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对正统经济学持批判态度的学者的观点，正是因为它们与萨伊定律相悖，这些看起来比较抽象的发现才有了突出的实际意义。它们削弱了那种总是将失业归咎于工资太高并只能通过削减工资来消除的惯常认识。斯拉法对于古典主义方法的重新形式化被葛瑞格纳尼、帕西内蒂(1930一)、尼瑞·萨尔瓦多瑞(Neri Salvadori， 1951一) 、贝特兰·谢福德(BertramS chef old， 1943一) 、伊恩·斯蒂德曼和克里斯丁·比达尔(Christ in Bid ard， 1948一) 等做了进一步发展。在2015年出版的《完全产业均衡》一书当中，阿里哥·欧珀切(Arrigo O pocher，1954一)和伊恩·斯蒂德曼表明，在现在的微观经济学课程中所教授的传统投入品需求和产出品供给的长期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这种理论建立在一次只能改变一种价格的假设基础之上。但是，这是不可能的：第一种商品价格变化后，至少有其他的价格也必须变化。但是，一旦开始考虑这一点，使用一种投入品的数量并不总是与其价格负相关的这种关系将会变得很清楚。换言之，通常假定的一种投入品(劳动力、原材料等)的需求曲线与这种投入品的价格之间存在负弹性的观点就不能成立了。

　　自古典主义学者开始进行系统性的经济分析起，增长和发展就已经位列经济学的中心议题了。然而，其实质内容随着时间流逝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在亚当·斯密的作品中，增长和发展被认为是紧密相连的，并且是经济内部的内生力量起作用的结果，不过在20世纪初期，对于这一问题的一种新的视角逐渐开始变得重要。这一视角关注的是(数量性)增长，不考虑(质量上和结构上的)发展，并且认为增长主要是外生力量的反映。这一变化的结果是罗伯特·索洛(在其1956年的一篇论文中)发表的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这尤其是针对哈罗德在这一领域中所做的工作进行的一种反应。在同一年，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特雷弗·斯旺(Trevor Swan，1918一1989)也发表了一个相似的模型。分析这一问题的斯密主义方法和索洛方法存在差异，这可以通过他们如何对待影响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因子进行说明：

　　斯密基于不断深化的社会劳动分工讨论了技术和组织的变化，并因此将其既看作经济发展的结果，也视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量，索洛认为技术进步的速度是系统之外给定的，他将其视为一种外生变量：技术进步如同“上帝的礼物”一样从天而降。在斯密看来，资本积累通过扩张市场的范围，促进了劳动分工的不断进行，并带来了新的商品、新的生产方式，以及结构变化(从农业到制造业、商业和国际贸易)。在索洛的宏观经济学方法当中，更多的“资本”仅仅意味着更多同样的东西。在斯密看来，人口的增长是由内生决定的，反映了在其中起作用的经济、社会和制度性因素，而索洛认为，人口增长率是外部给定的，因此被当作一种外生变量对待。

　　斯密模型的目标是对所考虑的这两种生产要素之间有着大量替代机会的例子进行分析，即同质性劳动力和同质性资本之间的替代。相反地，哈罗德假设的是一种相对刚性的投入比例。索洛依据一种特定类型的宏观经济生产函数描述了技术的各种可行性，这就是以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科布(Charles Cobb，1875―1949)和保罗·道格拉斯(Paul Douglas， 1892一1976)名义命名的所谓的科布一道格拉斯方程：Y=AKL“， 此处A和a为给定的(正的)参数。

　　值得注意的是，在19世纪的晚期，克努特·维克塞尔和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威克斯蒂德(PhilipWicksteed，1844一1927)的著作中已经分析了这一方程。土地被假定为是“资本”的一种，因此不再会在这一争论中发挥任何独立的作用。科布和道格拉斯采用这一方程形式并不是为了表达任何有关生产的理论关系，而是为了模拟那个时代的一种特征性事实：国民收入当中利润份额和工资份额的相对固定性，前者是由参数a给定，后者是由1-a给定。如果像索洛一样将其解释为生产函数，科布和道格拉斯方程表现的是相对于资本和劳动力这两种要素的不变规模报酬，以及正的但递减的边际生产率。

　　索洛假定经济在任何时候都处于动态均衡当中，这就意味着所有市场都是同时出清的，因此劳动力是完全就业而资本被充分利用。正如索洛强调的，这是一种对于经济增长的“直绳视图”(straight rope view) 。他以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管理成功地稳定了经济为基础验证了这一观点。给定这些前提假设，经济将会如何随着时间而增长呢?既然所有的生产要素都总是充分利用的，那么国民生产总值(GNP) 的增长是由劳动力和资本这两个做出了贡献的要素的增加所决定的。劳动力的数量被假定为以一种外生给定的固定速率增长，即“自然增长率”l，而资本存量的增长是由经济人的储蓄行为控制的。依据萨伊定律，索洛假定所有储蓄都被用于投资(也就是说，在他的模型中并没有单独的投资方程)。他在一种简单的比例性储蓄函数的基础上开展了他的分析，这一函数可以明确地被写作：S=sY=I=△K。

　　因此劳动力和资本存量都会随时间而增长，社会产出也会随之增加。如果资本存量恰好比劳动力增长得更为迅速(或相反)，资本将会变得相比劳动力更不稀缺(或更为稀缺)，那么其边际生产率将会下降(上升)，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却将会上升(或下降)。然而，这对于资本积累产生了一种削弱(或强化)的效应。其结果是，资本存量和社会产出的增长率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收敛到一种外生给定的劳动力增长率之上。在所谓“稳态”的状况下，所有的速率都会相互一致，并且等于自然增长率1。

　　因此，认为长期来看索洛模型中的增长并没有得到解释而是从外部给定的，这并不会造成任何误导。索洛的模型及他自己做的实证检验引发了一类庞大的名为“增长会计”的文献。在资本存量、就业的时间序列和观测到的要素份额(利润比例和工资比例)的基础上，假定其模型是正确的， 索洛用这一模型来预测在其分析的时间段当中的GNP增长率应该是多少。然后再将这一假设的速率与实际速率进行比较，他惊讶地发现是前者显著地低估了后者。按照考察的国家和时间段，这种“不能解释的差异”的范围是30%一60%。

　　美国经济学家摩西·阿布拉莫维茨(Moses Abramovitz， 1912一2000)将这一差异称为“对我们的无知的一种测度”。很快，索洛就将其模型的失灵归结为这样一种事实，即技术进步这一增长的动力没有被其纳入考察范围。他将这整个未被解释的差额都归结为是这种力量起了作用，并且因此隐含地认为宏观经济生产函数本身并没有任何问题。他将技术进步视为一个外生给定的因素，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施加它的影响，并且将生产函数Y=f(K，L)替换为Y=F(K，L，)，其中，t代表的是时间，并且被认为是带来技术知识稳定增长的一种工具。在后者的增长率给定的情况下，自然增长率现在包含两个成分：给定的劳动力增长率加上给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索洛模型在宏观经济学和实证研究中依然非常流行。然而，即使在它刚刚发表之后就已经受到了很多的批评。我们已经分析了针对宏观经济生产函数的概念和其中包含的资本概念的反对意见。其他一些反对意见关注的则是这一模型当中隐含的一些预测。考虑两个经济体，一个是发达的，另一个则不是，它们拥有同样的技术知识、相同的储蓄倾向以及一样的自然增长率，但是前者的每个工人会比后者的工人使用更多数量的资本。

　　根据索洛的观点，后一个经济体将会比前者增长得更为迅速并会逐渐实现“赶超”。这一模型因此预测了这两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将会收敛。不过，这通常并没有得到事实的验证。虽然一些欠发达的经济体成功地追赶上了工业化国家，并且少数国家甚至实现了超越(考虑所谓的“亚洲四小龙”)，其他国家在经济增长上却依然落在后面(例如非洲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显然，虽然索洛模型预期的这些要素(资本、劳动力和技术)在经济发展和增长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们也绝不会是唯一的解释，更为重要的是，索洛对它们的定义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可能是站不住脚的。

　　并不仅仅是英国剑桥学派对于新古典主义的批判为我们带来了这一观点，同时那些在20世纪80年代的下半叶开始繁荣的被称为“新的”或“内生的”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也持有这样的观点，尽管他们可能是出于不同的原因。索洛模型的两个紧密相连的方面被认为是需要特别关注的。首先，这一模型缺乏一个关于经济人行为导致人均收入增长原因的微观经济学解释。其次，技术进步不应该被视为是给定的，而应该被解释为个人采取的自利性决策的结果。除此之外的对新增长理论的贡献也基本上接受了索洛式的宏观经济学、充分就业的框架以及对于形成一系列内生机制以推动经济系统向前发展的聚焦的关注。

　　在发表于1986年的名为《报酬递增和长期增长》的论文中，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 1955一) 仔细考虑了企业在创造新的、具有经济学意义的知识上的作用。他认为企业不仅生产商品，而且也在它们的研发部门生产新的知识。通过这种方式，它们意图改善在竞争性环境中相对于其对手的处境。罗默这些思想的重点在于，这些企业创造的新知识是一种准公共商品(quasi-public good) 。这意味着其在消费中并不是竞争性的一个企业在生产钢铁过程中使用的例如贝塞麦炼钢法(Bessemerprocess) 这样的新产业装置， 并不会妨碍其他企业对它的使用——只会暂时地将其他潜在的使用者排除在外。简言之，新的知识迟早会变得广泛可用。虽然初始的时候一项发明只会提升创造这项发明的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但这种产品的公共品特征最终将导致市场中其他企业生产率的上升。在这一点上，我们会再一次遭遇到当探讨公共品时那种“臭名昭著”的市场失灵问题：创新的企业支付研发费用而承担了发明的成本，但是它无法收回所有随之产生的利益(利润)。这成为发明活动的一种刹车装置，会通过过少的研发活动表现出来。在其他公共品的例子当中，政府被要求从次优水平出发提高研发水平。

　　以社会学的观点来看，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这一观点被纳入了对日本企业在世界市场上取得卓越成就的研究当中，特别是针对日本的汽车制造商。在考察日本企业成功原因的时候，日本的通商产业省(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MITI)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日本通产省有效地塑造了日本的产业政策，为企业和大学中的研究活动提供资金及进行协调，并进行了直接投资。玛利亚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 uca to， 1968一)2013年出版的名为《企业家政府》的著作中很好地描述了政府在这方面的作用。这本书运用多个例子(尤其是硅谷的例子)表明，政府的高风险投资可能是商业投资行为的前提之一。目前大家广为接受的无效率政府会妨碍一个有效率私人部门活动的观点至少被认为部分类似于小说的虚构。

　　在1988年发表的一篇名为《经济发展的机制》的文章中，罗伯特·卢卡斯提出了一个与罗默的思想同样重要的观点。他关注的是人力资本的形成及其单独或者与其他变量一起作用的效应。人们将会提高自己的技能和能力，但是在这将会给他们带来更好报酬和更有意义工作的希望和预期的基础上进行的。不过，通过与他人进行交流和合作，他们的知识将会被分享，人力资本也会提高。此时，我们再一次遇到了一种外溢效应或者是自利行为的正外部性效应。同时，我们也再一次地遇到了公共品问题，因为单个的经济人只会收获其对人力资本形成所做投资的部分收益。

　　与新增长理论同时，凯恩斯主义和卡莱茨基主义的方法也被发展起来，其中有效需求原理被扩展到了长期分析中。根据这些方法，这里不存在经济将会围绕一个以劳动力充分就业和资本完全利用为特征的路径运行的预设，如同我们直到现在接触的这些模型一样，在其中我们假设萨伊定律是正确的。这一经济系统被认为在大多数时间都是受需求约束的，供给约束比较少见并且是相当短暂的。

　　有着大量耐用资本品存量(工厂和设备)的高度发达经济体的重要特征是较高的“生产弹性”：通过可调整的产能利用率，他们会对有效需求水平的波动进行灵活应对。出发点是凯恩斯主义的“节俭悖论”：如果这里有储蓄的自动上升而没有投资的相应增加，就会通过有效需求的下降导向衰退。在这个例子中，一个节俭的政策是一种可能引起衰退的政策。另外，如果投资有了自发的上升，那么这会在短期危及有效需求、产能利用率、就业、国民收入和储蓄的上升。在中期和长期，活跃的有效需求将会导致进一步的投资(加速数效应)，这反过来保证了储蓄的增加和较高的资本积累速度，以及经济增长。根据投资和储蓄函数的具体形状，我们会获得不同的“体制”(regimes) ：在“利润导向的体制”当中，较低的工资会通过利润的增加刺激投资活动和增长，在“工资导向的体制”当中，更高的工资通过提升消费品的需求导致更高的增长。相应地，没有万能的(passe-part out)经济政策， 也没有一体适用的方法(one-size-fits-all approach) 在处处和时时产生合意的效果。

　　我们已经阐述到的这些模型，一方面对有效需求、市场结构和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另一方面也对经济中的货币和金融领域与实体经济领域之间的互动进行了分析。最近分析的焦点转移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的“金融化”上，也就是说，金融部门相对于工业和其他生产性部门的重要性急剧上升。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一发展趋势已经被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 rding)在其1910年的《金融资本》一书中预见到了。对这一类文献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有奥地利人约瑟夫·斯丁德尔(Josef Steindl， 1912一1993) 、印度经济学家阿密特·巴哈杜里(Am it Bhaduri， 1940一) 和美国经济学家斯蒂芬·马格林(Stephen Mar gl in，1938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