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模型按照研究的对象和目的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者其实既是矛盾的又是相辅相成的。一般来说政策问题是宏观经济学中的看法，宏观经济学将市场假设为不完善的，是需要政府通过经济政策来调节的。但现实中由于市场经济参与体的复杂性，单一的宏观理论已经无法诠释现代的货币问题，因此现代经济学越来越强调要建立在微观行为视角上来看待货币理论与政策。

　　经济实体是国家政策制定时的主要研究对象。以前宏观经济往往强调整体最优，但结构主义更强调在一个整体之下，拥有复杂特点的参与者如何求同存异。我国经济政策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模式，在这其中大中和小型企业都具有各自重要的地位。经济改革以后，大中企业已经不再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唯一的中心环节，而是越来越向小微企业倾斜。在零售、餐饮、家政等与生活紧密贴合的行业中，由于创业成本和就业门槛较低，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已经成为最大的经济主体，增长势头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基建、房地产等大型项目中，合同也通过转包、代工的方式越来越多流入到中小企业手中，可以说中小微企业已经逐渐开始成为支持地方发展最重要的力量。在今年政府的工作汇报中就显示，每年新增的企业中有90%都是中小微企业，并且贡献了市场上80%的就业。

　　考虑到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微观层面我国货币政策就要能够兼顾到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的需求。以前在宏观政策传导层面，我们总是假设货币政策对于所有的企业和个体户都是无差异的，比如当货币基准利率变化时，所有经济体的成本都是发生相同变化的。但实际上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信贷市场中不同规模的企业需要面对的情况也都是截然不同的。比如大型企业往往是通过政府融资来获得项目，再通过上下游交易将项目拆解、转让给其他中小型企业，大中企业可以通过正规的金融机构向中小微企业进行转贷和股权投资。而中小企业处于发展之初，通常自身的现金流产生能力较弱，因此对外部融资有更强的依赖。因此中微企业在向大中企业提供产品和服务时，更多需要以商业信用的形式来延期付款。可见不同规模的经济主体和不同的产业链条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是不同的，只有了解了这一点，货币政策才能达到更好的传导效果，不然可能会出现对于某一类企业推不动、见效慢的情况。

　　对于央行来说市场经济主体虽然规模不同，在市场上的准入机制也不同，但并非是完全的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利益共同体。大中型企业通过交易合约也可以将融资传导给中小微企业，完成资金的传导，企业可以通过转让债权或是抵押来获得流动资金。但是传统的银行信贷注重资产和风险把控，因此不利于中小微企业获得资金供给，可以说在某一层面阻碍了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实施。随着近年来金融市场的扩大，国有商业银行已经开始逐步退出基层，中小金融机构日益发展壮大。在我国票据融资、民间借贷这些需求始终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已经渐渐成为中小微企业获得融资的重要手段。但同时中小金融机构资金实力不足，尤其像农村信用社等机构的资产负债率较高，仍然存在较大的风险。

　　因此从国家货币政策的角度考虑，应该积极扩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构建“正规银行+资本市场”的多层次货币传导通道。一方面，以定向货币政策为例，即使中小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降低，主动权仍然还是把握在金融机构手中。资本市场可以利用融资优势将溢价风险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保证货币政策的可流动性。另一方面，金融资产的丰富可以助力中小型企业释放更多获得资金的可能性，并且倒逼银行体系提高差异化定价能力。比如定向结构性政策就是央行针对中小企业专门推出的一种宽松的信贷政策，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不同结构下货币政策的矛盾。通过定向降准、定向降息等手段，规避银行“去中小企业”的缺点，给中小微企业融资提供更多的便利。目前我国各地已经开始不断出台定向货币政策，扩大政策受益范围，为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虽然从微观行为上来看，不同规模的经济体在金融市场上的行为和需求都是不同的，但在宏观政策框架下它们却是存在共性的。例如我国在加入WTO以后，为了提高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各地企业都不约而同地开始对企业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一些无明显优势的产业开始退出市场或被兼并，主导型产业大力发展，但产业转移却导致了国家低水平通胀，与经济政策背道而驰。再比如我国正式开始成为世界工厂以后，如果受到外部冲击导致需求变化，则会导致企业的产能过剩。企业收入、利润等经济指标下降，资产负债率高，为了维持生计，企业必定会开始选择收益更高的产业，反过来将再次造成成工业通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通过这些行为我们可以看出当经济大环境改变时，实体微观行为几乎都会不约而同的作出同样的选择，其本质还是降低成本提高企业收益。

　　根据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当经济出现下行时，政府必然会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购买力。当国家货币政策出现宽松信号，资本市场价格指数和房地产价格立刻就会出现波动，但是实体经济部门的资产效应则呈现出滞后性。这就会导致资本市场价格不稳定和频繁波动，货币政策将要经历逆周期性的博弈。因此为了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货币量调整的力度就显得极为重要。如“长期交易关系”理论所说，一旦客户之间确立了金融交易关系，这个交易格局就很难在短时间内发生改变，后续如果要进行资产结构的调整将会十分漫长且复杂。所以传统的货币量调整方法已经不能满足于现代金融市场的要求，新的货币政策必须要多步、微调，避免出现大幅度的政策拐点。此外，可以通过对产能的分析，慢慢优化在资产存量稳定和增量投入上面的调整。

　　纵观在政策的实施当中，在从央行实施货币政策到流入货币和证券市场这一链条存在许多梗阻环节，往往会削弱货币信号的传导效果。未能向大众提供明确、统一的政策信号，导致市场经常通过SLF、MLF等指标猜测央行的政策意图，导致下行金融机构对政策解读不清，无法完成设定的市场预期。因此展望未来央行要充分利用自己的职能优势，对政策传导通道进行疏通，确保政策的顺利实施和明确理解。首先可以发挥银行的指导作用，加强银企之间的交流合作。可以通过座谈会、金融形势分析会等方式，对重大投资项目进行密切交流，合理对企业进行信贷的投放，并且帮助企业和金融机构进行政策解读。其次各地方央行应该与当地政府一起，建立中小企业的分担机制。通过市场化运作降低银行对中小型企业融资的风险，同时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的难题。

　　上文提到，央行政策更多的是需要考虑风险和资产抵押，对中小企业不那么友好。目前国有银行更是开始从基层撤退，向大城市大企业集中。因此政府可以适当放宽基层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权限，在资产负债率合理的情况下，让这些机构都可以根据需求发放。这样一来填补了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空白，能够更好的促进中小微企业的资金困难。发展地方性金融机构，与国有银行相结合，可以对冲央行承担的巨大风险，做到安全与盈利的兼顾，更有助于当地经济更快速发展。当然这其中需要科学合理地去计划分信贷的权利，避免出现地区性、产业性的信贷集中，给信贷行为带来负面影响。因此金融机构在信贷评估中，要就当前的产业形势随时对评估结果进行调整，避免一刀切的发放方法，适时作出正确的判断。

　　货币政策的制定不仅与企业有关，与自然人也有一定的关系，虽然在文章中没有明确详述自然人对于货币政策的影响，但居民的投资、消费等行为都会对金融变量产生影响。如果居民对未来收入表示怀疑，那么他们的消费和储蓄行为都会产生变化，影响货币政策的弹性。比如房地产市场在我国就是体量巨大的一个影响因素。如果房价快速增长，将会刺激居民的消费倾向，形成所谓的“房地产财富效应”。如果房价长期呈现上涨趋势，将会吸引大量的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一部分人可以获得高额的收益，但是绝大多数居民将会由于背负房贷而降低市场消费。同时房产的涨幅将对其他实体经济起到挤出效应，不利于经济市场的平衡和多元。此时经济体下行时，央行将会颁布一系列货币宽松政策，加剧房市的资金流入。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房地产泡沫，损失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这就是金融体制之外的产业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由此我国地方政府也在积极推动土地财务转型，通过房地产改革减轻房价的快速上升，争取形成自我稳定机制。除了房地产，养老、医疗、就业和教育等问题都会对货币政策产生严重影响，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当然也要注意在这些领域的稳定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