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旗帜性人物，对宏观经济的潜心研究和建议在长时间里持续产生影响力。他治学严谨、勤奋，在百家争鸣的经济学界，他始终以前瞻性视野和价值中立态度，发表独到见解。作为经济学家，他关心时代前沿命题，致力于将所学与更广阔的社会相联系。作为高校管理者，他坚持大学建设应“走出象牙塔”，增进对外交流。他联合多位学者创办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为政府、业界建言献策，让高校研究成果服务社会。

　　作为长期研究宏观经济的经济学家，刘元春一直密切关注中国经济的走向，这份学术坚持从学生时代起就未曾改变过。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他留校任教，在2016年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今年5月，他又有了新身份——上海财经大学校长。

　　尽管行政职务有所变化，但刘元春对于经济学者的理解并未改变。“经济学是入世之学。”如何回应时代的问题，尽量价值中立地为时代给出建议，是他作为学者希望完成的使命。

　　自5月调任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后，刘元春变得更加忙碌。“行政管理职能加倍了，基本上以办公室为家，工作时间要比以往多很多。”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从北京到上海，对他来说是一次不小的转换。上大学后，刘元春大多时间在北京度过。1989年，来自四川大竹的刘元春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在获得经济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随后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2016年11月起，任副校长。

　　在就读时，刘元春就对西方经济学理论非常熟悉，加上他是经济学专业出身，对东西方差异和中国经济的特色深有体会。“高屋建瓴”是多位曾与刘元春共事者对他的评价。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刘晓光与刘元春合作过多篇论文和论坛报告，对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风格尤为了解。“在国际比较视野和理论对撞中，可能更容易形成他在经济思想上更高的站位。”刘晓光说。

　　2002年，刘元春所著《国有企业的“效率悖论“及其深层次的解释》获“第十届孙冶方经济学优秀论文奖”。刘晓光认为，该研究的亮点在于，在分析国企时，大家都觉得国企效率低，但没有从宏观层面考虑效率问题。此后，刘元春针对通货膨胀开始持续研究，也是出于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分析，并在通货膨胀研究领域产生影响。

　　在时，刘元春是学校宏观经济研究的旗帜性人物。“他很关注国际前沿，我们在写宏观战略报告时，他总是强调要关注国际，关注金融，否则宏观研究容易陷在自己的体系中，得出有偏差的结论。”刘晓光说，“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开放经济体，国际形势的变化对我们会有很大影响。”

　　刘元春潜心研究宏观经济多年，也经常参与各种讨论，视野开阔。“有时候我们容易陷入细节中，关注的是研究细节如何优化，忽略了大方向和整体视野，反而容易偏颇，但他总能关注大局，这是很独特的地方。”刘晓光说。

　　学术研究通常分为纯理论研究和现实导向的研究，刘元春倾向于从现实问题出发。“经济学是入世之学，不是出世之学，入世是基本的治学之道。”他认为，经济学家要通过学理化的训练，给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他欣赏如凯恩斯、马克思这样的经济学家，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都奋进在时代最前列，给出了针对时代问题的建议。

　　2022年4月，在中央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刘元春就依法规范和引导中国资本健康发展进行讲解，提出了工作建议。“为时代给出学理化的答案，是我们作为学者的一种使命。当然学理化的答案有可能与业界、政府有所差别，但可能正是这种差别给予经济的实践者和政策的执行者参考意义。”刘元春说，“同时，我们也通过实践的结果，来不断地修正我们既有的判断，从而产生知识性的创新，这是完全互动同步的过程。”

　　将学术与现实相结合，不仅是刘元春的治学之道，也是治校理念。刘元春格外重视学界和业界、政府的交流。今年5月17日，刘元春转任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党委。“从北京到上海，地方文化完全不一样。另外从副校长到校长，承担的责任也不同了。”刘元春说。

　　经济学领域有个非正式的说法，学术观点有着“南北”之分，即以北京为代表的北方经济学和以上海为代表的海派经济学。刘元春认为，即便是在上海的经济学领域，不同学校也有着区别。“上海的经济学研究可能在经济基础上思考得更为系统，更为深入，思想观念也更加多元化。”

　　调任上财校长后，刘元春要考虑的是如何管理好一所大学。上财与都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体，但也有不同之处。刘元春认为，上财作为以财经专业为核心的高校，在主流学科上发展得很好，但在其他学科尤其是通识教育上，与综合大学有一定差距。“如何在专业高校中构建高水平的通识教育体系，是目前正面临的难题。”

　　刘元春上任后，首先是提升学科建设，制定了一流学科特区方案，以此提升上财的主流学科在双一流高校中的地位。此外，他希望通过财务挖潜来解决疫情导致的学校财务方面的困难，同时激励干部教师奋发有为，这其中也包括增进对外交流。

　　出任校长半年多，刘元春多次出席学校对外交流活动。2022年7月，他走访富国基金、东方证券、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随后上财分别与其开展深度合作。

　　“上海财经大学需要战略上的调整，要让教师和学生在财经领域更具有引领性，这需要学校的教师走出象牙塔，真正融入到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间，与参与当前国家建设的行业精英讨论交流。”刘元春说，“通过广泛的社会参与和积累的知识，给予学生最佳的培养方案，这样我们的学生才会站在时代的前沿来思考问题。”

　　即便是经验丰富的经济学者，在分析现实时也会面临“拿不准”的难题。为什么经济学有时候预测不准确？刘元春认为，经济学有天然的缺陷。“大量的经济学原理都是从假设经过推导成为命题，最后通过检验形成基本规律，这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但经济学最怕理论假设与现实脱节，如何使命题的假设前提与现实条件相吻合，需要经济学家真正了解政府决策的规律和现实发展的具体情况，不能教条化。”

　　2015年，中国经济开展“去杠杆化”。中国经济长期依赖于信贷的增长模式，去杠杆开始后，政策突然转向对经济的短期影响尤为明显。刘元春在2016年提出，债务增长究竟是经济增长的催化剂，还是债务危机的前兆？此后，他和刘晓光合作了数篇有关杠杆率的论文。刘晓光在2015年获得北大经济学博士学位，随后入职国发院，与刘元春共事。2018年，他们的第一篇论文，关于杠杆率对经济增长与衰退的研究，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他们又从企业的微观视角观察杠杆率，发现去杠杆反而加剧了企业的流动性风险。随后，他们又从金融监管的角度考虑如何优化去杠杆政策。

　　从论文想法的诞生到论文实际发表有数年时间，但他们的研究仍然具有前瞻性，提出的问题在数年后仍然是当时的矛盾点。几年来，杠杆率系列论文在知网的下载量超过2万次。这些面向现实问题的研究也或多或少影响了现实的进程。论文发布后，他们也会报送内参。在201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就对去杠杆发布了优化政策，例如对制造业要增加中长期。

　　刘晓光回忆，在这几篇论文中，刘元春的站位很高，对问题看得比较远。在刘元春提出一个想法后，他负责把想法具体落实，通过实证研究深入分析问题。最后，他们合作的系列文章，都是以刘晓光作为第一作者发表。“他很支持年轻人，加上年轻学者有论文的考核要求，他很尊重年轻人产权。”刘晓光说。

　　为更好地让学术影响现实、服务社会，2006年，刘元春和时任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中诚信集团创始人毛振华，共同创办了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论坛从最初发布对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和预测的季度报告、年度报告，逐渐发展为有月度报告、专题报告、国际和理论思想等六大版块的高校智库，每年会推出50多期专业报告，关注当前最重要、最热点的问题。

　　在论坛创办初期，最核心的年度宏观经济分析和预测报告，基本都是由刘元春作为主报告人完成的。由于宏观经济报告涉及领域广泛，每次年度报告篇幅都在百页以上，十分耗费心血。“刘元春老师治学非常勤奋，很多宏观报告的PPT都是他自己做的。”CMF秘书长杜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过去16年，CMF持续对外输出宏观经济分析报告。回溯这些报告，刘晓光认为，对过去的经济形势判断还是总体准确的，包括新常态、中高速增长的阶段转换，在大阶段的变化上，刘元春的判断基本是准的。

　　不过也会有偏差。“2020年发生疫情，这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也对经济影响非常大。包括2022年疫情再次扩大，所以有的时候也不准确。”刘晓光说，这需要研究上的不断优化和改进。“我们在考虑对外生事件做专门的分析，除了疫情这类太过特殊的事件外，一些外生事件还是会有迹象的。比如说外部的金融危机是可以分析的，美国、欧洲经济形势变化对中国经济影响很大，我们也需要时刻关注。”

　　学界内部的交流也能让研究更为准确。刘元春认为，CMF是一个平等开放的团队。“虽然每个板块都有负责人，但负责人并不一定要作报告，而是谁有想法、有积极性，就可以做主报告人。”CMF举办了大量的论坛，由于原则上没有报告就不举办论坛，所以每一场论坛都会有一个学术性的报告，同时邀请业内专家点评。

　　这是一个开放的团队，对于不同观点也很开放。刘晓光加入CMF后，一直协助刘元春作宏观分析报告。在他印象里，业内专家点评都很专业，也时常会有批评意见。2020年，刘晓光开始担任年中报告的第一作者兼主报告人，他记得，当时有嘉宾觉得他的观点不够犀利，问题还能提得更精确些。有了讲真话的嘉宾参与，宏观报告也得以动态优化。

　　作为高校智库平台，CMF也致力于为国家建言献策，希望通过论坛的形式让大学服务于社会。作为高校教师自主建立的论坛，CMF报告都以个人意愿为主，而非强制参与，同时也没有任何特殊的利益追求。有人自愿作主报告，其他团队成员则负责分报告，以此支撑主报告。“机制比较灵活，每个人都有参与感，团队里基本每个人都作过主报告。当然，刘元春老师作主报告的次数最多。”刘晓光说。

　　CMF从一开始就定了三条规矩：宏观研究报告应该从中长期看短期，从学院派的逻辑入手，同时要以数据支撑。“现在看来，这三个原则都很对。”刘晓光认为，一方面，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很快，如果只是从短期视角出发，可能政策出台时，经济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在业界，也有券商机构等发表宏观报告，落脚点多在投资建议，作为高校论坛，更应发挥高校教师在学理上的特长，为中央决策提供咨询，同时也为社会公众提供参考。

　　坚持数据支撑也是刘元春在宏观研究时所看重的。政策报告不如学术研究时间长，容易有似是而非的观点，“这样说对，那样说也对，所以还是要有数据上的支撑，在学理指导下不容易犯错误。”

　　刘元春认为，在分析现实时，经济学者应保持平常心，从尽量价值中立的角度给出自己的建议，不能够简单跟风。因此，CMF的报告也不会设置红线。“如果我们提出的观点和政策完全一致，不提供任何的反馈、反思，那么报告的意义也不大了。”

　　在刘元春、杨瑞龙、毛振华所带领的团队共同努力之下，CMF从大学论坛逐步提升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宏观经济智库。CMF每年的宏观年度报告，除了中央关注以外，一些部委和地方政府机构也很关注。杜潇说，“每年都有人来找我们要年度报告，疫情以来年终报告改为线上发布，听众也基本都有百万人次。”

　　刘元春最近和刘晓光经常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过去40多年中国能够实现又快又稳的经济增长。按照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宏观调控可能不是最好的方向，但实际上中国反而增长得不仅快而且稳，通胀和经济增速的波动和西方相比都是偏小的。

　　刘晓光认为，这里边有我们独特的制度基础，也有基于和经济制度基础上的政策工具所起到的作用。在他看来，刘元春很了解中国经济的运行基础，“并不是说中国特殊，而是在这么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总结哪些是我们真正的经验，哪些是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

　　“他（刘元春）认为中国经济崛起，也应该产生中国经济学者的思想体系，他有这样的坚持和信心。”刘晓光说，“中国经济取得发展，如果没有相应的中国的理论，他会认为作为经济学者是失败的。”