三是结构上持续优化。明年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将聚焦重点、合理适度，落实好普惠小微支持工具、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科技创新、普惠养老、交通物流、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强化对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和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市场主体的支持。落实落细金融服务小微企业、民营企业敢贷会贷长效机制，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四是加强预期管理。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防止房地产市场硬着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五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加快构建多层次债券市场体系，继续扩大金融债券余额管理和宏观审慎管理试点，推动柜台债券业务发展，提升债券定价的有效性及传导功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等举措持续推进。

　　(本文作者介绍：大公国际作为中国国新控股子公司，成立于1994年，拥有独创的评级方法和评级技术，科研成果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