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必然会改变宏观经济的短期运行轨迹。我们在研究肺炎疫情对经济短期增长的影响时，也应该同时关注它对经济的结构性影响。近年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我国经济运行的内在基本逻辑和机理均在发生变化，而这次重大疫情的冲击将会使这种转变加速显性化。总而言之，一场来势汹汹的疫情冲击使得2020年宏观经济的短期运行态势和长期发展模式都将呈现出新的特征。

　　一是年度经济增长目标完成难度加大，应统筹考虑今明两年的增长。新型肺炎疫情形势严峻，一季度生产和消费的正常开展受到严重干扰，餐饮、文化娱乐、交通运输、旅游等行业遭遇明显冲击，店铺停业、订单取消等现象极为普遍，同时复工延迟造成的产销停滞、跨境传播造成的外需减少等因素均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从当前疫情发展态势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将超过2003年的“非典”疫情。即便防控措施得力，疫情对经济增长的冲击集中在第一季度，二季度经济呈现补偿性上行，但一季度的损失仍难以完全弥补，完成年度目标的难度非常大。但这种完成难度加大，并非是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所致，仅是短期约束导致的暂时偏离。疫情消除后，经济将回归原有轨道，且在今年一季度极低基数的影响下，明年一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会畸高，进而带动明年全年的增速走高。因此，在确定逆周期调节政策的力度时，需要统筹考虑今年和明年的经济增长状况，避免因一时得失造成政策力度急剧放大而透支未来的增长潜力。当前逆周期调节政策的着力点应放在保就业、保民生上，以尽力降低疫情冲击对居民收入的影响和维持中小微企业的存续性经营为重点，防止疫情冲击演变成社会冲击，不可因追求一个特殊年份的经济增长目标而无限放大稳增长政策调节力度。

　　二是疫情冲击、库存回补等短期因素决定今年增长态势。2020年经济增长的大趋势未变，疫情冲击这一短期因素压制了一季度的增长速度，而库存调整这个短期因素将成为决定今年剩余季度经济增长速度的关键因素。2019年制造业整体处于去库存周期，在疫情冲击之下，企业停工停产，库存水平进一步降低，这为今年行业库存回补提供了较大空间。以汽车行业为例，前期库存超调的汽车行业已经率先开启了补库存周期，2019年9月份汽车企业库存94.2万辆，为近年来的最低水平，之后进入库存回补，12月份达到108.2万辆，同期汽车行业的增加值增速也开始显著上行，由9月份的0.5%回升至12月份的10.4%。同时销售端逐渐好转，12月份汽车销售增速转正，预计未来销售端的好转将进一步向生产端传导，支撑汽车行业增速进一步上行。原本从历史规律和先行指标来看，预计制造业整体转向“补库存”的拐点将在2020年下半年出现，而疫情冲击将使这一拐点提前，加之2019年基数较低，将有力支撑2020年制造业的整体景气回升。

　　三是基建投资增长显著回升。2019年逆周期调节政策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倾斜明显，政策导向非常明确，希望基建投资增速有所修复，也说明基建投资的过低增速并非政策的合意值。在民生领域、区域发展方面，还有大量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即便是基建成熟度远高于我们的日本，其基建投资的增速仍然保持在3%左右，高于我国2017年和2018年的水平。2018年和2019年陆续出台修复政策，意在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从政策的显效时长上看，2020年政策效应也将充分释放。加之疫情冲击下经济短期稳增长压力加大，财政空间将进一步打开，基建投资作为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其增长在2020年明显回温将是大概率事件。

　　四是供给增长和需求增长逐步脱钩。供需良性循环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动力和保障，随着消费升级持续推进，而供给面响应不足，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匹配度降低，供需增长可能出现脱钩。第一，投资向中下游产业转移导致投资乘数下降。伴随经济发展，我国的投资结构发生了明显改变，投资向中下游产业转移的特征明显，第三产业投资占比越来越高。疫情冲击之下，远程办公、互联网医疗、在线教育、云服务等行业逆势增长，必然成为未来的投资热点，投资重点加速向产业链下游转移，会导致投资乘数降低，等量投资对生产扩大的带动作用下降。其次，消费结构的改变使得消费对生产的拉动减弱。随着消费升级不断推进，消费的重点从原来的吃饱、穿暖、有房、有车开始向身心健康、精神愉悦、生活便利、个性突出转变。从具体消费品类看，体育娱乐用品类、文化办公用品类等增长较快，但与传统的消费热点如汽车、建筑装潢、石油制品类等相比，其产业链条较短，对工业增长的拉动力较弱。等量消费增长带来的工业生产扩张效应减弱，需求和生产的运行开始出现背离。这种现象在消费升级越快的地区表现越为明显。需求结构的改变打破了原有供需之间的传导链条，造成供需之间的循环弱化，供需波动分化，当前为配合需求结构升级而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仍在持续进行中，预计供需弱循环态势在一定时期内将持续存在。

　　五是东中西部地区经济联系趋于弱化。东中西部经济阶梯式发展是很多中西部省份发展的重要动力，而近年来东中西部经济连续有所弱化，而疫情冲击将使这种现象加速显现。首先是东部发达省份经济增速放缓明显。作为全国经济重要引擎的东部地区，如沪、粤、浙、苏等省份，近年来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十三五”前四年，四省经济增速平均放缓超过两个百分点，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次东部省份产业结构调整后区域辐射力减弱。随着东部省份产业转型升级进程的持续推进，产业向中西部省份转移的速度逐渐放缓。且东部省份的产业结构有所改变，服务业特别是新兴服务业、高技术产业和数字经济的比重迅速上升。与传统工业相比，这些新兴产业的特点是产业链条普遍较短，区域辐射带动力较弱，以往中西部省份通过参与东部产业链分工和承接产业转移的带动模式将难以持续。第三，东部地区对中西部地区的虹吸作用更强。疫情冲击下，远程办公、互联网医疗、在线教育、在线游戏、云服务等行业将迅速发展，这些行业在东部省份的发展基础更好，优势更为突出。这些新兴行业对经济发展相对低洼地区的虹吸作用更强，除对人才、资金的虹吸之外，部分传统意义上认为难以移动的生产要素和本地需求也开始外流。例如随着网络消费的兴起，中西部省份的部分本地消费外流，调研中内蒙古自治区反映，由网络消费造成的消费外流约占其全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三分之一，对区内经济增长形成一定抑制作用。

　　六是促使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加速回升。改革开放以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增长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0%以上。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生产率增速持续下滑，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一些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008年也出现急速下滑。但是多家研究机构的测算结果表明，近两年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处在逐步回升的阶段，说明过去一段时期的改革调整开始释放制度红利。在本次疫情应对过程中，政府防控组织得力，但也暴露出政府在管理方面的某些短板，如人员素质跟不上，应对能力不足的问题，未来如果对政府行政行为引入比较有效的监督机制，引进更多的专业人才进入管理机构并且发挥其重要作用，政府的管理效率将得到进一步提升。对于企业而言，疫情期间各种新需求的倒逼，将使其更有意愿和动力开展数字化转型，更加重视智能设备的投入和使用，更加注重研发投入。从经济学的意义来说，这些举措将有利于生产率的进一步提升。加之按照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2020年起抓紧部署和落实新一轮改革方案，包括从所有制、分配制度和运行机制三个层面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全方位推进市场化、国际化、高标准的制度化开放，以及细化和落实对非公经济和非公经济人士的保护等，将会培育和释放更多的制度红利。预计未来全要素生产率有望呈现加速回升态势，成为我国“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

　　总的来看，作为多个长短期目标的节点年份，2020年注定为不平凡的一年，系列短周期力量交错转变，系列长周期特征苗头初现，但我国经济平稳运行的大势始终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