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我们能不能真正地在经济哲学上把市场所要的自由竞争和社会化生产所要求的自觉规划统一起来。在机制上，如果我们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真正处理好，那么中国特色宏观经济学在世界上就能立得住。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提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基本制度下的经济理论哲学问题、价值取向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社会上对于我国经济形势的认识出现了一些新看法。这里，我主要从中国的特殊性出发来探讨三个问题。

　　全球自进入反危机大潮流后，社会上对政策方向的选择看法都不太一样。从我国实践来看，同样存在着一些争论。这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是我国这次反危机政策主张是不是出台晚了？这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问题。我国经济在2007年、2008年还是红红火火的增长局面，这种发展阶段的增长态势与其他国家不同。因此，2008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政策目标是“双防”：第一防通货膨胀，防从结构性通胀转为总体性通胀；第二防过热，防经济增长过快而导致的过热。这两方面是相关联的，如果目标是“双防”，那么宏观经济政策就应该全面紧缩。可是，这样紧缩到了2008年五六月份，我们就感觉到情况不对了，所以等各种数据出来以后，就做了相应调整，即不再强调“双防”，改为“一保一控一调”：保增长，控物价，调结构。物价问题还是没有从宏观调控目标当中删除掉，双重目标是“保增长、控物价”。我国线年第四季度。所以，我国反危机政策出台时间比全球性的反危机举措，大概晚了有半年多。

　　二是我国这次反危机政策是不是猛了？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原因与美国、欧洲、日本等不同。世界发生了金融危机的情况大多是金融体系崩溃了，而实体产业没有大问题，是在货币市场失衡的情况下，有货币需求而缺乏货币供给。可是我国是什么情况呢？世界经济衰退导致我国出口受挫，造成内需产能过剩。在这种情况下，我国银行体系本身并没有问题，可是实体产业没有有效的货币需求，所以我国的失衡方向和世界经济危机下的失衡方向是相反的——世界经济是有货币需求而无货币供给，我国是有货币供给而无有效的货币需求。因此，对我国来说重要的是培育对货币的需求来刺激实体经济，对西方国家来说重要的是增大货币供给，往流通当中砸货币。但是，我国采取的政策却和西方反危机政策差不多，大量地向流通当中注资，其结果是实体经济没有有效的需求，使大量的货币滞留。所以，有人就提出了我们的货币财政政策刺激是不是过猛的问题。

　　三是我国退出反危机政策是不是早了？我国是在2010年10月宣布从反危机的政策轨道上退出的。退出以后，我国面临反危机过程中成本消化的一系列困难和进入新常态以后经济失衡的新形态。这其中既有客观的经济周期性的原因，也有复杂的、不确定性的宏观政策作用，实际上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期，后危机阶段对于反危机政策成本的消化期，经济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克服的阵痛期“三期叠加”。相对于更为复杂的经济失衡特别是“双重风险”并存的新失衡，因而有人就提出我国退出反危机政策是不是过早了。

　　以上三个方面背后实际上都有我国特殊的国情。我们要认清我国反危机政策与其他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别，注意总结经验，然后将其上升为经济学说和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到1998年。这个阶段除了个别年份，总的来说，我国通货膨胀压力比较大，宏观政策长期紧缩。第二个阶段：从1998年到2010年年底。这个阶段除了2002年到2007年之外，在宏观上主要是内需不足，再加上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的前后冲击导致增长动力匮乏。因此，我国主要的宏观政策是扩大内需，我们叫“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2008年进一步提出“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三个阶段：从2010年年底到现在。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我国宏观经济进入了失衡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既有通胀的潜在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严峻威胁，是双重风险并存。

　　当前，在双重风险并存的情况下，我国该怎么办？发达国家在上世纪60年代末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但是从70年代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积累的问题很多，经济理论也做出很多调整，现在看来也很难取得系统性的经验总结和统一认识。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在宏观调控方面面临着全面、深刻的挑战，这时从总需求方面入手可能是无解的。所以，我国引入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不仅是对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特点的思考，而且是对我国宏观经济认识的深化。

　　其一，如何处理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需求和供给的关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需要需求侧的政策，而且要在两个方面协调好。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一定的有效需求作为前提；另一方面，需求在短期之内要适度扩张，要对经济有适当管控。

　　其二，如何在体制上处理好供给侧结构性管理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政策有一个很大不同，就是供给侧的政策直接影响的是生产者，而需求侧管理政策更多影响的是消费者，刺激的是需求者或者购买者。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两个问题：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直接影响的是企业，而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权利在经济和法律制度上得不到充分保障和尊重的话，那么就可能导致政府对市场主体行为的过度的、随意的干预，甚至可能退回到计划经济去。二是我们能不能真正地在经济哲学上把市场所要的自由竞争和社会化生产所要求的自觉规划统一起来。在机制上，如果我们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真正处理好，那么中国特色宏观经济学在世界上就能立得住。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提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基本制度下的经济理论哲学问题、价值取向问题。

　　其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目标如何衔接的问题。需求侧管理带有一定的短期性，供给侧管理一定是带有长期性的。供给侧管理更多的事情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相对而言，地方政府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作用空间会更大，因为需求管理对地方政府来说有限，货币不归你管，赤字不归你管，你能做什么？但是供给侧不一样，在供给侧调结构过程中，改善这个地方的教育结构，改善这个地方的资本投入结构等都属于供给侧，所以地方政府可以发挥作用的空间非常大。但是有一条，地方政府官员需要有长远的观念，不考虑长远就是不作为，所以供给侧管理实际上是要求地方政府官员对当地长期负责，这对他们的责任心提出了更高要求。

　　总之，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有自身特点，无论是反危机政策、新常态下的失衡特点，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具有中国特色，而这种特点实际上都来源于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