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曾对“中国特别重视经济增长”这一现象感到不解。其实，只要对中国近代史略加考察，就不难找到答案。原因在于，自晚清以降，“寻求富强”始终是中华民族的首要目标和最大共识。

　　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洋务派开出的药方是办军工和兴实业，办军工是为了自强，兴实业是为了求富。在洋务派看来，中国的落后仅在器物层面，而中华典章制度仍为世界最优，其主张便是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是，甲午一战，中国竟败于“蕞尔小国”日本，事实证明洋务派的办法并未奏效。于是，主张君主立宪的维新派及主张共和的派遂将矛头指向制度，最终派胜出，废除帝制走向共和。虽已成立，却内有军阀混战、外仍丧权辱国，慢说国家富强，救亡才是更加迫切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分子进一步将中国落后的根源溯至文化，“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由此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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