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聚焦丨CMF中国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报告发布：经济复苏凸显制度优势，政策尴尬呼唤深层改革

　　3月1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总第45期）于线上举行。百度财经APP、网易财经、新浪财经、财经、凤凰网财经、搜狐财经、WIND、和讯财经、每日经济新闻、中国网、南都直播等多家媒体平台线上直播，同时在线万人次。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聚焦“经济复苏凸显制度优势，政策尴尬呼唤深层改革”，知名经济学家连平、陶冬、郭磊、李湛、刘瑞明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刘瑞明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报告。

　　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给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我国进行了快速有效的疫情防控，复工复产有序推进，取得了人民满意、世界瞩目的成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呈现出“V”型反弹的态势，各项数据都比较可喜。2021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既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又是2035年远景目标等一系列长远规划的布局之年，这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长期支撑。本报告提出了七个判断。

　　根据最新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21年1-2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同比增长35.0%，2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下降0.2%，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1.7%，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8.1%，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1.2%。我国在重要的经济指标上都实现了非常明显的改善，这一方面与2020年的低基数效应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经济快速恢复和整体环境向好密不可分。

　　（一）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稳步回升，分化明显。自疫情爆发以来，尽管固定资产投资经历了负向冲击，但很快实现了恢复，并在今年1-2月出现了巨大的反弹。整体来看，各个行业、各个区域、各个板块都呈现出类似的反弹趋势，在三大产业中，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较小，恢复也更快，第二、第三产业也呈现出完全符合预期的态势。从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都出现了快速反弹，尤其是东北地区不仅摆脱了疫情影响，而且整体环境也有所改善，投资者改变预期，做出积极回应，稳定投资。从企业类型来看，港、澳、台商投资企业表现优异，这与疫情防控有关，因为疫情防控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的大考，企业投资再次出现回流态势。另外，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开发也都呈现出了类似的态势。

　　（二）CPI小幅收缩，大宗商品价格推动PPI走高。在经历了前两年的“猪周期”后，总体物价水平目前表现稳健。与此同时，物价水平也出现了一定的分化，与CPI小幅收缩不同的是，PPI涨幅持续上升。为应对疫情冲击，从2020年3、4月份开始央行释放了大量的流动性，而这些流动性率先进入到了投资品当中，其中就包括上游的工业品，从而导致了PPI的迅速上升。从大宗商品来看，2020年3、4月份释放的流动性在5月份以后迅速传导至大宗商品，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高，这是值得警惕的。

　　（三）失业率总体稳定，但就业形势依然严峻，目前还未复苏到理想状态，这是未来值得重点关注的一个方面。

　　（四）工业企业效益改善。2021年1-2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35.1 %，实现了超预期的增长。从不同企业类型来看，国有控股企业、股份制企业、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企业增加值的增速都比较理想。

　　（五）外贸“开门红”，近期形势持续向好。我们对外贸一直比较担心，尤其是在中美贸易战之后，然而经过去年疫情的检验，可以看到中国整体的制造能力和恢复能力都是非常强的，在全球疫情大考中，中国的生产能力再次得到了彰显，今年1-2月份外贸出口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外贸情况持续向好。

　　从目前披露出来的经济指标和对其他指标的预测来看，中国经济在2021年将会取得不错的成绩，很可能会高于6%的GDP增速目标。

　　判断二、中国经济体制具有重要优势，外部环境短期内相对稳定，有利于中国经济恢复，但长期内需要警惕拜登政府对华施压政策。

　　这一方面是因为当前全球抗疫形势依然非常紧张，各国集中精力抗击疫情，从而使得贸易保护主义得到相应缓解。然而美国长期政策并不会得到根本性的改变，随着疫苗接种的普及以及美国疫情好转，我们必须提前应对，因为美国对华的系统性打压可能会表现出来，只是形势相对表现得缓和一些。

　　（一）国内外疫情防控常态化。国内的疫情防控情况较好，实现了确诊病例多日零增长，各个省份都已经实现了有序的复工复产。尽管全球疫情形势仍然严峻，但随着各个国家都纷纷开始重视疫情防控，全球每日新增确诊病例逐渐呈现出波动性下行态势。随着疫苗接种的不断普及，我们预期总体趋势是向好的。

　　（二）拜登政府的政策。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主要采取了两类政策，一类是短期政策，这些政策侧重于疫情防控，这体现出了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的本质不同，拜登政府更加重视疫情防控，并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帮助居民和企业渡过难关，恢复美国经济。另一类是长期政策，这些政策更多关注美国自身的长期发展，包括重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来，并解决移民、公平和环境等问题。至少从目前来看，拜登政府还不会对中国施加像特朗普时期那样的压力，有利于我国外部环境的好转，为未来长期发展和稳定宏观经济指标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判断三、作为“十四五”的开局之年，“十四五”期间、2035目标的一系列长远规划已经布局，为经济恢复提供了坚实支撑。

　　在这个基础上，党中央、国务院和各地都颁布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文件，包括刚刚发布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这些规划通过一系列项目布局和长远经济布局，使得我们有信心在未来保持稳定增长。

　　“十四五”规划宏观整体布局，各项政策提供动力。“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最近颁布的“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社会建设等方面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划，其中经济建设规划包括发展规划、改革规划、农业城乡规划、区域规划和创新驱动规划。所有这些规划都会落实到具体的政策措施中，比如交通规划、金融改革规划、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规划以及后期的长远规划，这些规划都值得预期，说明了党中央和国务院有进一步改革的决心，并保证改革措施的落地。

　　同时，各地也积极响应，在规划的基础上，各地都制定了各自的发展规划，从而支撑改革推进和宏观经济恢复。比如，北京、上海、天津、深圳等都围绕宏观、长期规划和经济产业社会各方面规划发布了具体的指导意见和相关规定。对于这些规划来说，确定明确的责任落实制和时间表是非常重要的，它们会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支撑我国宏观经济稳定发展。

　　在经济总体向好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改革方面依然存在着老问题、老难题，这些问题在经济复苏过程中导致了一些意料之外的后果，也导致了政策效率可能会出现南辕北辙和政策尴尬现象。去年3、4月份M2增速回升以来，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局部市场的结构性通胀和投机色彩，这与我们的政策初衷有所背离。我们政策出台的初衷是刺激实体经济，然而这些刺激政策很有可能进入到了所谓的虚拟经济中去，并没有真正促进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甚至有可能会导致局部恶化。

　　这一点在三大市场上表现尤其明显：一是房地产，价格呈现出不同区域、不同性质房地产的分化。二是股票市场，小牛市的背后不是基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而是建立在炒作投机的基础之上。三是大宗商品价格涨幅非常明显，这可能会推动工业品价格不断上涨，进而造成长期通胀压力和实体经济下行压力，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

　　（一）房地产价格结构性扭曲较为严重，不同区域分化明显。首先，在房地产市场，2020年3月份以后我国为了应对疫情开始释放M2，流动性被释放之后总是要追逐一些资产，但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就会导致一个现象，当实体经济不景气时，尤其是在疫情冲击以后，理性的货币一定会追求高价值、高投资潜力的投资品，在中国转型时期的这种特殊情形下，货币追逐的目标又一次聚焦到了房地产，但这次房地产市场和其他时段有所不同，房地产价格过去呈现出普涨，这次出现了分化，流动性的释放拉动了一线城市房价指数，但二线城市受到的影响不大，这主要是因为一线城市集中了全国最好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产品，所以短期内货币无处可去的时候，只能流向这些领域。即使是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房地产价格的上升也存在着城市内部的区域分化，比如从2020年下半年以来，海淀区出现了一种跳升式的房价上涨态势，这主要是因为海淀区集中了全国最好的一批从中小学到大学的教育资源，而这些教育资源又是非常稀缺的，而石景山区并没有呈现大幅跃升，这是因为它本身的公共资源相对比较稀缺。从地处中部的郑州和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四个一线月份货币政策放松以来，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都出现了一波小，货币率先进入这些一线城市，这正是因为大家对一线城市公共物品的追求和对其前景的看好，而二线城市房价的涨幅则是非常有限的。

　　（二）资金持续流入，拉动股指波动攀升。去年下半年以来，一度非常火热，广大投资者纷纷进入市场，这在根源上与货币政策有关。当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持续宽松、并释放大量流动性时，如果缺乏比较好的投资品，那么投资者就会将资金纷纷投入，再加上中国发展尚不成熟，导致了出现了高震荡、高波动的态势。当M2在三、四月份释放以后，上证指数和深成指都出现了持续性上升，而今年以来股票市场的局部下跌也与M2的收紧有关。

　　（三）上游大宗商品价格涨幅明显，推动工业品价格不断攀升。在投资品非常稀缺的情况下，游资开始进入到上游的大宗商品领域，使其涨幅非常可观。2020年二季度，也就是货币增长速度上升以后，大宗商品市场超跌反弹，整体上涨趋势非常明显，在能源、化工、有色金属方面表现非常明显。

　　短期内货币之所以大量流向房地产、和大宗商品市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实体经济复苏的相对乏力，所以长期来看我国经济依然存在“脱实向虚”的风险。疫情之前这种风险已经存在，疫情的爆发加剧了这种风险。我们要高度重视这些根源上的问题，并加以破解，否则任何一次政策干预和政策刺激都有可能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

　　（一）信贷规模增速放缓，难以满足实体企业融资需求。需求指数在最近几年维持高位，这说明目前社会融资规模发展态势并不能完全支撑实体经济的发展。

　　（二）企业利润进一步收缩，成本及费用呈扩张态势，企业效益有所恶化。企业利润收缩一方面表现为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下行趋势明显，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亏损企业数量及亏损额的增加。

　　（三）实体经济内部，在所有制分化下，作为宏观经济的“晴雨表”，民营企业处境更加艰难。长期以来，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速持续下滑，从2005年2月87.43%的高点一路下滑至2020年12月份的1.0%，这提醒我们应该从长远来看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如果不能对改革中的难点进行着重破解，那么这些问题依然会长期存在。

　　从短期来看，尽管货币刺激政策在应对外部冲击、缓解经济波动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因为一些长期问题的掣肘，引发了房价飙升、经济脱实向虚等问题。具体来说，当流动性被大量释放的时候，既有扭曲结构下实体经济无法在短期内向市场提供良好的标的物，因而导致了局部市场的投机行为，这使得刺激政策不能完全支撑实体经济，在局部市场上发生了脱实向虚，出现了政策的尴尬。这些问题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改革滞后，实体经济盈利能力被严重挤压，发展环境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政策尴尬的根源与政策进程有关。中国在经历40年多的市场化改革之后，下游产品市场基本实现了完全竞争，并且由民营企业作为强竞争力的主体主导市场，但是，在金融、土地、石油、电力、电信等关系到国民经济核心命脉的领域，国家依然维持了明显的垄断特征。最近几年，上游一些企业通过合并的方式来组成更大集团的时候，客观上会产生更大的垄断效应，这就会导致下游民营企业处在一个更加艰难的处境当中。这是因为，一方面上游企业倾向于通过限制供给的方式来抬高要素价格，最大化自身利润，另一方面在赋予其独特的垄断地位的时候，这些企业没有得到任何进行效率改进的激励，那么所有的原材料在买卖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种利润转移机制，或者叫做隐形税收机制，使得下游实体经济的利润率非常稀薄。本部分从“供给端”和“需求端”同时分析要素市场化改革迟滞如何导致了政策尴尬。

　　（1）土地供需缺口过大，这与地方政府垄断土地市场高度相关。在2009年刺激政策下，“土地财政”转变为“土地金融”，导致房价被不断抬高，过去的生产性逻辑转变为当前的非生产性逻辑，这是中国经济下行非常重要的原因，也是经济脱实向虚背后的重要体制性原因。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被很好地解决，那么我们可以预期到高成本问题难以缓解甚至有可能加重，阻碍实体经济的复苏。尽管有人说土地市场是一个特殊市场，但它也要遵循最基本的经济学规律，当土地供应减少的时候，价格一定是上升的。所以，我们反思房地产调控不利，一定要回到土地供应上来。目前土地财政收入已经占到地方财政很大的比例，而次贷危机以后，我们放松了对于土地金融的管控，致使地方政府通过土地抵押来进行融资，使得地方政府通过土地金融高度泡沫化的方式累积了大量债务，推高了实体经济复苏的压力。

　　（2）金融业资源配置能力不足。目前市场上80%以上的民营企业都长期面临现金流紧张的压力，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缓解。小微企业虽然贡献了GDP的相当一部分，但能够获得的额度非常少，所以只能通过影子银行等方式来获得资金，而这又使得其金融风险进一步累积。

　　（3）铁路运输服务效率偏低。近年来，高铁的发展使得我们出行更加方便，但是货运方面的改革仍然滞后。1985年，铁路货运量与货运周转量达到17.53%和44.25%，而2019年下降至9.18%和15.09%，这其中固然有长期以来的大宗商品运输需求下降、公路、航空等替代品发展较快的原因，但也无法掩饰铁路运输服务内部存在着供需结构失衡、管理水平低下、制度安排不完善等问题，使得物流成本居高不下。

　　（4）教育、医疗等民生产品供给短缺、不均衡。我们一直倡导改革民生产品供给的高度失衡，这次流动性释放以后学区房进一步上涨就来自于这种高度失衡，这背后的原因是垄断和短缺。教育、医疗等民生产品应由政府垄断供给的理解，来源于错误地将其完全归类为公品范畴，但是它既不满足排他性原则，又不满足竞争性原则，更多是私人品的性质。

　　（二）需求端：改革迟滞导致收入差距扩大、极化效应严重、内需拉动不足制约“双循环”格局的构建。

　　（1）收入差距扩大。近年来收入差距总体上处在高位，财富差距则更为明显。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行，虽然最近几年在原来基础上有所回升，但依然不够乐观。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收入差距也在明显拉大，尤其是在疫情之下，这种情况下要想真正刺激内需是比较难的。

　　（2）地区极化严重，尤其是南北差距，东中西差距也进一步拉大。这种现象的背后是营商环境、人文环境、制度环境等因素，这自然会引发“孔雀东南飞”的现象。

　　（3）供需结构失衡。当前中国消费表现出增长乏力的特征，但实际上主要问题不在需求侧，并不是中国整体国民收入增长的不足，而在于供给侧问题：一方面是收入分配不均，另一方面是消费品供给结构和消费结构不匹配，目前我国国内生产的产品质量、品种结构和安全标准方面很难适应发展过程中需求的变化，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脱实向虚。

　　判断七、以要素市场化为核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能够破解政策尴尬，而且能够实现激发改革活力、推动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效果。

　　政策尴尬表面上是货币问题，实质上以要素市场化为核心的改革滞后所导致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牛鼻子，那么就不仅能够破解政策难题，而且能够真正通过深化改革激发经济活力，促进实体经济恢复，推动经济长期健康发展。要素市场化的改革，不仅能够破解政策尴尬，而且能够带来一系列的改革联动效应。相反，如果改革迟滞，将带来一系列的衍生风险：创新能力难以有效突破，金融市场发育难以提速，劳动力流动障碍难以有效缓解。

　　我们的总体思路为：第一，短期内高度关注政策的非意图领域，合理制定政策，细化政策措施，并对土地市场、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进行相应监管，缓解目前的政策困境。第二，长期来看要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核心，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加速营商服务公平化、加速公共服务均衡化、打破行业壁垒、深化金融体系改革等来破解政策尴尬难题，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体来看：

　　（二）长期来看，推动土地市场化改革、金融市场化改革、民生产品市场化改革、交通能源和劳动力市场改革，以及更深层次的制度改革，包括产权制度、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反垄断监管等，从而使得宏观经济能够稳定、快速增长。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连平指出：第一，大类经济数据有强有弱，整体存在明显的不均衡。从目前公布的数据来看，出口和工业增加值增速较高，而投资和消费表现一般。从投资构成来看，固定资产投资主要依靠房地产投资拉动，基建和制造业投资增速仍然处于低位。从环比数据来看，消费也出现了增速走弱和不稳定的现象。第二，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和消费可能较快回升。制造业投资方面，国际市场和国内需求总体处在回升状态，企业补库存需求明显增加，民间投资增速由负转正，带动制造业投资向好。基建投资方面，去年各级政府发行了大规模的债券，今年投入速度可能会加快，再加上今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因此也可能会有重大项目向前推进，所以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在未来一段时期将会保持回升的态势。消费方面，如果未来疫情能够进一步好转，尤其是疫苗接种覆盖范围越来越广，到了三、四季度，我们可以期待消费的进一步回升。第三，中国当前经济发展存在的隐忧。我国经济运行趋势总体上是乐观的，但还是要看到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1）随着全球供给能力快速回升，国际市场对中国工业产品的强劲外需可能在未来一个时期内被部分替代。（2）人民币升值、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为中国经济带来成本上升的压力。（3）房地产投资可能会因为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而有所放缓。

　　中山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湛主要从通货膨胀预期和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两个方面发表了见解。他认为，去年经济主要遵循疫情冲击下全球财政货币政策大宽松来兜底的运行逻辑，而今年会相对复杂一些，需要根据疫情防控、经济恢复和内外政策收紧速度来综合分析。就对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影响而言，目前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大宗商品价格何时到顶，二是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达到2%的速度有多快。第一个问题直接影响到国内通胀传导的压力，上游原材料维持高位的时间越久，下游提价进而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的可能性也越大，而这时国内经济政策被动收紧的概率也就越大，从而对国内经济和资本市场产生不利影响。第二个问题会直接影响到资本市场的表现。从市场各界预期来看，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会在今年年底达到2%。如果利率抬升速度太快，那么第二或第三季度就会出现超预期的利空因素，在短期基本面情况改善相对有限，而无风险利率迅速抬升的情况下，资本市场杀估值的利空因素就很强。其他方面，如果没有爆发地区剧烈冲突，并且中美博弈没有大幅升级的话，国内外经济基本面复苏仍然是今年的主线。未来我国宏观经济的主要风险点是债务泡沫问题，随着今年纾困政策逐渐退出，信用风险将有所上升，2021年和2022年是债券到期规模最大的两个年份，违约率可能会明显上升。再加上今年上游原材料价格明显上涨，实体经济和下游企业面临了更多的困难，产业债和高杠杆房企都面临着债务压力，此外，北方和西南地区部分省市的城投债也存在着较大的债务违约风险。从国外来看，目前美国已经出台了1.9万亿美元的巨额财政刺激计划，我们需要警惕它对中国国内的输入性影响，尤其是资产价格调整对中国资本市场产生的联动效应。

　　瑞信私人银行亚太区陶冬认为，从今年第二季度开始一直到年底，全球会面临新的大规模的经济反弹，这主要是因为：（1）供给端的反弹。疫情爆发后的封城堵路和增大社交距离等防控措施导致了生产活动大幅受限，随着疫情形势趋缓，供给端一定会出现V型反弹，下一轮V型反弹已经开始，到第二季度在全球范围内会更加明显。（2）需求端的反弹。需求端反弹明显弱于供给端，这和各个国家的资产负债表有着直接的关系。中国的消费者资产负债表状况相对好一些，所以我们看到旅游、电影都出现了明显的反弹。相对来说，美国消费者的资产负债表较差，因此抗击疫情和消费复苏的能力是相对较低的。总体来看，资产负债表的修复所带来的消费者复苏的过程是比较缓慢的，呈现出U型复苏的态势。关于通货膨胀的预期，全世界范围内都会出现通货膨胀，中国会稍微好一些。究其原因，其一是基数效应，其二是能源价格和原材料价格反弹所带来的成本推动。关于通货膨胀，中美两国的观点是不一样的，美联储认为这是短暂的，而我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不急转弯”，可以认为是“不急”、“有拐弯”，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在逐渐收紧。中美双方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方面走出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这会对两个国家短期的、周期性的增长趋势以及资产价格走势产生影响，同时从中长期来看也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中国已经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从危机应对的状态，转变为更加正常化的、聚焦于结构性改革和转型的状态，长远来讲这是一件好事情，这为中国在经济结构性转型上打开了一个窗口期。

　　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郭磊认为，从2021年1-2月的经济数据来看，工业增加值表现较好，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尤其突出。这一方面与中国经济的韧性有关，另外一方面来源于多元因素的驱动。微型计算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载货汽车、挖掘机、铲土机、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等工业品增速均超过100%，它们背后分别代表了需求端的几种力量。微型计算机主要代表外需，新能源汽车主要代表对C端消费的新型消费，载货汽车、挖掘机、铲土机代表基建和地产，工业机器人代表制造业设备升级。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经济多元驱动的特征十分明显。除了这些积极因素，美债收益率和粗钢去产量可能会给国内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美债收益率在某种意义是全球无风险收益率和风险资产定价的一个锚，美债收益率从短周期来看大概是每三年一轮，与库存周期的特征有类似之处。目前，美债收益率已经反弹到1.5%-1.6%的水平，依然是每一轮周期的低点位置，因此比较确定的是，至少未来三到四个季度美债收益率会继续震荡上行。另外，工信部明确提出今年的粗钢产量要实现同比下降，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历史上粗钢产量负增长的时候很少。我们之所以要减少粗钢产量，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背景，其一是碳中和，这与我们的发展战略有关，其二则与上游的定价权有关。过去十年三轮铁矿石价格的上涨都给钢铁企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如果未来粗钢产量下降，中国定价的工业品价格上涨，那么这会为国内的通货膨胀和流动性带来不确定性的因素。

　　连平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政策建议。第一，货币政策方面，要落实好中性基调，同时及时和市场进行沟通，监管方面要更多地将比较明确的政策目标告知市场，对于市场所出现的对于波动预期的敏感反应，要及时出手，使得市场预期能够保持平稳态势。第二，2020年实施的特殊时期的政策要有选择地退出，也就是要逐步退出。第三，房地产市场方面，在调控局部地区房价上涨压力、控制房地产泡沫的政策措施上需要有更多的针对性，一方面需要适度控制需求增长，另一方面在供给端也需加大力度，尤其是增加大城市土地供给，并且对于大城市房企也要在信贷社融方面给予合理支持。第四，加快农村要素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流转，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提升农民消费能力。

　　李湛认为需要重点关注两个方面：其一，为了稳定市场预期，要避免在经济复苏尚且脆弱的阶段突然收紧流动性，进而引发各种风险；其二，去年特殊时期的政策在经济步入正轨以后大概率会有序退出，如果下半年政策收紧力度加大，引发信用风险上升，尤其是对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市场造成影响之后，有可能会导致货币政策的回撤。去年监管给房地产划出了三条红线，房地产发债规模大幅收缩，导致恒大、华夏幸福等大型房企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问题，甚至出现了债券违约。去年城投债增速超过50%，民营企业净融资也由负转正，然而在四季度政策边际收缩以后，民营企业债券净融资又出现负值。因此，一旦货币政策收紧，包括城投债、产业债、地产债都将面临巨大的压力。所以，在货币政策收缩时，一定要保持缓和性，吸取前期经验，避免“误杀”我们需要扶植的制造业、民营企业等。

　　陶冬认为，经济修复的关键点在于中小企业和房地产行业。在疫情爆发之后，企业资产负债表承受了巨大压力，国有企业受到了银行和资本市场的双重支持，而真正的承压点和复苏的关键点其实是中小企业，中国经济什么时候能够完全摆脱疫情的冲击，取决于中小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怎么修复，这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精准施策。另外，政府反复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从供给侧来看，在房企“三条红线”下，房地产企业的融资能力，尤其是民营房地产企业的融资能力和再融资能力受到了巨大挑战，我们要注意不能让这种现象转变为系统性风险。从需求侧来看，主要还是理顺发放住房的限制性条件，不让某些资金直接进入房地产市场，那么相关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

　　郭磊建议货币供给回归中性，金融政策相对收紧，财政政策保持弹性。从今年来看，货币供给回归中性是一个基本原则，但是前两个月信贷和社融稍微偏高，如果三月份仍旧维持高位的话，那么一季度又会形成一个高点。因此，相信政策方面在三月份还是会有一定的控制。金融政策历来有三个敏感点，分别是房地产、地方融资和影子银行，今年这三个点应该是偏紧的。财政政策方面，在经济复苏并不特别牢靠的前提下，财政政策不能明显收紧，这也是我们常说的政策“不急转弯”，要转弯，但要保留一定的弹性。就财政政策的投向领域来看，我们都是指向C端、居民端的减税和民生等重要领域，但就整个财政体系看，基建的作用也不容忽视，这是因为基建是存在典型外部性的领域，我们要客观看待这样的类公共品能够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用财政政策继续去引导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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